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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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 and Separation between Time and Numerosity Representations: Evidence Based on Perceptual Distortions and Two Numerosity Systems
时间和数量表征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长期关注的话题。量级理论(a theory of magnitude,ATOM)认为,时间和数量共享同一个表征系统,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支持。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启动情绪面孔或者增加认知负载时, 时间和数量知觉会向相反方向发生扭曲,这对 ATOM 理论提出了挑战。这些研究通过引入情绪或认知干扰,明确诱导出了时间知觉和数量知觉之间的不对称性。但目前还不清楚,在刺激加工过程中,时间和数量的表征是否会自发地分离。因此,研究一选择了不同的视觉组块刺激来诱导时间或数量知觉的扭曲,探究对于不同的视觉组块刺激,时间与数量表征发生知觉扭曲的方向及程度是否具有一致 性,以此揭示两者的联系与分离。此外,数量知觉相对于其他量感具有独特性,因为数量知觉存在两个小数和大数两个不同的系统,而之前的研究在探索时间知觉和数量知觉联系时往往忽视了这两个系统的差异。因此,研究二在更大的数值范围内操纵了数量刺激,使之能够跨越小数系统与大数系统,以系统探索不同数量系统下时间知觉和数量知觉的联系与分离。
具体而言,研究一选择了共线性刺激、错觉轮廓刺激和生物运动刺激,分三个实验,通过控制数量操纵时间或者控制时间操纵数量,利用恒定刺激法来测量三种视觉组块刺激对时间或数量知觉的影响。如果时间和数量共享相同的表征,那么这种由刺激诱导的知觉扭曲,其方向与大小对于不同组块刺激都应当是相同的。然而,研究一结果显示,共线性会使时间和数量产生同样程度的高估,而错觉轮廓只会导致数量的低估,生物运动则只会引起时间的高估。这一结果表明,时间和数量的联系与分离似乎依赖不同的刺激处理过程,这种联系和分离可能和刺激在时空维度的熵值有关,也可能与特定刺激处理过程中必要的神经架构有关。研究二系统选择不同点数(1 到 20,30 和 40,共计 22 种的不同点数)的图片刺激,设计了两类不同的刺激集(固定点大小及固定点总面积),利用时间二分类判断任务,来系统探索小数及大数系统对时间知觉的影响。假设小数与大数系统对时间知觉的影响是独立的、不相关的,那么数量对时间的影响应该不是线性的,会在小数与大数分界处表现出明确的拐点。研究二借助拐点回归分析与序列依赖分析,在两个刺激集中均发现时间表征和数量表征的联系只存在于小数系统(数量越少,越容易低估时间),而在大数系统中消失了,拐点出现的数值也恰恰位于两个系统分界处。这一结果可能体现了小数系统和一般认知能力的紧密联系,可能可以用序列学习或刺激的信息量来解释。
总而言之,通过系统全面的探讨,两个研究结果均表明时间知觉和数量知觉既存在联系也存在分离,两者的联系与分离依赖特定的情形。共同表征理论无法完全解释这些现象,而信息加工视角提供了潜在的统一解释。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通过神经网络建模来为时间和数量表征的联系提供新的洞见。</p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brand perception of new energy vehicles on purchase intention based on Random Forest
Cross-Species Study of Biological Motion Processing: Evidence from Zebrafish and Dogs
从复杂的外界环境中快速感知和识别生物体的运动,并进一步理解其传达的社会信息,在社会性动物的生存、适应、发展以及社会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剥离生物体的具象轮廓,运动信息仅由附着在头部和一些重要关节上的光点组成的运动表示时,人类和动物仍然可以识别出其为生物体的运动。而当光点运动倒置呈现时,人类和动物对生物运动识别的能力被破坏,表现出生物运动知觉倒置效应。然而以往对生物运动知觉及其倒置效应的研究大多局限在人类和陆生脊椎动物上,而对进化上更古老的低等水生动物则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此外,人类还具备从生物运动信息中提取行走方向、性别、情绪、身份等有助于社会交往的信息,但鲜有研究报告动物是否能够从生物运动信息中提取社会性线索。因此本文以斑马鱼为研究对象探究水生脊椎动物对生物运动的知觉及其倒置效应,以狗为研究对象探究动物对生物运动行走方向信息的加工。
研究一以成年斑马鱼为研究对象,探究生物运动加工及其倒置效应是否存在于水生脊椎动物中。实验一同时在鱼缸两侧给斑马鱼呈现生物运动和非生物运动,以考察斑马鱼是否能够识别同类的生物运动。结果发现,与非生物运动相比,斑马鱼更偏向于在呈现生物运动的缸壁附近游动,也更多地看向生物运动,表明斑马鱼能够区分生物运动和非生物运动。实验二同时在鱼缸两侧呈现正立和倒立的生物运动,以考察斑马鱼是否能够表现出生物运动加工的倒置效应。结果发现,斑马鱼整体上更偏向于在呈现正立生物运动的缸壁附近游动,表明相比倒立的生物运动,它们更偏好正立的生物运动。实验三仅在鱼缸一侧呈现正立或倒立的生 物运动。结果发现,与倒立的生物运动相比,斑马鱼看向正立生物运动的时间显著增多。该研究证明了斑马鱼具有区分生物运动和非生物运动、正立和倒立生物运动的能力,表现出生物运动加工的倒置效应。
研究二以幼年斑马鱼为研究对象,探究水生脊椎动物生物运动加工及其倒置效应的发展轨迹。实验四在鱼缸两侧同时给斑马鱼呈现生物运动和非生物运动,考察了一至六周龄斑马鱼区分同类生物运动和非生物运动的发展轨迹。结果发现,斑马鱼从两周龄大开始就表现出更偏向于在呈现生物运动的缸壁附近游动。线性混合模型分析表明,随着年龄增长,幼鱼靠近生物运动和非生物运动游动的时间呈现出显著不同的发展趋势。实验五在鱼缸两侧同时给斑马鱼呈现正立和倒立的生物运动,考察了四至九周龄斑马鱼生物运动倒置效应的发展轨迹。结果发现,从六周龄大开始,斑马鱼开始更偏向于在呈现正立生物运动的缸壁附近游动。线 性混合模型的分析同样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幼鱼在两侧缸壁附近游动的时间都在逐渐增加,但幼鱼靠近正立生物运动游动的时间的发展趋势仍然显著不同于倒立生物运动。该研究表明斑马鱼在两周龄开始出现区分非生物运动和生物运动的能力,在六周龄开始出现区分正立和倒立生物运动的能力,且两者均对应于显著不同的发展轨迹。
研究三以幼年斑马鱼为研究对象,探究水生脊椎动物生物运动加工的神经机制。实验六在水槽两侧同时给斑马鱼呈现生物运动和非生物运动,利用行为学装置记录斑马鱼的尾动,同时利用双光子成像装置记录斑马鱼脑部神经元的钙信号变化,考察斑马鱼辨别同类生物运动和非生物运动的神经机制。结果显示,斑马鱼的尾动结果未表现出其对生物运动的显著偏好,但双光子成像结果发现相比于非生物运动,生物运动在斑马鱼的视顶盖区域激活了更多的神经元。该研究揭示了斑马鱼视顶盖在生物运动加工中的作用。
研究四以狗为研究对象,探究动物对生物运动社会性信息的加工。实验七采用注视追随任务,以人类行走生物运动和人类转头视频为刺激,考察狗对人类生物运动方向和转头方向的追随行为。结果表明,狗能够自发追随人类生物运动行走方向,且狗对人类生物运动行走方向的追随能力与对人类转头方向的追随能力无显著差异。实验八采用同样的任务,以狗行走生物运动为刺激,考察狗对同类生物运动行走方向的追随行为。结果表明,狗并没有自发追随同类生物运动行走方向。该研究为狗可以提取人类生物运动社会性信息提供了证据。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结果支持了脊椎动物识别生物运动的能力可能起源于进化上更古老的水生动物,表明这可能是一种保守的认知功能。研究结果也揭示了鱼类生物运动知觉发育的关键时间窗口,为今后探索早期生物运动感知能力的神经可塑性提供参考。此外,研究发现狗对人类生物运动行走方向存在特异性加工,暗示驯化可能塑造了动物对人类社会性线索的敏感性,对理解人-动物交互具有启示意义。</p
Cognitive and Neural Mechanisms of How Intergroup Relationships Influence Pain Empathy and Its Prosocial Sharing and Punishment Behaviors
共情是指个体天生所具有的知觉和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它对社会行为和决策起重要作用,并受到观察者和观察对象间群际关系的影响。近年来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一直备受心理学者的关注,但是,以往研究多基于单一群际关系下共情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考察,缺乏对多种不同群际关系下共情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整合探讨;而且,很少在整合框架下考察亲社会行为的正反两面——施助和第三方惩罚——是如何受到相同群际关系和共情影响的;另外,过往共情研究多基于疼痛事件、图片或表情评估研究疼痛共情,没有从行动上考察因此产生的亲社会行为,而且实施亲社会行为的代价与现实差异较大,缺少生态效度;最后,较少有研究探索疼痛感知本身是否会在亲社会行为之后变化,进而影响疼痛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
基于此,研究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将探索不同的群际关系对疼痛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将操控观察者与他人的亲疏程度和受到电击的疼痛强度,诱发对他人的共情,让被试选择不同比例/概率的分担行为来帮助他人减少电击痛苦,以此来探讨不同群际关系对疼痛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其认知和神经机制,验证共情调节群际关系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理论模型;第二部分,将在相同群际关系下考察不同类型亲社会行为——分担行为和第三方惩罚——是如何受到疼痛共情的影响的。在整合框架下研究群际关系影响共情、分担行为/ 第三方惩罚的认知和神经机制。它将有助于我们通过改善群际关系,发挥共情的积极作用,促进亲社会行为,这对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稳定有重要现实意义。
研究一,多种群际关系影响疼痛共情及亲社会行为的认知和神经机制,共四个实验(实验 1 至 4),用 IOS(人际距离指针)体现群际关系变化,分别有陌生人-情侣、陌生人-朋友、最小分组关系(内外群体)三种关系,其中前两种为长期关系,后一种为短期关系;通过不同群际关系探索疼痛感知和共情程度的变化。实验 1 采用多通道电刺激仪,通过电击疼痛比例分担实验范式,考察情侣关系对疼痛共情及疼痛分担的影响,结果发现,情侣关系影响疼痛共情,进而影响疼痛分担,疼痛共情调节情侣关系对疼痛分担的影响。实验 2, 采用多通道电刺激仪,通过电击疼痛概率分担实验范式,考察同性朋友关系对疼痛共情及疼痛分担的影响,结果发现,朋友关系影响疼痛共情,进而影响疼痛分担,疼痛共情调节朋友关系对疼痛分担的影响。实验 3,采用脑电技术,通过电击疼痛概率分担实验范式,探讨朋友关系影响疼痛共情加工的时间进程,结果发现,与陌生人相比,被试对朋友的疼痛评分更高,N2-P2 波幅也会更大,且更倾向于为朋友分担疼痛;另外,在帮助了他人之后自我遭受电击的
N2 波幅变大了。实验 4,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通过电击疼痛概率分担实验范式,探索最小分组关系(内外群体)在疼痛共情上的潜在神经机制,结果发现,最小分组条件下的共同经历会影响亲疏程度。主动为内群体分担疼痛与被动承受疼痛相比,显著激活了视觉处理相关脑区:舌回、枕下回、梭状回和额中回。与内群体情境相比,为外群体分担疼痛时中央后回双侧激活更显著。
研究二,群际关系影响疼痛共情和分担行为及第三方惩罚的亲社会行为的认知和神经机制,共三个实验(实验 5 至 7),从行为、时间进程和空间定位三个方面探索最小分组关系(内外群体)影响疼痛共情和分担行为及第三方惩罚的亲社会行为的心理和神经机制。实验 5,采用多通道电刺激仪,通过电击疼痛概率实验范式,考察最小分组关系对疼痛共情及分担行为和第三方惩罚的影响。结果发现,最小分组关系下的亲疏程度随着共同经历的增加而变化,进而影响疼痛感知和亲社会行为。另外分担行为的反应时快于第三方惩罚。实验 6,采用脑电技术,通过电击疼痛概率实验范式,探讨最小分组关系影响疼痛共情加工的时间进程。 结果发现,疼痛感知在亲社会行为后,P2 波幅更大,同时对他人的疼痛想象会使 N2 和 P2 更靠后。实验 7,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考察最小分组关系(内外群体)下疼痛共情影响分担行为和第三方惩罚的潜在神经机制,结果发现,与分担行为相比,第三方惩罚更多的激活了枕中回和梭状回;在主动承担情境下,对亲疏程度近的一方,前扣带回、中央前回和中央后回激活更强。
两个研究共 7 个实验的结果表明,第一,不同的群际关系影响共情,共情调节群际关系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第二,群际关系影响共情,共情调节群际关系对分担行为和第三方惩罚的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第三,共情的脑电结果表明,P2 波幅增大表明个体在助人情境中对疼痛刺激投入了更多的注意资源,疼痛共情涉及共享表征机制,主动帮助会触发镜像神经元系统对他人疼痛的模拟,从而增强早期情绪反应,另外也说明人的共情-助人神经环路激活;第四,fMRI 结果表明主动为内群体分担疼痛与被动承受疼痛相比,显著激活了视觉处理相关脑区:舌回、枕下回、梭状回和额中回。与内群体情境相比,为外群体分担疼痛时中央后 回双侧激活更显著;疼痛共情影响下的分担行为和第三方惩罚有相同脑区激活,也有不同的脑区激活,分担和第三方惩罚行为都激活情绪传染相关脑区,但是,第三方惩罚更多的激活了枕中回和梭状回;在主动承担情境下,对亲疏程度近的一方,前扣带回、中央前回和中央后回激活更强。第五,反应时结果表明,个体实施分担行为时更果断,而实施第三方惩罚行为时,更犹豫;第六,疼痛感知会在亲社会行为之后变化。这些研究结果系统性阐明了群际关系的影响下共情如何作用以塑造不同的亲社会行为路径,为群际关系、共情、亲社会行为的互相作用提供了一个角度的机制性解读。</p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Young Outstanding Innovation Talents
青年优秀科技人才是科技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他们的心理健康现状有助于更好的培养和管理人才。选取我国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的被托举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三个研究结合机器学习智能算法,针对抑郁、焦虑情绪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探讨不同工作压力源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及机制;纳入心理指标对人才实现创新分类,提出分类干预体系。
研究一刻画了 627 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特征,运用极限梯度提升树 (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模型识别抑郁、焦虑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研究二构建多重链式中介的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探讨变量间的路径关系;研究三通过检索学者的论文归一化影响因子(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FWCI),采用 K-means++无监督聚类算法按照“科研影响力和心理健康”双标准对学者创新分类,用分位数回归阐释不同组别中不同水平心理韧性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特征。
研究一发现青年优秀科技人才呈现三大特征画像:性别比例失衡,超高学历密度,心理健康预警明显,抑郁检出率 24.5%,焦虑检出率 22.5%。XGBoost 模型揭示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依次为固定型思维、阻碍性压力、心理韧性,焦虑的重要影响因素依次为阻碍性压力、挑战性压力、固定型思维。
研究二验证了创造性思维和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固定型思维会放大阻碍性压力的危害,增加抑郁焦虑风险;成长型思维通过心理韧性形成保护链,缓解挑战性压力的危害。
研究三纳入心理指标,将青年优秀科技人才分为 3 类:高风险-低影响力人才(观察组)、低风险高影响力人才(培养组)、高风险-高影响力人才(不平衡 组),揭示了不同水平心理韧性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类型人才中的异质性,并发现成长型思维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在理论贡献上,首次关注青年优秀科技人才群体,揭示了工作压力增益/减损双路径模型,验证了挑战性压力的双刃剑效应,扩展了工作压力-创造性思维-心理韧性的动态模型;为青年优秀科技人才的服务指南提供关键实证指标。在实践价值上,运用机器学习智能算法,筛选出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并纳入心理指标创新了人才分类框架,提出“3 级+3 类+3 维”干预方案,为人才心理健康的生态化防护提供实证依据。</p
Development of a subjective scale for task complexity and its mechanisms of impact on performance
系统复杂程度是人机交互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其中,任务复杂度被认为是影响人类绩效和行为的重要特征。前人研究已经探索了主客观任务复杂度与绩效的关系,但以往研究仍存在主观测量工具不完善、主客观复杂度映射研究不全面、主客观任务复杂度影响绩效的模式与机制研究不充分等问题。因此,本研究计划通过三项研究,开发主观任务复杂度的有效测量工具,考察主客观任务复杂度多维映射关系,并探索主客观任务复杂度影响绩效的模式及其中的中介机制。
研究一通过文献研究、专家访谈(N = 11)和四轮量化分析(N = 1130)开发了全面测量主观任务复杂度的多维通用量表。量表包含 38 道条目,从四个维度测量主观任务复杂度,包括动态性、繁多性、模糊性、限制性。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四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达标;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各维度 Cronbach’s α系数均高于 0.70;效标关联效度良好,量表总分与工作负荷(r = 0.401)、情境意识需求子维度(r = 0.558)呈显著正相关;区分效度良好,各维度间异质-单质比率均低于 0.85;增溢效度良好,在预测情境意识需求维度时, 本量表可以解释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之前单维度量表无法包括的变异;重测信度良好,各维度在间隔 2 周的两次测量间相关均高于 0.70。综上,该量表信效度良好,可以作为主观感知任务复杂度的有效测量工具。
研究二在研究一所开发的主观任务复杂度量表基础上修订简版量表,并进行了跨任务材料组的等值性检验。简版量表共包含 20 道条目,两个子样本(N = 395; N = 473)的交叉验证和总体样本(N = 868)的信效度检验结果发现,简版量表在保留原四维结构完整性的情况下,模型拟合指数均达标,子样本与总体样本的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Cronbach’s α > 0.70),量表与情境意识需求子维度(r = 0.513)、心理负荷(r = 0.337)、单维复杂度量表(r = 0.558)呈显著正相关,效标关联效度良好。等值性检验发现,简版量表满足完全形态等值、完全 单位等值和部分尺度等值,验证了简版量表在不同任务领域的通用性。研究二修订的主观任务复杂度简版量表信效度良好,同时具有跨任务情境通用性和使用灵活性,为接下来的研究三奠定了工具基础。
研究三基于 OpenMATB 航空情境模拟平台开展多任务监控实验,通过操纵模拟平台中系统监控任务的故障发生频率高低、故障顺序是否固定、有无操作优先级,来研究客观任务复杂度的三特征(数量、不可预测性、优先级顺序)与主观任务复杂度各维度的映射关系,以及任务复杂度如何影响绩效。研究三共招募 82 名有效被试,测量变量包括主观任务复杂度、心理负荷、情境意识、情景意识信心、任务信心、绩效等。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三个不同的客观任务复杂度特征交互影响感知任务复杂度及绩效;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1) 主客观任务复杂度间存在复杂映射关系,数量特征主要影响繁多性和限制性,不可预测性特征主要影响动态性,优先级顺序特征主要影响限制性;(2) 感知任务复杂度中介了单一客观任务复杂度特征对绩效的影响,但无法中介多个客观任务复杂度特征对绩效的联合影响;(3) 心理负荷、情境意识、任务信心、情境意识信心是客观任务复杂度特征影响绩效的有效中介变量,存在复杂链式路径,感知任务复杂度通过主观感受变量(心理负荷、任务信心、情境意识信心)间接影响绩效。此外,研究三还对实验中的主观任务复杂度简版量表测量结果进行了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简版量表在实验场景中信效度良好,模型各项拟合指数均达标,各维度平均方差萃取值 AVE 均大于 0.5,组合信度 CR 值均大于 0.7, 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 0.9,再次验证了本研究所开发的主观任务复杂度测量工具的有效性和泛用性。
从理论上,本研究探索了感知任务复杂度的多维心理结构,发现了主客观任务复杂度的多维映射关系,辨析了主客观复杂度预测绩效生效的条件,并首次发现了心理负荷、情境意识、任务信心、情境意识信心的联合中介作用,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基础。从应用上,本研究开发了一套有效的主观任务复杂度测量工具,刻画了其得分对任务绩效的预测模式,可用于工程领域的真实任务评估和人类可靠性分析当中。</p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and the influence of trauma type
世界卫生组织于 2018 年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版》(ICD-11)中,新增了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姐妹病”——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PTSD)。CPTSD 相对于 PTSD 在临床样本中一般存在较高的流行率,相对于 PTSD 有较不良的临床后果,亟需增进对 CPTSD 心理病理过程的理解。
当前关于 CPTSD 的研究多基于潜变量视角,存在重大的理论缺陷。近年来兴起的心理病理学网络理论与方法,打破潜变量理论的局限,从网络的角度对 CPTSD 的心理病理过程作了一定的探讨。然而,目前 CPTSD 的症状网络研究存在两方面问题:(1)结果异质性大,可重复性不足;(2)创伤类型对 CPTSD 症状网络结构的潜在影响尚不明确。本论文针对问题(1)设计研究一,针对问题(2)设计研究二和研究三,以期解决以上两个问题。
研究一采用量化综述方法,提取了 15 篇 CPTSD 症状网络研究的最强边和节点中心性信息并加以汇总。结果显示,已有 CPTSD 症状网络研究中,除情绪调节困难外,CPTSD 的五个症状簇内部的两个症状之间存在最强的关联,“无价值感”是最常出现的核心症状,而创伤类型可能是造成结果异质性的原因之一。
研究二以四川省和贵州省有创伤暴露经历的 14191 名中小学生(平均年龄15.40 岁,男性占比 55.5%)为样本,采用儿童和青少年创伤筛查第二版(Child and Adolescent Trauma Screen 2, CATS-2)量表测量 CPTSD 症状。随后估计自然灾害、致命事故、身体/性侵犯、亲人意外死亡、致命疾病五种创伤类型下的 CPTSD 症状 Ising 模型网络。结果显示创伤类型对 CPTSD 症状间的关联存在影响:不同创伤类型下网络中的核心症状存在差异,自然灾害、致命事故、身体/性侵犯、亲人意外死亡、致命疾病五种创伤类型下的核心症状分别为“失败感”、“回避创伤相关线索”、“无价值感”、“情感麻木”和“无价值感”(致命疾病类型的结果需 谨慎对待);亲人意外死亡类型下的网络结构较为与众不同——人际关系问题症状簇的两个症状仅在该类型下存在最强关联,且该类型下的再体验、回避症状间的个别连接显著弱于自然灾害和身体/性侵犯类型。
研究三采用与研究二相同的数据,基于模拟干预技术识别五种创伤类型下 CPTSD 症状网络的潜在干预靶点。结果显示创伤类型对 CPTSD 症状网络的潜在干预靶点存在影响:自然灾害、致命事故、身体/性侵犯、亲人意外死亡、致命疾病五种创伤类型下的潜在治疗靶点分别为“难以平静”、“难以平静”、“无价值感”、 “无价值感”和“难以平静”,潜在预防靶点分别为“失败感”、“回避创伤相关 线索”、“回避创伤相关线索”、“情感麻木”和“情感麻木”。
总地来说,本论文在总结以往 CPTSD 症状网络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创伤类型对 CPTSD 症状网络结构的影响。不同创伤类型下 CPTSD 症状网络的核心症状和潜在治疗、预防靶点有所不同,提示临床工作者在对经历不同类型创伤的人群进行 CPTSD 相关心理干预时应注意有不同的侧重症状。</p
Grade-specific individual screening model for Chinese developmental dyslexia using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发展性阅读障碍(Developmental Dyslexia,简称 DD)是指个体在拥有正常智力水平、受到充分教育且没有任何感官损伤的情况下,阅读能力仍然明显落后于其年龄应达到水平的状况。目前,汉语书写系统中的 DD 筛查主要通过集体测验进行,确定个体的阅读成绩是否低于某个临界标准。然而,集体筛查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资源消耗多以及组织协调难度高等问题,影响筛查的广泛推行和效率。目前,已有研究基于阅读障碍的多重缺陷假说,对比不同的机器学习算法在汉语 DD 筛查中的性能表现,并为儿童构建个体筛查模型。然而已有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1)未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阅读发展特点,可能降低模型的针对性和实用性;(2)研究多集中于对比不同模型的效能,缺乏可直接应用于实践的筛查模型构建;(3)未招募外部数据验证模型的泛化能力,限制了模型的推广价值。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年级分层的设计,将小学儿童分为低年级(2-3 年级)和高年级(4-6 年级)两个阶段,分别构建具有年级特异性的 DD 个体筛查模型,并解决上述问题。
研究一通过两项实验系统对比多种机器学习算法在构建汉语 DD 高、低年级筛查模型中的性能差异,并采用效能最优的算法构建应用模型。其中,实验一聚焦于小学低年级阶段(2-3 年级),以北京及河南 5 所小学的 1326 名小学低年级儿童作为筛查对象,识别出 DD 儿童 108 名,并匹配招募了 195 名同年级的典型发展(Typical Developing,简称 TD)儿童,最终样本 303 人。采用 10 折交叉验证法对比逻辑回归、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简称 SVM)、遗传算法优化的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模型(Genetic Algorithm-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简称 GA-BPNN)、粒子群优化算法优化的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模型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简称 PSO-BPNN)在汉语 DD 筛查中的性能表现,结果显示,GA-BPNN 模型在低年级组(准确率 87.1%,敏感性 100%)的表现最优。将模型应用到外部数据中发现,低年级模型(n = 20)的准确率为 90%,证明模型的泛化能力良好。实验二针对小学高年级阶段(4-6 年级),样本数据来自本课题组于 2015-2024 年构建的数据库,其中 DD 儿童 301 人,TD 儿童 311 人,共 612 人。采用四种建模方法(同实验一),结果 显示,GA-BPNN 模型在高年级组(准确率 96.8%,敏感性 100%)中表现最优。将模型应用到外部数据中发现,高年级模型(n = 20)的准确率为 85%,证明模型的泛化能力良好。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在建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阅读发展特点,高年级模型包含人口统计学信息、阅读能力(准确性及流 畅性)和元语言学技能(语音、语素、正字法及快速自动命名技能)作为模型中的预测因子,而低年级模型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一般感觉运动技能(视觉、听觉和视觉运动整合技能)以弥补低年级儿童元语言学测验结果相对不稳定的问题。
研究二中的实验三关注的是阅读相关认知因素在高、低年级汉语 DD 筛查中的相对贡献的发展表现。为提高不同年级组中预测因子相对贡献的可对比性,实验三通过整合跨年级数据(n = 915)建立了一个同时适用于 2-6 年级儿童的个体筛查模型。以此为基础,将高、低年级的样本数据重新拆分,并分别探究各预测因子在不同年级组中的相对贡献排序。结果显示,阅读准确性、语音意识和阅读流畅性是汉语 DD 筛查中的关键预测因子,具有跨年级的稳定效应。此外,语素意识贡献度随年级升高呈递增趋势,而正字法技能的贡献度则随着年级升高呈递减趋势。对于快速自动命名技能,其在高年级和低年级中的贡献度均较弱。
综上所述,本研究开发了首个基于发展视角的汉语 DD 分级个体筛查工具,并且证明其泛化效果良好。其次,本研究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算法,突破了传统统计方法的局限,发现在汉语 DD 筛查中多种阅读相关认知技能有着显著贡献,为阅读障碍的多重缺陷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此外,本研究从发展视角考察了多种阅读相关认知因素对汉语 DD 筛查贡献的阶段差异性,证实了汉语 DD 存在明显的年级效应,为未来实施分级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p
Active control enhances memory less in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compared to their typically developing peers
Background: Active control over study, which helps to optimize memory performance, has been widely observed in adults. Recently, it has been revealed that this effect develops with age in typically developing (TD) children. However, no prior studies have directly compared active control effects between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LD) and their TD peers.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examine how these effects manifest in both groups using the rigorous experimental paradigm. Methods: In this study, an active learning paradigm was adopted in which TD (N = 51, 28 female/ 23 male, 8-11 years, M = 116.52 months, SD = 9.60 months) and LD children (N = 48, 27 female/ 21 male, 8-11 years, M = 116.52 months, SD = 10.68 months) studied objects under two conditions: an active condition, where children decided the order and pacing of study, and a passive condition, where they followed a predetermined study sequence. Results: It was found that active control effect increased with age in both groups. However, children with LD showed a smaller and later enhancement effect compared to their TD peers. Conclusion: Children with LD experienced a smaller overall enhancement from active control, and the effect emerged later compared to their TD peer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the first developmental evidence of differences in the benefits of active control between LD and TD children. Corresponding educational practices should be tailored to children with LD.</p
Do Chinese preschoolers follow adults' suggestions? The impact of suggestion fairness and advisor familiarity on preschoolers' sharing behavior
Introduction While preschoolers' sharing behavior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social development, it remains unclear how adult suggestions influence their sharing decisions.Method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how suggestion fairness (fair/unfair) and advisor familiarity (familiar/unfamiliar) affect preschoolers' sharing behavio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motional experiences. Two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with 187 preschoolers aged 3-6 years (Experiment 1: n = 124, M = 4.54 years, SD = 1.02; Experiment 2: n = 63, M = 5.50 years, SD = 0.28) using a dictator game paradigm.Results Results revealed that despite having a more mature understanding of fairness, 5-6-year-olds were more susceptible to adult suggestions compared to 3-4-year-olds. Older preschoolers were more likely to follow suggestions from familiar advisors while showing less compliance with unfamiliar advisors' suggestions. Additionally, 5-6-year-olds demonstrated greater consistency between fairness judgments and actual sharing behavior, whereas 3-4-year-olds showed a larger cognition-behavior gap. Notably, children who shared more than they deemed fair ("over-sharing") reported experiencing more positive emotions.Discuss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both suggestion fairness and advisor familiarit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preschoolers' sharing decisions, with age-specific patterns in suggestion complianc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