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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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Mechanism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on Emotional and Somatic Problems among Middle and High Vocational Adolescents: Moderating Effect of Exercise
No full text目的：青少年期是个体心理和生理快速发展的阶段，面临较高的情绪与躯体健康问题。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ACEs）被认为是心身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而运动可能通过提升调节能力起到保护作用。同时，近年来，内感受失调与述情障碍被视为贯穿情绪与躯体问题的共同机制，但尚缺乏实 证支持。性别在 ACEs 暴露、运动参与及身心调节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可能影响上述机制的作用路径。而中高职学生社会关注相对不足、ACEs 暴露率较高、心 理支持资源不足，其身心问题更值得关注。因此，本研究以中高职学生群体为对象，探讨 ACEs 通过“内感受→述情障碍”路径影响情绪与躯体问题的机制，检 验运动的缓冲作用，并分析性别的差异性影响，为早期识别与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以14至24岁的852 名中高职青少年为 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整群抽样收集数据。使用不良童年经历国际问卷（ACE-IQ）、内感受意识多维评估量表（MAIA-2）、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患者健康问卷（PHQ-9 和 PHQ-15）以及青少年体力活动问卷（PAQ-A）评估各变量。研究一探讨 ACEs 和运动对中高职青少年情绪和躯体问题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首先，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ACEs 对内感受、述情障碍及情绪和躯体问题的影响；进一步在 AMOS 中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内感受→述情障碍”的链式中介效应，并通过 SPSS PROCESS 模型59分析 运动的有调节中介效应。研究二探讨性别因素在 ACEs 与运动影响中高职青少年情绪和躯体问题中的作用：首先，利用多元回归在整体样本中检验性别在 ACEs
与内感受、述情障碍关联中的调节作用，然后对性别分层，利用Chow检验比较 男女中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一步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 ACEs 通过“内感 受→述情障碍”的链式中介路径影响情绪和躯体问题的性别差异；最后，以性别分层探讨运动的调节作用及其性别差异。
结果：（1）中高职青少年抑郁和躯体症状普遍高发，且平均达到轻度抑郁症状和躯体症状水平；女性在家庭功能不良发生率上显著高于男性；（2）“内感受（信任亚维度）→述情障碍（识别亚维度）”在 ACEs 与情绪/躯体问题之间发挥显著链式中介作用，运动在该机制中表现出缓冲效应，能够减弱情绪识别困难对情绪与躯体健康的负面影响；（3）性别在 ACEs 与运动作用路径中展现出显著差异：女性在“不忽视身体信号→识别情绪困难”路径中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且运动在缓解其情绪与躯体问题中具有更强的调节作用；而男性在该中介路径中不显著，运动则主要通过缓解对身体信号的忽视进而减少抑郁症状。
结论：本研究基于心身整合视角，构建并验证了“内感受→述情障碍”为核心的机制模型，揭示了 ACEs 通过干扰青少年对身体与情绪的觉察，进而加剧其抑郁和躯体症状的机制路径。运动在该机制中表现出缓冲作用，具有潜在的干预价值。性别差异分析进一步表明，女性在上述机制中更易受影响，干预策略应关注身体—情绪觉察训练，并体现性别敏感性。</p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ple leisure satisfaction and marriage satisfaction: based on network analysis and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No full text婚姻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不仅是构成家庭的基石，更承载着情感联结、责任履行与人口生产等诸多重要功能。婚姻满意度作为衡量婚姻质量的核心指标，对个体身心健康、家庭稳定及社会和谐都有深远影响。既有研究虽已识别出多个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但多采用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局限于对单一因素线性关系的探讨，很难深入研究各因素间的直接与间接关联，及复杂的相互作用路径。不仅制约了对婚姻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还可能导致实际干预措施缺乏 系统性和针对性，影响婚姻咨询方案的实际效果。
夫妻休闲即夫妻共同参与休闲活动，在夫妻情感联结与婚姻关系稳定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婚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国内休闲研究起步较晚，对于夫妻休闲如何影响夫妻情感、怎样提升婚姻满意度等问题，缺乏深入且系统的研究。不仅限制了对夫妻休闲与婚姻关系内在联系的理解，也使得相关理论发展滞后，难以为现实生活中夫妻休闲活动的开展和婚姻关系的维护提供有力指导。而国外关于夫妻休闲与婚姻满意度关系的既往研究多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关注夫妻休闲模式、参与程度、休闲时间、活动频率等外显指标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聚焦夫妻休闲时的心理体验、情绪状态等内在心理因素的研究却很 少。可能导致难以探究夫妻休闲对婚姻满意度产生影响的深层路径，限制了对婚姻的全面深入理解。
基于此，本研究设计了两项子研究，分别运用网络分析和主客体互倚模型两种方法，围绕夫妻休闲满意度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进行了多维度量化研究。
研究一采用网络分析方法，对 1575 名已婚被试数据进行分析，构建了一个由性格和习惯、决策和冲突解决、经济状况等 10 种学界广泛认可的婚姻满意度影响因素组成的网络模型。不仅识别出网络中的核心因素，还揭示了各因素间的直接与间接关联，及复杂的相互作用路径。研究结果显示：（1）在婚姻满意度影响因素网络结构中，“性格和习惯”（MS1）处于核心位置，可能是维系婚姻关系的基础性要素；“休闲满意度”（MS6）有显著的多维贡献性，对提升婚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2）三个中心性指标所揭示的网络结构特性及其作用路径 存在显著差异，每个指标的主导性因素受婚姻情境和夫妻主要需求变化的动态影响，需结合网络特性与研究目标综合判断。
研究二基于自我决定理论，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对 275 对夫妻配对数据进行分析，以夫妻双方的二元视角，探讨了夫妻休闲满意度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情绪提升在两者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夫妻休闲满意度三个维度对自身（主体效应）及配偶（客体效应）的婚姻满意度均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且联结感维度的影响最为突出。（2）情绪提升在夫妻休闲满意度与婚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在夫妻休闲满意度三个维度上呈现差异性。
本研究为婚姻关系优化与干预策略设计提供了理论与实证依据。方法方面，将网络分析应用于婚姻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突破传统线性模型的局限，从系统视角解析婚姻满意度的多因素交互作用，推动婚姻满意度研究从“单因素解释” 向“系统性整合”转型。理论方面，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夫妻配对数据的二元分析，揭示了夫妻休闲时“休闲满意度→情绪提升→婚姻满意度”的作用路径，深化了对夫妻休闲满意度与婚姻满意度关系的理解。实践方面，向夫妻强调了增进包容对方个性习惯、重视休闲活动等对改善婚姻关系的关键作用，聚焦夫妻休闲时的心理体验与情绪调节，为婚姻干预提供了可操作路径。</p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s' Meaning in Lif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Network Analysis and Intervention Simulation
No full text青少年阶段会经历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巨大变化，常伴随抑郁症高发的风险。如何有效识别、预防和干预青少年抑郁症状显得尤为重要。以往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例如，青少年在感受到生活缺乏目的感和方向感时，往往更容易表现出抑郁症状。也有研究指出，当青少年在生活中找到或重建生命意义感时，抑郁症状有可能得到显著的缓解。然而，青少年生命意义感与抑郁症状内部之间的关系如何却少有提及。尽管已经有研究关注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性别差异，但生命意义感与抑郁症状共同作用时，是否仍需要关注性别差异，仍需进一步探索。
本研究基于心理病理学网络理论，从性别差异视角出发，结合无向网络分析、有向网络分析和计算机模拟干预网络分析，层层深入地探讨了青少年生命意义感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旨在为青少年抑郁症状的识别、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研 究框架并拓展相关理论。
研究一通过构建不同性别青少年生命意义感与抑郁症状的无向网络模型，识别青少年生命意义感与抑郁症状的核心症状和桥症状。研究对象共30746 人（M
年龄 = 12.79 岁，SD = 1.49），其中男生 15603 人（占 50.73%），女生15143 人（占49.27%）。青少年男生和女生生命意义感与抑郁症状的整体网络分布相似，但网络结构和全局强度差异显著。生命意义感对应的资源“正在寻找人生目标或使命”和抑郁症状的“心情低落”为男女共同的核心症状/资源，生命意义感中的“有无人生目标”和抑郁症状中的“注意力分散”为男女生共同的重要桥症状。
研究二使用贝叶斯有向网络构建不同性别青少年生命意义感与抑郁症状的有向无环图，探究了不同性别生命意义感与抑郁症状之间的潜在方向性。研究发现青少年男生和女生生命意义感与抑郁症状之间内部潜在方向性上有异同。男生的触发资源是“找到了合适的人生目标”；女生的触发资源是“有人生目标”。男生和女生的末端症状/资源都是“感到快乐”和“无人生目标”。"有人生目标"这 一心理资源在男生和女生的生命意义感与抑郁症状有向网络中均扮演着核心枢纽角色，成为连接积极心理资源与抑郁症状的关键节点。
研究三基于 Ising 模型进行计算机模拟干预网络分析，进一步识别不同性别青少年潜在预防和治疗靶点的差异。研究发现缓解干预措施在男生和女生中的效果呈现出某些性别差异。男生预防靶点为生命意义感中的“不断寻找生命意义”，而女生治疗靶点为“正在寻找人生目标或使命”。总体来看，女生在缓解干预下的症状改善幅度较男生更为明显。
整体而言，研究揭示了生命意义感和抑郁症状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尤其是运用网络模型有效捕捉到不同性别群体中的症状和资源维度的差异，可以为理解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内部复杂关系提供更精确的理论工具，为青少年抑郁症状研究提供更加精细化的分析视角，也为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干预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参考。</p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and Family Coesion: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Self-Identity and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No full text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速与电子产品普及，人们接触自然的机会减少，环境污染亦加剧了生存环境压力。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家庭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家庭成员间沟通与互动频率减少，家庭亲密度逐渐降低，冲击了传统家庭模式，对家庭的稳定和谐构成潜在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强调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性，鼓励社会活动等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与服务。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家庭亲密度可为家庭成员提供情感支持，增强个体应对生活压力能力，降低心理问题发生风险，促进代际间积极价值观传承与延续。
亲环境行为作为家庭日常活动，可能是提升家庭亲密度的有效途径，但其具体作用机制尚未深入系统探讨。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家庭系统模式理论，探讨亲环境行为与家庭亲密度关系，并引入环境自我认同和基本心理需要作为中介变量，揭示亲环境行为影响家庭亲密度内在机制。
环保志愿者通常具有更高的环境自我认同、亲环境行为意愿和行动能力，相应地，其家庭亲密度可能因其亲环境行为而受更显著的影响。因此，研究一访谈 20名环保志愿者（男 4 人，其中 31~40 岁有 5 人，41~50 岁有 5 人，51~60 岁有7人，其余年龄段为3人），采用主题分析法探讨亲环境行为如何影响个体和家庭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保志愿者参与亲环境行为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规范、环保行动的紧迫性以及城市义工氛围等客观因素；二是个人规范、环境价值观和环保知识等主观因素。此外，环保志愿者通过亲环境行为能够满足其基本心理需要，包括自主需要、归属需要和胜任需要。亲环境行为不仅能促进个人的积极变化，还能通过良好的家庭互动，进一步影响家庭氛围、家庭习惯及家庭关系，最终提升家庭亲密度。
为探索亲环境行为对个体和家庭的影响有无普适性，及两者影响程度如何？研究二进一步验证亲环境行为、环境自我认同、基本心理需要、家庭亲密度关系。本研究共收集 607 份有效数据（男性占比 32%，其中18 岁以下有 14
人，18~30 岁有 237人，31~40 岁有 278 人，41~60 岁有 74 人，60 岁以上有 4 人）。研究结果表明：（1）亲环境行为显著提升家庭亲密度；（2）亲环境行为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显著提升家庭亲密度；（3）亲环境行为可分别通过自主、归属和胜任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提升家庭亲密度，其中归属需要发挥效应最大；（4）亲环境行为通过环境自我认同、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链式中介作用显著提升家庭亲密度；（5）亲环境行为也能分别通过环境自我认同和 基本心理需要三个维度满足链式中介作用正向预测家庭亲密度，其中也是归属需要发挥效应最大。
本研究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探讨了亲环境行为积极影响个体及家庭，揭示亲环境行为对家庭亲密度的双重作用机制。亲环境行为不仅直接提升家庭亲密度，还通过满足基本心理需要发挥独立中介作用，及经环境自我认同和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增强家庭亲密度。此外，研究以家庭为研究背景，深入剖析个体变化对家庭亲密度的影响，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家庭亲密度内涵理解。研究结果不仅为提升家庭亲密度提供实践参考，也为家庭教育和环境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和指导服务体系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p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vention Between Trait Mindfulnes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Adolescents
No full text抑郁和焦虑是青少年群体中两大心理健康问题，不仅严重影响青少年学业表现和生活质量，还显著增加其成年后罹患心理疾病风险，带给家庭、学校及社会巨大压力。尽管抑郁和焦虑危害广泛认可，但青少年能够接受正规心理治疗比例依然极低。本研究旨在探讨青少年正念与抑郁、焦虑的机制，并尝试在校园日常 教学场景中通过 5 周的瑜伽身心放松操进行干预，探索一种适用于校园环的有效干预方案，以帮助青少年缓解负性情绪、抑郁和焦虑症状。
研究一系统探讨正念对青少年抑郁与焦虑影响机制，并检验认知重评与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以重庆市两所中学 1010 名初一至高三学生为样本，采用特质正念量表（TMS）、情绪调节问卷（ERQ）、心理韧性量表（RSCA）、抑郁量表（PHQ9）与焦虑量表（GAD-7）测评。中介效应分析显示，正念通过心理韧性独立中介路径及“认知重评 → 心理韧性”链式路径间接影响抑郁与焦虑，整体效应呈现完全中介。研究揭示认知调节策略与心理复原资源在正念机制中关键作用，提供理解正念如何缓解青少年抑郁与焦虑理论支持。
研究二探讨在校园环境中基于正念瑜伽身心放松操对青少年抑郁与焦虑的干预效果。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取样法，招募某中学 4 个班级学生，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实验前后分别施测特质正念量表、儿童青少年情绪调节问卷、心理韧性量表、PHQ-9 抑郁量表和 GAD-7 焦虑量表，干预组接受为期 5 周瑜伽身心放松操训练。结果显示，整体样本干预组学生抑郁、焦虑和压力水平显著下降， 正念专注与心理韧性显著提升。分层样本抑郁症状组中，干预效果更显著，情绪改善幅度更大，表明该干预对心理健康风险群体支持效应更强；而在心理状态良好的健康组中，干预未表现出显著效应，提示该干预对风险个体更具针对性。
结论：（1）正念在青少年抑郁与焦虑调节中具有重要作用，其影响并非直接作用于情绪状态，而是通过提升个体认知重评能力与心理韧性，间接促进情绪健康发展。（2）基于正念的瑜伽身心放松操是种适合校园情境心理健康干预方式，能有效提升青少年心理适应能力。该干预在整体学生群体中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对于存在抑郁症状的青少年更具靶向优势，更有助于增强其心理调适能力，缓解抑郁与焦虑水平。</p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Traits as “Soft Building Blocks”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No full text目的：本研究通过提出“软构件”概念，系统探讨亲代心理特质作为“软构件”对亲子关系的影响，特别聚焦于正念的作用机制及共情的中介作用。
方法：研究采用多元方法设计：（1）通过系统综述识别影响亲子关系的“软 构件”；（2）运用元分析量化评估五个“软构件”关键元素（正念、共情、自我同 情、自我效能和游戏性）与亲子关系的相关强度；（3）对 388 名中国父母进行 问卷调查，检验正念通过共情影响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模型。
结果：系统综述从既有文献中识别出一系列亲子关系“软构件”，其中正念被提及频率最高。首先，元分析显示“软构件”关键元素与亲子关系呈显著正相关（平均 r = 0.32），其中自我同情（r = 0.44）、游戏性（r = 0.37）和正念的效应量（r = 0.37）较高。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中国父母正念与亲子亲密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r = 0.33，p < 0.01），与亲子冲突（已反向计分，即：转化后数值越高代表亲子冲突程度越低，亲子关系越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 = 0.41，p < 0.01）。正念各维度中，觉知行动（r = 0.23，p < 0.01）和描述（r = 0.28，p < 0.01）与亲子亲密最为密切；而正念教养中，情绪觉知与亲子亲密相关最高（r = 0.48，p < 0.01），专注倾听与亲子冲突降低关联最强（r = 0.55，p < 0.01）。特别是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共情在正念特质及其各维度与亲子关系之间存在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正念特质，正念教养与亲子冲突的关系中，共情的中介作用较低，甚至出现负向中介效应。上述结果表明，“软构件”之间存在显著相互作用，在保持作用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多数场景下呈现协同增益特征，最终可能形成促进亲子关系优化的良性循环。
结论：本论文提出了“软构件”概念，并给出定义（即：积极影响亲子关系并具备高度可塑性的心理因素集合）。通过元分析、实证性研究证实了正念、共情作为“软构件”的关键元素对亲子关系的显著积极影响，特别是通过中介分析进一步揭示“软构件”元素之间的关系。上述发现初步表明“软构件”之间并非孤立元素，而是可以相互交织、协同作用，形成构建良好亲子关系的开放系统。</p
Spousal Support Mediates the Association of Gender Role Orientation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An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ediation Model
No full textThe link between gender role orientation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has long been of interest to family scholars. The APIMeM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ddresses this gap by allowing researchers to consider both actor effects (how an individual's behavior affects their outcomes) and partner effects (how an individual's behavior affects their partner's outcomes). In this study, APIMeM test too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pouse support between gender role orientation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addition, we use deep learning algorithms to match the data. This method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system.</p
Born to Fear the Machine?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AI Agents
No full textDespi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gents, substantia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ublic acceptance persist.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 in attitudes toward AI agents, existing research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environmental factors. However,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mechanism of outgroup rejection has a genetic basis, highlighting the nee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genetic underpinnings of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AI agents as an outgroup in human societ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genetic basis of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AI age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related personality traits, using a twin study design to assess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AI agents, victim sensitivity, and moral preferences. Univariate genetic analyses revealed significant heritability of these negative attitudes. Bivariate analyses further identify shared genetic influences between victim sensitivity and personal-level fear and wariness toward robots. Similarly, a shared genetic basis is observed between the moral preferences concerning authority and sociotechnical blindness anxiety toward AI agents. These findings exte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cognition in AI agents by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genetic factors in shaping attitudes toward them. Moreover, they provide new insights for enhancing public acceptance of AI agents and optimizing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s.</p
Distinct structural deficits in treatment-resistant schizophrenia and their putative neurotransmitter basis: a source-based morphometry analysis
No full textSchizophrenia is associated with widespread gray matter reduction. This is influenced by the underlying connectivity, resulting in covarying patterns of structural changes that are more pronounced in treatment-resistant individuals. However, it remains uncertain whether a distinct network of brain regions, with specific neurotransmitter basis, forms the substrate for treatment resistance in schizophrenia. We investigated the structural covariance networks (SCN) in 198 individuals; 55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schizophrenia (TRS) and 79 without TRS (non-TRS) in active symptomatic phase, and 64 healthy controls (HC) using Calhoun's Source-Based Morphometry. We mapped the putative neurotransmitter basis of the SCNs using a PET-based chemoarchitectural atlas. Twelve independent components (i.e., SCNs) were identified. A prefrontal-limbic SCN had lower gray matter volume (GMV) in TRS compared to HC and non-TRS (F = 7.757, p < 0.001, FDR-corrected). Spatial correlation with chemoarchitectural atlas revealed predominant contributions from serotonergic [5HT(1b) and 5HT(2a)], glutamatergic [mGluR(5)], histaminergic [H-3], and opioid [MOR] receptors for this TRS-related SCN (all p(spin-permutation) < 0.05, FDR-corrected). A different SCN comprised of dorsal fronto-temporal and parieto-occipital regions, not associated with any specific neurotransmitter distribution, exhibited reduced GMV in both TRS and non-TRS groups vs. HC (F = 7.239, p < 0.001, FDR-corrected). Amidst the generic GMV reduction that is shared with non-TRS patients, patients with TRS have specific prefrontal-limbic structural deficits with a unique non-dopaminergic chemoarchitecture.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a putative molecular and structural basis for poor treatment response,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 and third-line pharmacotherapies for TRS.</p
Effects of childhood environments on the discernment of health misinformation
No full textThe wide dissemination of COVID-19 and other health misinformation poses a significant threat to individuals' well-being. We investigated how two key features of childhood environments, uncertainty and harshness, influence individuals' ability to distinguish COVID-19 and other health-related truths from misinformation (i.e., accuracy discernment and sharing discernment). Across four studies (including two preregistered studies, total N = 4874), we found that greater childhood uncertainty was associated with worse accuracy discernment and sharing discernment, whereas greater childhood harshness was associated with better accuracy discernment. We also found that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childhood environments and discernment were mediated by analytic thinking (Studies 1-3). Furthermore, recalling or imagining uncertain childhood events led to a decrease in sharing discernment (Study 4). These findings offer insight into how childhood environments influence the ability to discern truth from falsehood on social media later in life,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responding interventions to comba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misinformation on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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