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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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RP study on pre-attentive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faces in individuals with high social anhedonia
No full textExpression-related visual mismatch negativity (EMMN) is encoded by prediction errors associated with facial emotion change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atients with psychiatric disorders (e.g., schizophrenia an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exhibit significantly reduced EMMNs. However, although social anhedonia is recognized as a transdiagnostic feature across psychiatric disorders,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individuals with high social anhedonia (HSA) also display similar deficits.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pre-attentive 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of unexpected facial emotions in individuals with HSA. Thirty-one participants with HSA and 31 participants with low social anhedonia (LSA) were recruited. The EMMN components elicited by happy and sad expressions in an oddball-control paradigm were analysed under three different time windows (70-140 ms, 180-270 ms, 280-360 ms) over six regions of interes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LSA group, the EMMN amplitudes elicited by emotional faces were lower in the HSA group in the 280-360 ms time window.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creased EMMN amplitudes in the 280-360 ms time window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anhedonia. Our study indicated decreased EMMN and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anhedonia in individuals with HSA, which promote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syc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emotional face processing in individuals with social anhedonia.</p
Face-Based Trust Behavior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rossSectional Comparisons and Longitudinal Tracking
No full text社会交往中，面孔作为传递社会信息的核心载体，能够快速引发个体对他人的信任行为，进而影响人际决策。面孔所传递的信息丰富多样，涵盖了可信度、吸引力、性别、年龄、种族和情绪等多个维度，这些信息共同作用于个体的认知和情感系统，塑造了我们对他人的第一印象。这种基于面孔的第一印象不仅决定了我们是否愿意与他人建立联系，还影响着我们在社交互动中的行为选择，包括是否信任对方、是否愿意合作，以及如何评价对方的意图和能力。
已有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少年对于面孔特征的识别从婴儿时期就已经开始，基于面孔特征的信任行为在整个童年期都在发展变化，并在青春期达到与成人相当的水平。这种基于面孔特征进行信任行为的能力在成年前会随年龄而发展，不同年龄段的个体在这一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但是，这种能力在儿童青少年时期的纵向发展趋势尚无研究，感知者的性别是否调节信任行为的发展也缺乏探讨。
本研究聚焦儿童（9-11 岁）与青少年（12-14 岁）群体，通过横断比较与纵向追踪设计，系统探讨基于面孔可信度与吸引力的信任行为年龄差异、发展轨迹及性别调节机制。本研究首次通过纵向设计，追踪儿童青少年在一年后的信任行为变化，探讨其发展趋势。本研究包括两个研究，每个研究分为两个实验，分别关注基于面孔可信度和面孔吸引力的信任行为。通过两个实验分别从横断比较（最终样本 237 名儿童、262 名青少年，对照组为 178 名成年人）和纵向追踪（最终样本 206 名儿童和 196 名青少年）的角度，采用经济信任游戏的实验设计范式，揭示儿童青少年的信任行为及发展。
研究一实验一（横断比较）的结果发现，在基于面孔可信度的信任行为上，儿童和青少年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且他们各自与成年人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年龄差异受被试性别调节。研究一实验二（纵向追踪）的结果显示，儿童和青少年的纵向发展趋势存在年龄差异。儿童的纵向追踪结果与横断研究结果趋同，即 T2 的信任行为较 T1 更为成熟，表现出较 T1 更低的信任感；而青少年的纵向追踪结果并没有表现出这种趋势。
研究二关注基于面孔吸引力的信任行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和研究一相同。研究二实验一（横断比较）的结果发现，在基于面孔吸引力的信任行为上，儿童和青少年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且他们各自与成年人也存在显著差异，但这些年龄差异不受被试性别的调节。实验二（纵向追踪）的结果显示，儿童的纵向追踪结果与横断研究结果趋同，即 T2 的信任行为较 T1 更为成熟，表现出较
T1 更低的信任感；而青少年的纵向追踪结果并没有表现出这种趋势。
上述结果表明，儿童青少年的信任行为横断比较和纵向发展均存在显著年 龄差异。本研究首次采用纵向设计探讨儿童青少年信任行为的发展趋势，分析了面孔线索在信任行为中的作用。填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白，研究结果为儿童青少年社会认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ime Preference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reativity
No full text中国动漫产业高速发展，本土动漫（国漫）在儿童文化消费和文化影响中占比显著提升。基于视觉思维、艺术认知模型、创造力系统理论，本研究描绘小学生动漫偏好的现状及其与创造力的关系，并基于自我效能感理论探讨创意自我效能感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两者间的 调节效应。
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以四川省自贡市 772 名 8-12 岁小学生为有效被试，通过《威廉斯创造力倾向量表》、《创造性行为的传记清单》、《非常规用途测 验》评估创造力三维度（倾向、行为、思维），并采用《动漫偏好调查》、《创意自我效能感量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量表》评估被试的动漫偏好情况、创意自我效能感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结果显示：
1）动漫偏好：国漫偏好占比 52.3%；动漫题材偏好，幻想占比较高为 37%， 侦探、言情占比偏低；相较于女生，男生更偏爱幻想和动作类动漫；5-6 年级组小学生对搞笑题材动漫的偏爱程度在整个小学阶段最低。
2）动漫题材偏好与创造力的关系：与不喜欢动漫组相比，偏爱动漫的小学生在创造力多维度，创造性倾向、创造性行为、创造性思维得分均更高。
3）对创意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表明：a)、创意自我效能感在幻想、侦探、动作、搞笑偏好与创造性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比为 51.68%、 49.16%、74.07%、56.59%；b)、在幻想、侦探、动作、搞笑、言情偏好与创造性思维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比为 31.08%、35.55%、39.45%、29.86%、36.39%； c)、在幻想、动作、搞笑、言情偏好与创造性行为之间无中介作用，仅在侦探偏好与创造性行为间起中介作用，但效应比低于 20%无实际意义。
4）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分析表明：a)、SES 在幻想、动作、言情偏好与创造性思维之间起调节作用，但调节方向不同，呈现出“托底限高”现 象；b)、SES在言情偏好与创造性倾向之间起调节作用，SES 调节言情类偏好的负面作用，但模型解释力较低实际意义有限；c)、在各动漫类型偏好与创造性行为之间，无调节效应。
综上，动漫作为艺术教育的“隐性课程”，在创造力培养中具有正向影响。本研究在理论上扩展了媒介效果理论的应用场景；实践层面上，建议教育者筛选高创造力促进潜力的动漫类型，并关注对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儿童的引导。</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loneliness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No full text随着中国后疫情时代经济全面恢复，科技通讯技术的迅速普及，职场环境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员工间直接且真诚的社交互动逐渐减少，职场孤独感正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种孤独感作为一种消极情绪体验，不仅可能削弱员工的创造力，还可能间接影响企业整体工作效能。然而，职场孤独感如何通过具体的心理和行为机制影响员工创造力，目前仍未有系统的研究予以全面解答。已有研究关注职场孤独感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并探索了部分中介与调节因素，但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单一机制的验证，对不同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综合效应关注较少。鉴于员工创造力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从整合视角探讨职场孤独感对创造 力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能够为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提供更为系统的参考。
本研究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职场孤独感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的理解变量间的统计关系和集合关系，采用的二种研究方法，定量验证，组态分析到个体访谈。研究一以来自 513 名企业员工的测量数据为基础，对职场孤独感、心理资本、工作反刍和创造力等变量进行深入分析。 先运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信度分析、相关分析，并通过层级回归模型检验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再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进一步探索了职场 孤独感、心理资本及工作反刍两个维度（问题解决反思与情感反刍），职位级别对员工创造力的组态分析。研究二通过深度访谈法，对 11 名企业员工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进一步挖掘职场孤独感对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特别是从员工个体的主 观体验和情感层面，补充定量研究的不足。
研究一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职场孤独感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显著的消极作用；（2）问题解决反思和情感反刍在职场孤独感与创造力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但两者作用方向不同，前者对创造力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后者产生抑制效应；（3）心理资本在职场孤独感对问题解决反思和情感反刍的路径中分别发挥了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4）问题解决反思和情感反刍的中介效应均受到心理资本的调节。再通过 fsQCA 方法分析了职场孤独感、心理资本、情感反刍等因素如何交互作用，影响员工创造力。低孤独感结合高问题解决反思是提升创造力的核心条件，尤其在低情感反刍情况下，积极反思能显著促进创造力。高心理资本在低孤独感和情感反刍情境下发挥补偿作用，帮助员工保持积极心态，推动创造力的提升。低职位级别的员工在高孤独感和低心理资本的情境下创造力受限，强调了资源支持对员工创新能力的重要性。研究二的访谈结果进一步揭示了职场孤独感对创造力的深层次影响，特别是员工在孤独感情境下的情感体验、心理调适过程以及如何通过自我反思或外部支持激发创造力。访谈结果与定量研究相互印证，并提供了更丰富的实践洞察。
总的来说，创造力的生成是多维度的，涉及变量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企业应关注员工的心理资本建设和职位资源供给，以激发其创造潜力。二项研究结合，深化了对职场孤独感与创造力关系的理解，并突出了心理资本在这一过程中调节作用的重要性。
基于上述结果，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优化职场环境和提升员工创造力的管理建议。企业应积极构建开放且支持性的组织氛围，降低员工的职场孤独感，同时 注重提升员工心理资本，如通过培训、资源支持及文化塑造增强员工的心理韧性与乐观程度。此外，应引导员工更多地进行问题解决反思，同时有效缓解情感反刍的消极影响，以激发创造力。研究结论不仅深化了对职场孤独感影响机制的理解，也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员工职业成长。</p
Grandparents’ Co-parenting and Maternal Burnou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ternal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and the Interpre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Intervention
No full text养育倦怠是父母长期承受养育压力而表现出的负性综合症状，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引起了广泛关注。目前在中国，快速的社会变迁和激烈的教育竞争使得母亲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期望和压力；而女性职场参与度的提高使得家庭与工作的平衡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双重角色的压力常常使她们感到精疲力竭。中国社会文化下，祖辈作为家庭育儿的重要支持角色，他们与母亲的共同养育质量可能是影响母亲养育倦怠的关键因素。现阶段对于两者关系的研究仍然有限，本研究通过混合研究设计，旨在深入探讨祖辈共同养育模式下母亲养育倦怠的影响因素及 作用机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干预策略的支持。
本研究包括两个研究：研究一为量化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方法，选取 601 名有祖辈参与共育的母亲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祖辈-母亲共同养育对母亲养育倦怠的影响，并考察母亲养育心理灵活性的保护作用。研究二基于研究一的结果，招募 6 名养育倦怠得分较高（高于研究一样本平均值 1.5 个标准差）的母亲，进行为期 6 次的接纳承诺疗法团体辅导。干预结束后，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母亲们的主观体验资料，并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对访谈内容进行质性分析，深入探讨干预对这些母亲情绪、认知和行为的深层影响，从而揭示接纳承诺疗法作为提高母亲养育心理灵活性、缓解养育倦怠干预措施的可能效应。
研究一的结果表明：（1）祖辈-母亲积极共同养育对母亲养育倦怠的主效应不显著(β=0.06, p= ns)，而祖辈-母亲消极共同养育对母亲养育倦怠的主效应显著
(β=0.18, p<0.001)；（2）母亲养育心理灵活性对祖辈-母亲积极共同养育与母亲 养育倦怠的调节效应不显著(β=-0.01, p= ns)，对祖辈-母亲消极共同养育与母亲养育倦怠的负向调节效应显著（β=-0.18, p<0.001），即随着母亲养育心理灵活性水平的升高，祖辈-母亲消极共同养育对母亲养育倦怠的影响逐渐减弱，直至不再显著，甚至出现了反转。
研究二解释现象学分析结果表明，接纳承诺疗法团体辅导对母亲养育倦怠的干预效果可以提炼为三大主题：（1）自我接纳与成长。干预后，母亲们开始关注自身的需求，逐步放下了长期以来的自我批判，通过对个人价值的梳理，她们对母亲身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并更加重视自己的成长与进步；（2）改善亲子关系。母亲们普遍掌握了如何识别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反应，用整体长期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孩子的成长，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同时基于自己的养育价值观与孩子进行更有效的互动；（3）理解家人与寻求支持。母亲们逐渐学会了 共情和接纳长辈，并主动邀请丈夫共同参与育儿。通过采用新的视角和沟通策略，她们与家庭成员之间建立了更有效的联系，进而促进了家庭关系的积极转变。此外，配对符号秩和检验结果显示，干预前后母亲养育心理灵活性显著提升(Z=2.02, p=0.04, n=6)，而养育倦怠水平显著下降(Z=-2.20, p=0.03, n=6)。
研究结论：祖辈-母亲积极共同养育对母亲养育倦怠的主效应不显著，而祖辈-母亲消极共同养育对母亲养育倦怠的主效应显著；在调节效应方面，母亲的养育心理灵活性未显著调节祖辈积极共同养育与养育倦怠之间的关系，但在祖辈消极共同养育情境中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随着母亲养育心理灵活性水平的升高，祖辈-母亲消极共同养育对母亲养育倦怠的影响逐渐减弱，直至不再显著，甚至出现了反转；接纳承诺疗法团体辅导提升了母亲的养育心理灵活性，伴随这一过程，母亲在自我接纳和成长、改善亲子关系以及理解家人与寻求支持三个方面发生了积极变化，从而有效改善了养育倦怠。</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calling and flourishing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s
No full text心盛幸福感象征着一种全面且高度发达的心理健康状态，心盛幸福感是一种多维度的综合性追求。心盛幸福感水平的高低，其影响因素有很多，而职业呼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深层次的需求和呼唤是激发个体积极心理状态和资源的关键，进而能够促进幸福感的提升。在职业背景下，职业呼唤不仅具备激发个体以更饱满热情投身工作的效能，还能指引他们迈向更加充实的生活境遇，带来更高水平的生活质量和更强的自我幸福感。因此，在职业环境这一关键领域，研究企业员工的职业呼唤与员工的心盛幸福感的关系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本研究以一家改制（国企改民营）能源集团公司为例，通过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探讨职业环境中影响员工心盛幸福感的因素及其内部机制。
研究一：量化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面向该能源集团的不同子公司发放回收线上问卷413份。通过呼唤量表、心盛量表、工作重塑量表、心理资本问卷和主动性人格量表进行测量。结果发现：（1）员工职业呼唤正向预测心盛幸福感；（2）工作重塑在职业呼唤与心盛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3）心理资本在职业呼唤与心盛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4）工作重塑、心理资本在职业呼唤与心盛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5）主动性人格调节职业呼唤与工作重塑的关系，并调节中介作用，高主动性人格的个体，职业呼唤对工作重塑的预测作用更 强，并且工作重塑的独立中介和工作重塑、心理资本的链式中介作用更强。
研究二：质性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在该集团公司内共招募了17名员工进行一对一访谈，通过对17份访谈文本进行编码，进一步分析职业呼唤与心盛幸福感关系的系统机制。结果发现：职业呼唤与员工心盛幸福感关系内部机制整体上包括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两部分。外部资源包括国家政策、工作重塑、工作回报、公司条件、人际互动、组织认同；内部资源包括积极情感状态、心理资本、职业认同、心理满足感、自我工作适应性、主动性人格。
本研究基于职业心理学视角，以促进员工心盛幸福感为目标，通过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混合方法研究，探究员工心盛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研究一采用大样本量表测量收集量化数据，建立职业呼唤与心盛幸福感的关系模型，探究工作重塑、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以及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研究二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等，在研究一模型验证的基础上，对访谈文本资料进行编码分析，深层揭示职业呼唤与心盛幸福感关系的内部多元因素，为进一步提升员工幸福感提供了实证基础和理论支撑。</p
The Impact of LFED-Based Preview on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Learning
No full text现代教育强调“学会学习”比“学会知识”更为重要，学习能力的提升成为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基于示例演练的预习模式以学生为主体开展实践教学，是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的重要途径之一。本研究目的在于系统探讨基于示例演练的预习模式对初中七年级学生整体及不同学业水平学生数学学习的影响，评估其适用性和应用效果。
本研究采用组别（实验组/对照组）*时间（前测/后测）的实验设计，选取了河北省石家庄市某中学 212 名七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并将他们随机分为实验组（n=100）和对照组（n=112），实验持续一个学期。在此期间，实验组学生使用基于示例演练的预习模式采用《示例演练导学册》进行课前预习，对照组学生遵循学校的常规教学安排。为了全面评估该教学模式对学生数学学习产生的具体影响，研究通过前后测的方式考察了多个关键变量。通过学校统一组织的数学考试测量学生的数学学业成绩。采用《成功动机量表》、《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评估学生的学业动机；采用《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初中生厌学量表》以及《简易数学焦虑量表》评估学生的学业情绪。除定量数据外，研究还辅助进行了预习笔记分析和学生访谈等质性探究，旨在深化对实验效果及其内在机制的理解。
研究结果揭示，基于示例演练的预习模式的整体效果与分层效果呈现出一定差异。首先从整体效果来看，该模式对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业成绩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实验组学生的成绩提升幅度显著超过了对照组。该模式对学生心理因素的影响较为复杂，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学业动机整体出现了下降，实验组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提升，而对照组自我效能感有所下降，学习倦怠两组均有小幅增加，厌学情绪两组均有增加，其中实验组涨幅高于对照组，数学焦虑两组变化均不显著。
其次，研究依据前测数学成绩将学生划分为优等生（n=62）、中等生（n=91） 和学困生（n=59）三个群体后进行的分层分析表明，中等生群体从中获益最大，其学业成绩的提升程度最为显著，效应量远高于优等生和学困生。在学业动机变化上，中等生的学业动机下降幅度小于优等生。在学习情绪上，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也更为突出。最后，通过对学生笔记和课堂观察分析进行的质性研究，说明了实验组学生的预习笔记质量和课堂表现普遍得到改善，且他们的学习方法应用能力，尤其是在中等生群体中，展现出更强的多样性与系统性。
研究表明，基于示例演练的预习模式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习成绩，尤其对中等生的积极影响最为显著。但由于初中阶段难度增加、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模式依然占主导地位，基于示例演练的预习模式在维持学业动机、改善学业情绪方面的作用有差异。建议教师针对不同水平学生加强个性化教学支持，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意识，优化教学反馈机制，以期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p
Adherence and Effects of Brief Digital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Insomnia
No full text数字化失眠认知行为疗法（Digital Insomnia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 dCBTI）以其便捷性和高效性等核心优点，为失眠患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疗选择。其中，经过优化的简短数字化失眠认知行为疗法（简短 dCBTI）因其实施成本低、患者接受度高的特点，在基层医疗和社区健康服务中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应用，尤其适合现代快节奏生活方式下的失眠人群。然而，简短数字化形式虽然降低了获得 CBTI 的成本, 但是 CBTI 本身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通常需要患者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很难坚持。坚持得好，依从性高，干预效果就会好吗？简短 dCBTI 依从性和干预效果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 HBM）是专门用于解释健康行为的理论，此模型被设计用来理解人们为什么没有采取健康行为来改善公共健康，健康信念模型是否会影响简短 dCBTI 的健康行为依从性，从而对干预效果产生影响，国内外的研究都比较少。基于这些现状，开展了本项研究。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健康信念模型的哪些因素影响简短数字化失眠认知行为疗法的行为依从性；在验证简短数字化失眠认知行为疗法的干预效果的基础上检验健康信念模型的核心要素与简短数字化失眠认知行为疗法的依从性和干预效果之间的关系。
方法：在研究一中，采用单组前后测预实验设计，通过社交媒体招募自评有失眠问题的被试 145 人，使用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失眠认知行为疗法 dCBTI 程序进行为期两周,每周一次的干预，采用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ISI）、抑郁情绪量表（PHQ9）、dCBTI 健康行为依从性评估问卷、与 dCBTI 相关的健康信念模型评估问卷对所有受试者进行基线和干预后测评，半年后对干预效果进行追踪评估。检验简短 dCBTI 的干预效果以及健康信念、依从性和干预效果之间的关系。
参照研究一的结果，采用随机对照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二，通过社交媒体招募慢性失眠被试 153 人，随机分为增强健康信念 dCBTI 组，常规 dCBTI 组、治疗等待组共三组，每组 51 人。对增强组进行增强健康信念干预和两周 dCBTI 干预，对常规组进行两周 dCBTI 干预，对等待组延迟进行干预。采用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ISI）、抑郁情绪量表（PHQ9）、dCBTI 健康行为依从性评估问卷、与dCBTI 相关的健康信念模型评估问卷对所有受试者进行基线和干预后测评。检验 健康信念强化后对依从性和干预效果的影响。
结果：研究一的结果发现，1.健康行为依从性和失眠严重程度指数 ISI 后测显著负相关； 2.自我效能、感知益处、感知障碍和行动线索是行为依从性的关键影响因素；3.依从性在自我效能、感知益处、感知障碍、行动线索和失眠严重程度指数之间起中介作用；4.两周干预后，失眠严重程度指数得分有显著改善；
研究二的结果显示，增强健康信念组的依从性显著高于常规组的依从性；增强健康信念组的失眠严重程度指数得分改善幅度显著优于常规组；简短数字化失 眠认知行为疗法可以显著改善失眠严重程度指数得分；增强健康信念通过显著提高健康行为依从性对干预效果产生影响。
结论：1.健康行为依从性和简短 dCBTI 干预效果显著相关；2.健康信念模型 中的自我效能、感知益处、感知障碍、行动线索可以预测依从性；3.增强自我效能、感知益处、感知障碍、行动线索可以显著提高健康行为依从性；4.增强健康信念可以提升健康行为依从性，并对干预效果产生积极影响；5.两周干预后，失眠严重程度指数有显著改善。</p
Remodeling of the Cortical Structural Connectome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Results From the ENIGMA-PGC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onsortium
No full textBACKGROU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is accompanied by disrupted cortical neuroanatomy. We investigated alteration in covariance of structural networks associated with PTSD in regions that demonstrate the case-control differences in cortical thickness (CT) and surface area (SA). METHODS: Neuroimaging and clinical data were aggregated from 29 research sites in >1300 PTSD cases and >2000 trauma-exposed control subjects (ages 6.2-85.2 years) by the ENIGMA-PGC (Enhancing Neuro Imaging Genetics through Meta Analysis-Psychiatric Genomics Consortium) PTSD working group. Cortical regions in the network were rank ordered by the effect size of PTSD-related cortical differences in CT and SA. The top-n (n = 2-148) regions with the largest effect size for PTSD > non-PTSD formed hypertrophic networks, the largest effect size for PTSD < non-PTSD formed atrophic networks, and the smallest effect size of between-group differences formed stable networks. The mean structural covariance (SC) of a given n-region network was the average of all positive pairwise correlations and was compared with the mean SC of 5000 randomly generated n-region networks. RESULTS: Patients with PTSD, relative to non-PTSD control subjects, exhibited lower mean SC in CT-based and SA-based atrophic networks. Comorbid depression, sex, and age modulated covariance differences of PTSD-related structural networks. CONCLUSIONS: Covariance of structural networks based on CT and cortical SA are affected by PTSD and further modulated by comorbid depression, sex, and age. The SC networks that are perturbed in PTSD comport with converging evidence from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networks and networks affected by inflammatory processes and stress hormones in PTSD
Remodeling of the Cortical Structural Connectome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Results From the ENIGMA-PGC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onsortium
No full textBACKGROU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is accompanied by disrupted cortical neuroanatomy. We investigated alteration in covariance of structural networks associated with PTSD in regions that demonstrate the case-control differences in cortical thickness (CT) and surface area (SA). METHODS: Neuroimaging and clinical data were aggregated from 29 research sites in >1300 PTSD cases and >2000 trauma-exposed control subjects (ages 6.2-85.2 years) by the ENIGMA-PGC (Enhancing Neuro Imaging Genetics through Meta Analysis-Psychiatric Genomics Consortium) PTSD working group. Cortical regions in the network were rank ordered by the effect size of PTSD-related cortical differences in CT and SA. The top-n (n = 2-148) regions with the largest effect size for PTSD > non-PTSD formed hypertrophic networks, the largest effect size for PTSD < non-PTSD formed atrophic networks, and the smallest effect size of between-group differences formed stable networks. The mean structural covariance (SC) of a given n-region network was the average of all positive pairwise correlations and was compared with the mean SC of 5000 randomly generated n-region networks. RESULTS: Patients with PTSD, relative to non-PTSD control subjects, exhibited lower mean SC in CT-based and SA-based atrophic networks. Comorbid depression, sex, and age modulated covariance differences of PTSD-related structural networks. CONCLUSIONS: Covariance of structural networks based on CT and cortical SA are affected by PTSD and further modulated by comorbid depression, sex, and age. The SC networks that are perturbed in PTSD comport with converging evidence from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networks and networks affected by inflammatory processes and stress hormones in PTS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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