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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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ating th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task in Chinese context
No full text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has been predominantly grounded in self-report methodologies. Although experimental paradigms can offer more controlled insights into 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eir development has been constrained by a lack of standardized, validated tools. Th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Task (PEBT), validated in Belgium and Japan, offers a promising approach, but cross-cultural evidence remains scarce and its long-term temporal stability has not been thoroughly assessed.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PEBT in a Chinese university sample (N = 299) by adapting task parameters to better reflect cultural response tendencies—specifically, increasing wait time differences and reducing trial numbers. Results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choices were systematically influenced by behavioral cost (wait time) and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 (CO2 emissions), indicating that participants took the consequences implemented in the PEBT seriously. Furthermore, PEBT behavior correlated with self-reported environmental propensity and real donation behavior. A four-month follow-up revealed moderat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r = .60; ICC = .56), indicating temporal stability.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support the PEBT's cross-cultural applicability and its potential as a context-sensitive behavioral indicator of environmental propensity for use in laboratory-based research.</p
Exploring Visual Dynamic Consciousness Based on Subjective Reports: Establishment of Experimental Paradigms and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Neural Mechanisms
No full text意识是人类认知加工的核心，其生物学基础一直是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重要 课题。在知觉意识领域，研究者们尤其关注特定意识内容从无到有的涌现过程，这一动态转换为理解意识本质及其神经基础提供了独特的窗口。尽管已有多种理 论诠释，但关于意识的神经关联(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 NCC)仍存在 重要争议，特别是在意识涌现、维持和消退的动态神经机制方面了解仍十分有限。研究者们开发了多种实验范式来研究意识，但现有范式各有局限：传统的双眼竞争范式虽可研究主观体验的动态变化，但一个视觉信息的意识涌现往往伴随着另一视觉信息的消退，难以分离单一信息的意识涌现过程；而其他范式要么忽视了意识体验的主观性，要么难以追踪意识状态的动态转换。针对这些局限，本研究创新性地建立了一个视觉意识动态切换范式，通过噪音掩蔽方法实现了单一视觉信息在恒定刺激输入下的意识状态稳定切换，并采用脑磁图 (Magnetoencephalogram, MEG)技术对其神经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究。
研究一根据双眼竞争和连续闪烁抑制(Continuous Flash Suppression, CFS)范 式的原理，建立了新的视觉意识动态切换范式。该范式通过向优势眼呈现彩色动态闪烁的马赛克 (掩蔽刺激) ，向非优势眼呈现目标客体图片 (面孔或房屋等有意义的刺激) 的方式，实现了对单一视觉信息意识动态过程的追踪。不同于传统 CFS 范式对非优势眼刺激的长时间掩蔽，或 b-CFS 范式对意识突破过程的测量，本研究的范式包含两个关键步骤：首先通过阈值测定，确保 CFS 掩蔽与目标刺激在主观强度上达到相对平衡；随后在正式实验中，被试在观看恒定强度刺激时会体验到目标客体信息的周期性变化——从无意识状态下的涌现，到有意识状态 的维持，再到意识的消退，如此往复循环。被试可通过按键实时报告对目标刺激的主观意识体验。实验一考察了 CFS 掩蔽和目标刺激的对比度对意识切换节奏的影响，发现采用个体化参数调节后可有效提升数据可用率，并通过将双侧视野 呈现刺激改为在中央视野呈现，成功避免了左右视野意识切换不平衡的问题。实验二增大样本量以验证范式的有效性，结果显示超过半数被试能够较稳定地报告其意识状态变化，且意识上与意识下持续状态较为均衡，意识切换节奏规律。实验三通过重复测量发现，被试在短期内再次完成该范式时的意识切换模式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研究二基于该实验范式，结合脑磁图技术考察了意识动态变化的神经响应。我们首先采用功能定位任务，采集被试观看完整图片和打乱图片时的 MEG 数据，并构建区分两类图片的时域神经解码模型；随后，运用该模型解码被试在完成意识动态切换任务的MEG 数据，发现对目标刺激的预测概率在从无意识切换到有意识状态前逐渐上升，表明目标刺激在突破掩蔽进入意识前存在渐进式的信息累 积过程，使大脑对目标客体的信息表征逐渐增强。此外，时频分析考察了额叶和枕叶兴趣区在 alpha (8-12 Hz) 、beta (12-30 Hz) 以及 gamma (60-100 Hz) 频段的功率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与意识状态切换的关联。线性回归建模分析表明，枕叶的 alpha 振荡变化在从无意识切换到有意识状态时呈递减趋势，而在从有意识切换到无意识状态时则呈递增趋势，两者斜率存在显著差异。该结果进一步表明，枕叶脑区的 alpha 频段的振荡模式或可作为预测主观意识动态变化的神经指标，这可能反映了意识切换过程中注意机制的参与。
综上所述，本研究建立的新范式不仅能有效实现观看恒定刺激时意识状态的稳定切换，并初步揭示了视觉意识涌现过程中的渐进式信息累积和在意识切换过程中神经振荡模式变化等神经动力学特征。这一发现为探索意识的神经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和初步理论见解，同时为未来在神经层面开展更深入的分析奠定了基础。</p
A Study on Multi-Cue Processing Mechanisms and Response Decision-Making in Drivers' Vehicle Interactions
No full text驾驶过程中，驾驶员不可避免地需要与其他车辆进行互动，综合考虑互动方的动作序列、信号使用、道路环境等多种线索来进行信息交换与行为响应，从而协商解决驾驶中的合作问题。无论是人类驾驶员还是自动驾驶系统都可能在复杂的交通环境中出现互动失败，进而导致碰撞事故，为道路安全带来风险。因此，深入探讨人类驾驶员在驾驶互动中的信息加工机制及行为响应方式尤为重要，能够为识别互动事故原因、提升互动能力、降低互动风险提供参考和启示。
本研究旨在探讨人类驾驶员在不同驾驶场景复杂度下的信息加工机制和行为响应决策。基于车辆互动加工阶段模型，对低、中、高三种驾驶场景复杂度下的驾驶员信息感知、意图理解和行为响应阶段的心理和行为机制展开研究。
研究一关注驾驶员在低复杂度驾驶场景中的互动过程及机制，选取跟车场景为典型场景，探讨了驾驶员对前车减速意图的信息感知、意图理解和行为响应机制，并对比安全驾驶员和风险驾驶员的互动过程差异。研究 1a 探讨驾驶员在低复杂度驾驶场景中用于意图理解的关键线索，以线索类型和驾驶员类型为自变量设计问卷，得出三个关键线索类型：以刹车灯为代表的车辆信号线索、以车速变慢为代表的车辆运动线索和以前方拥堵为代表的环境线索。研究 1b 基于阈值模型和证据累加模型探讨驾驶员整合关键线索以理解前车减速意图的过程机制，以驾驶员类型、车辆信号线索和环境线索为自变量开展行为实验。研究结果支持以 τ −1为光学参数的证据累加模型可以更好地描述驾驶员的减速意图识别机制，将车辆信号线索和环境线索扩展至证据累加模型中可以提升对减速意图识别时间的拟合效果。安全驾驶员比风险驾驶员更能有效利用关键线索以缩短减速意图感知时间。研究 1c 探讨驾驶员在前车减速时的行为响应策略及方式，驾驶模拟数据的结果显示制动时间更晚、制动力度更小可能是风险驾驶员在跟车场景中事故数显著高于安全驾驶员的原因。
研究二关注中复杂度驾驶场景中的多元线索加工机制及响应方式，选取并线场景为典型场景，分别探讨了并线场景中的并线意图和通行顺序意图。研究 2a 关注信息感知阶段，发现以转向灯为代表的车辆信号线索、以车头朝向、横向位置、前车间距、车速变化为代表的车辆运动线索和以前方拥堵为代表的环境线索是识别两种意图的关键线索。研究 2b 关注意图理解阶段，收集安全驾驶员与风险驾驶员对不同线索类型条件下的意图判断。发现相比于其他非启发式模型，快速节俭树模型可以更好地描述驾驶员在并线场景中的意图识别过程，并发现安全驾驶员与风险驾驶员在识别互动方意图时的线索使用顺序有所差异。研究 2c 关 注行为响应阶段，结合驾驶模拟器探讨不同类型驾驶员对并线意图的响应策略和方式差异，研究发现相比于安全驾驶员，风险驾驶员做出减速响应的频率更少，更多做出加速和保持车速的响应方式。相比于安全驾驶员，风险驾驶员的平均刹车力度更低，与前车最小碰撞时间更短，并且车辆静止后与前车的间距显著更小，这一结果进一步揭示了风险驾驶员在制动响应上的潜在问题。
研究三关注高复杂度驾驶场景中的互动过程及机制，选取交叉路口场景为典型场景，探讨驾驶员对会车时对向车辆通行顺序意图的感知过程和行为响应方式。研究 3a 通过访谈和问卷研究收集与意图理解相关的线索类型，识别到进入顺序、车速变化、相对速度和转弯弧度四个关键线索类型。研究 3b 以驾驶员类型和线索类型为自变量，基于快速节俭树模型和非启发式模型探讨驾驶员整合多种线索以识别交叉路口车辆通行顺序的意图理解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逻辑回归模型在该场景中的意图理解拟合效果较好，说明当线索具有特定的出现顺序时，启发式模型的拟合效果受限，而逻辑回归这一补偿性模型能够较好拟合人类驾驶员的理解 过程。在行为响应上，研究 3c 发现风险驾驶员做出减速响应的频率显著低于安全驾驶员，且更多使用鸣笛、闪灯等方式进行响应。此外，驾驶模拟数据的结果显示风险驾驶员做出刹车响应的时间显著更晚，平均速度显著更快，这为理解风险驾驶员的碰撞事故数更多提供了解释视角。
本研究围绕驾驶中的互动过程开展研究，深入探讨驾驶员在不同驾驶场景复杂度下的信息加工过程和行为响应方式。在理论价值上，本研究揭示了驾驶互动中的关键线索类型和意图理解机制，有助于深入理解人类驾驶员在互动中的心理过程。在应用价值上，本研究为人类驾驶员的选拔和培训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为自动驾驶系统在线索感知和行为响应阶段的设计提供参考，帮助其以更“类人化”的方式来与其他道路使用者进行互动，有助于提升自动驾驶的交互技术和道路安全。</p
HEAL: A Hypothesis-Based Preference-Aware Analysis Framework
No full textPreference optimization methods like DPO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performance in LLM alignment. However, the evaluation for these methods relies on a single response and overlooks other potential outputs, which could also be generated in real-world applications within this hypothetical space.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is paper presents a Hypothesis-based PrEference-aware AnaLysis Framework (HEAL), a novel evaluation paradigm that formulates preference alignment as a re-ranking process within hypothesis spaces. The framework incorporates two complementary metrics: ranking accuracy for evaluating ordinal consistency and preference strength correlation for assessing continuous alignment. To facilitate this framework, we develop UniHypoBench, a unified hypothesis benchmark constructed from diverse instruction-response pairs. Through extensive experiments based on HEAL,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of preference learning, we demonstrate that current preference learning methods can effectively capture preferences provided by proxy models while simultaneously suppressing negative samples.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preference learning research through two significant avenues. Theoretically, we introduce hypothesis space analysis as an innovative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preference alignment. Practically, HEAL offers researchers robust diagnostic tools for refining preference optimization methods, while our empirical results identify promising directions for developing more advanced alignment algorithms capable of comprehensive preference capture. Code and data available at this link.</p
Nature Nurtures New Life: Enhancing Positive Fertility Psychology Through Exposure to Nature
No full text自然环境，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曾慷慨地提供给我们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一切资源。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进步和城市化的不断扩张，我们逐渐走向了喧嚣的都市生活，与自然的联系日益疏远。这种转变带来了诸多社会后果，其中之一便是生育率及生育意愿的持续下降。现代生活的高压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构成了挑战，而自然，作为心灵的慰藉和恢复之地，其积极作用不容忽视。我们对自然和生命拥有本能的亲近和热爱，这种亲生命性促使人类的存续发展和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本研究旨在探讨自然作为一种环境因素如何影响并促进个体的积极生育 心理。
本研究共计开展七项研究，以检验亲近自然能否提升个体积极生育态度、动机、愿望及行为，并进一步探讨可能的中介机制，包括情绪调节和亲生命性唤起的中介作用。我们已在不同介质类型的大数据(研究一至研究三)中发现了“自然” 概念与“生育”概念的高度联系，验证了自然与生育之间的积极联结在文化产品中印刻的痕迹。在研究四至研究五中，我们证实了亲近自然可以提升积极情绪体验，进而增强个体的积极生育心理。具体表现为认为生育更加重要，感知到的阻碍更少，对生育的社会认同更加紧密，生育动机更加积极。在研究六中，我们发 现了回忆自然经历可以增强个体对普遍生命形式的热爱，进而表现出更加积极的生育态度及意愿。在研究七中，我们探讨了物理自然联结与心理自然联结对个体生育态度及行为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自然联结在物理和心理层面上均能预测个体积极的生育态度、意愿及行为，并且抑郁、压力等负性情绪与亲生命性作为中介变量发挥作用。
我们的研究从多种研究方法、多种切入视角，首次系统探索亲近自然是否以及如何提升个体积极生育心理。通过本研究，我们希望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城市规划者和公共卫生专家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改善自然环境质量来提升公众的生育意愿，以促进生育友好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p
Atten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trategy Use in Supernormal Children's Cognitive Processes
No full text超常儿童的认知优势一直是广为关注的话题，但以往研究者主要关注其认知优势的结果，体现在正确率和反应时上。较少有研究从过程性的角度出发进行考量。一方面，他们在认知过程中可能具备更灵活的注意资源调控和分配过程。例如，有不少研究表明了在任务完成过程中，超常儿童的注意投入和分配模式都优于常态儿童。而另一些临床研究也发现，智力超常儿童存在更高比例的多动与冲动、难以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现象。这种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性提示可能存在潜在的调节变量尚未被发现。例如，这种表面上的"注意缺陷"可能实际上反映了超常儿童对重复刺激的低耐受性以及对挑战性不足任务的内在动机缺乏，这种特质或许与其更高的认知需求相关。
另一方面，研究表明个体的智力水平显著影响其在认知任务中的策略选择。在面对更加挑战性的任务时，超常儿童依然会采用更高效的认知策略吗？任务难度是否会对两类儿童的策略选择产生不同影响呢？
基于以上现象，本研究在超常和常态儿童完成认知任务过程中，探查并比较二者注意资源投入及策略使用模式的差异，并纳入任务类型和任务难度两个因素，探究这两种因素是否会影响、及如何影响这种模式差异。
研究一利用行为指标和瞳孔指标，以正确率和反应时作为个体在认知任务上表现的行为指标，以 TEPR 作为注意资源分配的生理指标，探讨了小学学龄段超常和常态儿童在探索性和利用性任务中注意资源投入的差异，以及任务难度对注意资源投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从行为数据来看，在任何任务类型的任何难度水平上，超常儿童的正确率均显著高于常态儿童；仅在低难度利用性任务上，超常儿童反应时显著短于常态儿童。从瞳孔数据来看，在探索性任务的各个难度上，超常与常态儿童的注意投入未呈现出显著差异；而在高难度利用性任务上，超常儿童投入的注意资源显著高于常态儿童。
由于利用性任务的认知过程还涉及到策略使用，研究二进一步探讨利用性任务中，超常儿童是否会表现出与常态儿童不一致的策略选择和使用模式，以及任务难度是否会调控这一过程。通过眼动记录的矩阵区的比例时间，来判断个体在利用性任务背后的类比推理题型中使用的策略：自上而下的建构匹配策略，或自下而上的反应消除策略。研究结果发现，在中、高难度任务中，超常儿童在反应消除策略的使用频次上显著高于常态儿童，在建设匹配策略上的使用频次显著低于常态儿童。
基于以上两项研究，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在两种任务类型（探索性任务、利用性任务）的任一难度水平中，超常儿童都比常态儿童表现出更高的正确率；仅在低难度利用性任务上，超常儿童反应时显著短于常态儿童；（2）小超常儿童仅在高难度利用性任务上比常态儿童投入显著更多的注意资源，在其 他难度水平任务上二者投入的注意资源无显著差异；（3）利用性任务背后的几何类比推理题项上，相较于常态儿童，小学超常儿童在中、高难度上显著更多地使用反应消除策略。</p
Mechanisms of Response Inhibition Deficits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individuals with high schizotypal traits
No full text反应抑制是认知功能的核心成分，常采用停止信号任务进行测量。现有研究认为其可划分为基础反应抑制与选择性反应抑制。以往一般认为反应抑制的失败是抑制功能出现问题，然而近期研究发现反应抑制包含触发阶段（从感知停止信号到信号监测完成）和抑制阶段（从抑制动作启动到完全终止反应）两个加工过程，触发阶段的失败（即停止信号监测失效）可能是反应抑制缺损的重要机制。触发阶段高度依赖注意捕获机制，即个体注意资源不足不仅可能导致触发失败，还会因新颖刺激占用认知资源间接影响抑制阶段效能，提示注意捕获缺陷可能是反应抑制加工异常的关键因素。在精神分裂症谱系中，认知缺损作为区别于阳性 和阴性症状的第三类核心症状备受关注。分裂型特质个体作为具有精神分裂症亚临床特征的潜在高风险群体，可以排除患者研究中病程、药物等因素带来的混淆。尽管现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和高分裂型特质个体存在反应抑制缺损，但相关研究多聚焦在基础反应抑制层面，对选择性反应抑制（即根据任务要求，有选择地抑制某些不相关的反应）的特征及其加工机制仍缺乏系统探讨。选择性反应抑制的效能与注意捕获机制密切相关，注意资源的不足可能直接影响个体对停止信号的监测和对动作抑制的启动。因此，本论文通过两项研究共四个实验考察精神分裂症患者与高分裂型特质个体在基础与选择性反应抑制中的特征，重点探究其反应抑制缺损的潜在机制，包括触发阶段和抑制阶段的可能异常，以及注意捕 获在其中的作用，并借助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初步探讨分裂型特质个体选择性反应抑制的神经电生理基础。
研究一包括两个实验，均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进行。实验一采用改编的传统停止信号任务测量基础反应抑制，设置了不同比例停止信号的条件，56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和 39 名健康对照参与实验，患者在较高比例停止信号条件下的停止信号反应时间(SSRT)显著延长，表明其基础反应抑制能力存在特异性缺损。采用针对 SSRT 的层级贝叶斯模型分析发现，患者的触发失败概率显著增加，且建模 SSRT 仍然长于对照组，表明触发阶段和抑制阶段均存在缺损；该缺损与临床症状无显著关联，提示基础反应抑制缺损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认知特征。实验二采用选择性反应抑制任务，包括单手任务和双手任务，旨在考察精神分裂症患者在 不同复杂情境下的选择性反应抑制能力，并尝试揭示注意捕获在其反应抑制缺损中的作用。对单手任务（只需要用右手做反应）而言，在传统停止信号任务的基础上增加了忽略刺激，即呈现新异颜色的 ignore 信号，此时被试仍需要做出 go 反应。双手任务在单手任务的基础上增加了左手部分，要求被试用左右手分别对同时出现在屏幕左右侧的刺激进行反应，实际上左手均需做出 go 反应，右手任务与前面的单手任务相同。在双手任务中，可以计算特有的注意干扰效应和停止干扰效应指标。注意干扰效应反映了个体在选择性反应抑制任务中，注意捕获无关刺激的能力；停止干扰效应则揭示了停止信号对正在执行动作的干扰程度。44 名患者和 38 名健康对照参与了本实验，结果发现单手任务中患者的 SSRT 显著 延长，双手任务中，患者停止干扰效应显著长于对照组，说明了患者选择性反应抑制的缺损；且患者注意干扰效应显著弱于对照组，提示其注意捕获的异常。层级贝叶斯建模分析发现，患者在两个任务中的触发失败概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基于注意捕获的建模模型相较不含注意捕获的模型触发失败的概率显著提高，同时患者组中注意捕获影响触发失败的概率比对照组更高，表明患者注意捕获缺损可能加剧了选择性反应抑制触发阶段的异常。相关分析发现患者选择性反应抑制参数与临床症状也无显著关联，提示选择性反应抑制缺损也可能是独立于临床症 状的特征。
研究二采用与研究一相似的实验范式，通过两个实验探讨分裂型特质个体反应抑制的缺损机制。实验三通过传统停止信号任务，测量 29 名高分裂型特质个体和 30 名低分裂型特质个体（对照组）的基础反应抑制功能。结果显示高分裂型特质个体的 SSRT 均显著长于对照组。建模分析发现高分裂型特质组的触发失败概率显著增加，建模 SSRT 也显著延长，而建模参数与分裂型特质得分无显著相关，提示其基础反应抑制缺损独立于分裂型特质严重程度。实验四通过单手和双手选择性反应抑制任务，考察了 37 名高分裂型特质个体与 35 名低分裂型特质个体的选择性反应抑制表现并同时记录脑电。尽管在相关分析中发现高分裂型特 质个体在参数指标与阴性分裂型特质得分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但两组被试的选择性反应抑制表现及注意捕获均未发现显著差异。比较单手任务和双手任务中额中央区 N1、N2 和 P3 波幅的结果，也未发现两组在停止信号试次及忽略信号试次上的组间差异，表明高分裂型特质个体在选择性反应抑制中神经活动较完好，提示未来需要对高分裂型特质个体的选择性反应抑制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综上，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显著的基础反应抑制缺损，建模分析表明触发阶段和抑制阶段均存在缺损。此外，患者在选择性反应抑制任务中注意捕获能力受损，建模结果表明注意捕获受损加剧了触发阶段的加工异常。患者反应抑制指标与临床症状均无显著关联，提示反应抑制缺损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特征。高分裂型特质个体在基础反应抑制功能上存在与患者类似的缺损,且基础反应抑制表现独立于分裂型特质严重程度，但高分裂型特质个体的选择性反应抑制能力与其阴性特质有关，且行为表现和神经活动相对完好。以上结果为理解精神分裂症谱系人群的反应抑制缺损机制及未来的干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验依据。</p
The Impact of Perceptual Coupling and Processing Content on the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of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No full text默认模式网络（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是一组由广泛分布在大脑顶叶、颞叶和额叶皮层组成的脑网络。它不仅支持着我们理解外界的感知觉信息，还参与脱离周围环境的内部思维活动。DMN 在自我参照处理、语义认知和空间认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往的研究已揭示 DMN 在与感知觉交互和脱离的认知加工中存在功能差异。但，以上研究在与感知觉信息交互的需求和认知加工内容上存在混淆。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研究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记录个体在阅读（即需要与知觉信息交互）或生成（即脱离外界感知觉信息）与个人事件记忆、语义知识和他人事件时的脑活动。研究结果发现，在阅读任务中 DMN 呈现较强的激活，而视觉脑区在生成任务中的激活更强。自我事件内容的加工引发了广泛的 DMN 激活，而视觉脑区在事实知识的加工呈现较强的激活。最重要的是，与感知信息交互或脱离的认知模式受认知加工内容的调节：在与感知交互的阅读任务中，相比于事实知识和他人事件，自我事件诱发了更强的 DMN 激活；而脱离感知信息的生成任务中，相对于事实知识，事件内容的加工在核心 DMN 脑区，包括角回和后扣带回，中诱发了更强的反应。多变量模式分析（MVPA）进一步揭示，在阅读任务中，DMN 脑区能够显著解码自我事件与事实知识和他人事件的认知加工模式；而在生成任务中，DMN 脑区能够解码生成事件内容与事实知识的认知加工模式，而内侧前额叶皮层则能够区分自我和他人事件加工的不同模式。全脑激活模式的分析表明，在阅读任务中，个人事件的加工涉及更强的 DMN 的参与，而事实知识则更加依赖于感知觉系统且具有更高的认知控制需求；在生成任务中，生成事实知识更加依赖于视觉系统，且具有更高的认知控制需求。以上来自不同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DMN 的功能组织并非由单一因素主导，而是通过与感知觉信息交互需求和认知加工内容的动态交互实现适应性重构：在理解外界知觉信息时，DMN 对自我相关的信息高度敏感；而在内部的心理加工活动中，DMN 支持着生成事件相关的内容。以上研究发现挑战了 DMN 是“任务消极的”且仅支持“内部思维活 动”的传统观点，并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其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认知功能。</p
Identity,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within the Pro-Environment Domain
No full text身份认同会引导个体进行身份构建，并履行身份所赋予的责任。环境保护迫在眉睫，构建环境身份势在必行。本研究聚焦环境身份认同主题，通过问卷调查 (研究 1)、自然组实验(研究 2)、随机对照实验(研究 3)和半结构化访谈(研究4)等 方式，考察环境身份认同(程度及冲突)和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并结合访谈编码的结果构建出环境身份认同发展的综合模型。
研究 1 旨在探讨个体自我报告的环境自我认同与总体亲环境行为以及垃圾 分类、回收利用、信息参与、节水节电、公共出行等特定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 (N = 720)。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价值观(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生物圈)等变量之后，环境自我认同能显著正向预测总体亲环境行为以及垃圾分类、回收利用、信息参与、节水节电等具体的亲环境行为。
在研究 1 的基础上，研究 2 采用自然组实验(N = 104)，旨在进一步区分高低环境身份认同水平的个体在公领域、私领域和环境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亲环境行为差异与环境决策差异。研究 2 还将考察个人规范和温暖情绪的中介机制。结果发现，相较于低环境身份认同水平的个体，高环境身份认同水平的个体在公领域和私领域方面都表现出了更高的亲环境行为以及更多的环境政策支持行为。个人规范和温暖情绪在环境身份认同水平影响亲环境行为中起中介作用。研究 2 还揭示无论个体的环境身份认同水平是高还是低，个体都会选择为自己争取金钱，从而做出了非环保的决策。
然而，尽管环境身份认同对亲环境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但是环境身份认同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如今多元化的社会之中，个体的环境身份更是时常面临挑战和冲突。此外，以往关于亲环境行为的测量关注于场景，却忽视了更本质的个体行为属性和行为成本。因此基于前两个研究，研究 3 采用随机对照实验(N = 169)，重点探讨了环境身份冲突对三类亲环境行为(牺牲经济利益、牺牲心理利益、无利益相关)和环境决策的影响，以及检验温暖情绪、回避情绪、个人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平行中介机制。结果发现，当个体遭受环境身份冲突时，会显著减少需要牺牲个人经济或心理利益的亲环境行为，而与利益无关的亲环境行为（注重产品的 环境标签）则没有显著变化。该研究还发现，无论个体的环境身份是否面临冲突，个体都会选择为自己争取金钱，从而做出了非环保的决策，同时个人规范在其中起平行中介作用。但是温暖情绪、回避情绪和社会规范的平行中介效应不显著。
上述三项研究均采用量化方法，未能系统揭示环境身份认同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亲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鉴于环境身份具有发展性、变化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研究 4 采用一对一的半结构化访谈方法进行深入探究(N = 53)。结果表明，环境身份认同发展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基于访谈数据，我们构建了环境身份认同发展的综合模型，揭示环境身份经历了认同萌芽、实践转化、遭遇挑战、思考权衡、应对策略、内化历程、觉知使命和身份定位等八个阶段。
综上，本研究从心理学和环境学的双重视角出发，聚焦环境身份认同，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丰富了亲环境行为的测量，系统探讨了环境身份认同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自我认同可以正向预测总体和特定的亲环境行为，高环境身份认同水平还通过个人规范、温暖情绪等中介变量对公领域、私领域和环境政策等方面的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研究还揭示了环境身份冲突会削弱个体的亲环境行为意愿，尤其是需要牺牲经济利益和心理利益的亲环境行为意愿。此外，本研究揭示了环境身份认同的动态过程与发展阶段，构建了环境身份认同发展的综合模型。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环境 身份认同的理论研究，也为政府部门制定环境教育政策、设计行为干预措施提供了实证依据。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跨文化比较研究，并探索环境身份认同的长期行为效应，以期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全面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p
The Mental Mechanisms of Cognitive Therapy in Decreasing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
No full text随着社会发展速度加快，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已成为全球范围内重要的心理健康问题。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作为一种有效的心理干预手段，其核心认知重构（Cognitive Restructuring）技术通过调整个体对事件的消极认知评价来改善情绪状态，但具体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通过两项实验数据探讨 CBT 及其核心技术认知重构在我国不同学生群体中的干预效果，并进一步分析消极应对方式在干预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一针对有抑郁或焦虑症状的 165 名高中生（干预组 87 人，对照组 78 人）使用适配高中生的微咨询干预程序，聚焦认知重构这一关键技术，实施为期 2 周 线上干预。前测(T1)、后测(T2)、一周追踪(T3)、两周追踪(T4)四次分析数据结果 显示，干预组焦虑（GAD-7）、抑郁（PHQ-9）和消极情绪（PANAS）均显著下降（p<0.001），中介效应发现：T2 消极应对方式（SCSQ）的中介效应显著，表明认知重构通过改变消极应对策略从而改善情绪。
研究二以 64 名有焦虑症状的硕博士生为干预组，30 名同类型被试为对照组，分析为期 4 周的线下多种技术（包括认知重构、行为调节、接纳）CBT 课程干预数据。前测(T1)、后测(T2)、一周追踪后测(T3)、一个月追踪后测(T4)结果显示，干预组焦虑水平（GAD-7）在干预后显著降低(p=0.003)，且效果持续至 1 个月后测 T4 (p=0.006) ,但抑郁（PHQ-9）和压力缓解未达预期；中介分析发现，T2 消极应对方式中介作用不显著，但消极应对方式与结果变量相关系数均显著。
综上，本研究验证了 CBT 尤其认知重构技术在我国部分学生群体（硕博研究生和高中生）抑郁、焦虑的干预效果，并验证了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线上单一技术认知重构微咨询对话干预在减少高中生焦虑和抑郁方面效果更佳，线下多种技术 CBT 课程对硕博士生群体焦虑改善较为明显，消极应对方式的减少是线上干预起效的重要中介因素。
本研究不仅为 CBT 尤其认知重构干预在我国的应用提供了实证支持，也为未来的心理干预优化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研究支持了线上心理干预的可行性，尤其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应用潜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和社会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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