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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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Intervention on Mindfulness Thinking，Perceived Stress，and Sleep Quality i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atients at an Internet Hospital in Guangzhou
No full text目的:探讨正念认知疗法干预对广州市某互联网医院中老年患者正念思维、感知压力及睡眠质量的影响，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提供参考。方法:于2023年6月-8月，选取在广州市某互联网医院进行睡眠调理的136名中老年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68人，对照组进行常规健康教育，实验组在此基础上进行正念认知疗法干预，比较两组中老年患者干预前后正念思维、感知压力及睡眠质量差异。结果:干预后，实验组正念思维水平较干预前显著提升(P<0.05);实验组感知压力较干预前显著下降(P<0.001),但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睡眠质量较干预前均显著提升(P<0.05),且睡眠质量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1)。结论:正念认知疗法可提升中老年患者的正念思维水平，减轻感知压力，提高睡眠质量。建议进一步推广正念认知疗法，加大培训力度，以帮助更多有睡眠调理需求的中老年患者管理自身情绪，提高睡眠质量。</p
Disrupted brain networks underlying high-fidelity memory retrieval in 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A task-based fMRI study
No full textINTRODUCTION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SCD) is linked to memory complaints and disruptions in certain brain regions identified by molecular imaging an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ies. However, it remains unclear how these regions interact to contribute to both subjective and potential objective memory issues in SCD.METHODSTo address this gap, task-based imaging studies are essential. The Mnemonic Similarity Task assessed high-fidelity retrieval meanwhile MRI data measured group differences in activation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calculated by generalized psychophysiolog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SCD individuals and normal controls.RESULTSWorse high-fidelity retrieval in SCD was associated with hypoactivation in the hippocampus, hyperactivation in the control network (CN), and reduced FC between the hippocampus and CN. The angular gyrus (AG) partially drives this disconnection.DISCUSSIONThis study confirms objective cognitive deficits in SCD and highlights the AG's failure to integrate, addressing a gap in the literature that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hippocampus and CN.Highlights Objective high-fidelity retrieval deficits detected in older adults with SCD. Dysfunctional neural activations within retrieval networks impair memory accuracy. Reduced task-based FC drives high-fidelity retrieval deficits. The SCD-related disruption of integrative function partly explains such deficits. Future studies may benefit from inspections on obstruction in cognitive process.</p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Mangiferin on Formaldehyde-Induced HT22 Cell Damage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vol 15, 1568, 2023)
No full textThe influence of choice and outcome on memory
No full text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要面临许多选择。以往研究表明，选择提升了个体在各种任务中的动机和表现。产生这种普遍的选择的激励效应的原因是，选择是个体对环境行使控制的重要形式，满足了个体与生俱来的自主决定的需求。近年来，在记忆领域，许多研究揭示了选择对记忆效果的提升，即记忆的选择效应。
个体在进行选择时，往往不可避免会遇到不同的结果，而人们偏好选择是因为个体相信自己能够通过选择去控制自己所处的环境，从而获得正性的结果，回避负性的结果。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选择的机会本身对记忆表现的影响，很少关注选择结果。本研究旨在探讨选择和结果如何共同影响记忆。基于行为、计算建模（漂移扩散模型）和脑电等手段，本研究考察了（1）选择的结果是否以及如何与选择交互影响记忆（研究一）；（2）选择和结果共同影响记忆的电生理机制（研究二）。
研究一通过三个行为实验，结合漂移扩散模型，揭示了选择和结果是如何共同影响记忆表现。首先，当选择导致三种情绪结果（正性、中性和负性，被试内 设计）时，选择和结果交互影响记忆表现。具体而言，选择仅增强正性情绪结果的记忆表现，而对中性或负性结果没有影响（实验 1）。此外，当只有中性和负性结果时（被试内设计），选择也与结果交互影响记忆表现。具体而言，选择增强了中性结果的记忆表现，而对负性结果没有影响（实验 2）。综合实验 1 和 2 的结果说明，选择与结果的相对情绪效价而不是其绝对效价交互对记忆表现产生影响。最后，当结果是单一可预测时（中性和负性结果，被试间设计），选择对中性和负性结果的记忆都产生了促进作用（实验 3）。综合研究一的结果说明，在选择的结果不可预测的情况下，选择和结果的相对情绪效价会交互影响记忆效果。
研究二采用脑电技术，对研究一的行为结果进行验证，并进一步探究选择和结果影响记忆的脑电生理机制。与研究一的结果一致，研究二的行为结果显示选择与结果交互影响记忆效果（正性和负性结果，被试内设计，选择结果不可预测） ——选择增强正性情绪结果的记忆表现，而对负性结果的记忆表现没有影响。研究二的 ERP 结果表明，选择和结果效价交互影响记忆编码阶段中结果反馈相关的 ERP 成分 FRN、P3 和 LPP。具体而言，在正性结果中，选择比非选择诱发了更低的 FRN，而在负性结果条件下 FRN 没有选择效应；同样，在正性结果中，选择比非选择诱发了更大的 P3 和 LPP，而负性结果条件下，P3 和 LPP 没有选择效应。
综上所述，本文探讨了选择和结果影响个体记忆的行为和脑电生理机制。在行为上，当选择的结果不可预测时，选择和结果的相对情绪效价交互对记忆产生影响——相对正性的情绪结果有更大的记忆选择效应；而当选择带来可单一可预测的结果时，选择对记忆的影响跟选择结果无关。在脑电上，选择和结果（不可预测结果）交互影响记忆编码过程中的 FRN、P3 和 LPP——这三个成分在正性 结果中有选择效应而在负性结果中没有。这些发现揭示了选择和结果何时以及如何交互影响记忆，并提供了二者在记忆编码阶段交互影响的脑电生理活动证据，为我们理解动机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Media Exposure o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ual Risk Assessment Criteria for Epidemics
No full text新冠疫情（COVID-19）作为一场全球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对确诊的大学生造成了身心伤害，也对未感染的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持续到后疫情时期。面对这类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心理健康风险，采取空间层面的风险管理措施进行及时干预，是预防风险发生的有效策略。然而，以往的研究发现，用于应对疫情传播的空间风险评估标准并不总是与心理健康风险具有一致性。伴随数字时代的快速发展，疫情相关的媒体暴露被识别为大学生在疫情下面临的心理健康风险的潜在影响因素。此外，关于媒体暴露的研究通常是从广泛性接触所有疫情媒体信息的角度来进行，这可能导致无 法区分不同性质的疫情信息对心理健康正面或负面的双向影响。因此，研究不同的新冠疫情空间风险评估标准与心理健康风险的一致性，以及不同空间风险评估标准下媒体暴露子群体间的心理健康风险差异和不同类型媒体暴露内容对于疫情下心理健康的影响，从而为理解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心理健康挑战提供更深入的见解。
本研究总共由三个研究构成。研究一旨在探讨新冠疫情下两个不同空间风险评估标准是否与大学生心理健康风险具有一致性。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对全国 177 所高校的 77197 名大学生进行在线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信息和心理健康状况等。研究结果表明，确诊人数划分的风险评估标准分组的抑郁、焦虑呈现出高风险地区最高水平，而次高风险地区最低水平的“边缘带效应”。在基于地理距离的风险划分标准分组的抑郁、焦虑也呈现出不同类型的“边缘带 效应”分布趋势；均表现出与心理健康风险的不一致性。
研究二探讨疫情下不同空间风险评估标准的媒体暴露子群体间的心理健康风险差异情况，旨在了解不同风险评估标准能否识别媒体暴露与心理健康风险的关联性。潜在剖面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疫情媒体暴露程度存在潜在类别特 征：“低媒体暴露组”、“中媒体暴露组”和“高媒体暴露组”。在两个区域风险划分标准下，次高风险地区媒体暴露子群体间的韧性均有差异性。确诊人数划分标准的低风险地区的媒体暴露子群体间的抑郁和焦虑水平存在差异。而在地理距离划分标准不同分组内媒体暴露子群体间的抑郁和焦虑并无显著关联，说明地 理距离空间风险划分标准对媒体暴露与心理健康风险关联性的识别较小。
研究三采用机器学习对确诊人数风险评估标准分组的抑郁和焦虑分别对比多项式逻辑回归、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LightGBM 模型，结果发现抑郁、焦虑 LightGBM 模型性能指标较佳。进一步使用不同媒体暴露内容预测不同分组内的抑郁、焦虑并进行事后分析，事后解释 SHAP 值结果发现，在高风险地区的抑郁、焦虑受到流行病学信息和网络舆论的负向影响，疫区情况报道负向预测高风 险地区焦虑水平，本地疫情报道正向预测高风险地区焦虑水平；在次高风险地区，抑郁受到不同媒体暴露内容的影响作用较小，疫情网络舆论则是次高风险焦虑水平的正向影响因素；在次低风险地区，网络舆论是焦虑、抑郁的负向影响因素， 本地疫情报道和公共卫生普及是抑郁的正向影响因素，权威解读是焦虑的负向影响因素，而流行病学调查负向预测了抑郁，但正向预测了焦虑；在低风险地区，不同媒体暴露内容对抑郁的影响较小，疫区情况报道则是焦虑的正向影响因素，总体来说，不同类型媒体暴露内容对高风险地区和次低风险地区大学生的影响较大，对次高风险地区和低风险地区的群体影响较小。
本研究通过三个研究对新冠疫情下两种空间风险划分标准与心理健康风险一致性进行探讨，并通过潜在剖面分析、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媒体暴露对心理健康风险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我们了解突发公共事件下不同风险划分标准对于媒体暴露和心理健康风险关联性的识别有效性，对于补充媒体暴露风险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并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心理干预的应急管理措施的媒体传播实践提供重要指导
Improvement on symptoms and attention avoidance of patients with anxiety comorbid insomnia after meta-awareness intervention
No full text焦虑患者通常伴随失眠问题，焦虑与失眠症状存在双向预测关系，减轻慢性焦虑患者的失眠症状是治疗的关键点。受焦虑情绪影响而产生的注意回避是导致患者由急性焦虑情绪转为慢性焦虑状态的重要认知因素，目前缺乏焦虑伴失眠患者注意回避与其症状关系的实证依据。正念练习对于焦虑患者的注意回避及失眠问题有较好的干预效果，但正念改善注意回避和慢性失眠症状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元意识作为正念练习的核心成分，可能在缓解注 意回避和失眠症状中起关键作用。本文采用两项研究，探究焦虑伴失眠患者注意回避、元意识特征与其症状的关联，并检验元意识训练对焦虑伴失眠患者注意回避、情绪和睡眠症状的干预效果。研究一招募焦虑伴失眠患者 54名和健康被试 29 名，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失眠严重程度量表（Insomnia Severity Index , ISI）、线索靶子任务和分心报告任务分别测量被试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睡眠质量、主观失眠严重程度、注意回避和元意识水平。结果显示，焦虑伴失眠患者对一般威胁刺激和睡眠刺激的注意偏向得分均显著低于健康组，焦虑伴失眠患者存在注意回避问题。焦虑伴失眠患者与健康被试元意识得分差异边缘显著，对分心内容的情绪评分差异显著。焦虑伴失眠患者元意识水平更低，产生的分心更消极。在焦虑伴失眠患者中，睡眠注意偏向得分与 PSQI 和 ISI 得分均显著正相关,与 HAMA 得分正相关边缘显著。睡眠相关分心得分与一般威胁和睡眠注意偏向得分（注意偏向得分越低注意回避程度越强）显著正相关，注意回避更强的患者，症状得分更低，睡眠分心更少。注意回避可能为焦虑伴失眠患者缓解睡眠焦虑情绪的调节策略。研究二将焦虑伴失眠患者分为元意识训练组和元意识知识学习组，分别进行 4 周干预。干预前、干预两周后和干预四周后，所有患者均完成 HAMA、HAMD、PSQI、ISI、线索靶子任务和分心报告任务，共 39 名患者完成干预与全部测试。结果显示，元意识训练组和元意识知识学习组基线HAMA、PSQI 和 ISI 得分显著高于干预两周后和四周后，两种元意识干预均有效缓解焦虑伴失眠患者情绪和睡眠症状。两组患者干预四周后一般威胁注意偏向得分显著高于干预前和干预两周后，干预两周后和四周后睡眠注意偏 向得分显著高于干预前。干预两周后，睡眠分心得分与 PSQI 得分和 ISI 得 分正相关显著。两种元意识干预均有效改善焦虑伴失眠患者注意回避，且睡眠回避改善速度快于一般威胁。同时，四周元意识干预后，焦虑伴失眠患者注意回避与症状不再存在关联，患者不再采用回避调节睡眠焦虑。焦虑伴失眠患者对威胁及睡眠信息均存在注意回避，且与思维抑制相关。同时，焦虑伴失眠患者元意识水平更低，针对元意识的干预为改善焦虑伴失眠患者症状及注意回避的有效非药物疗法
A study of maximizing decision making and emotion regulation in individuals with high obsessive-compulsive tendencies
No full text强迫症（OCD）主要表现特征为强迫思维或强迫行为。研究表明，OCD 患 者未治疗时长是所有精神疾病中最长的。本研究的焦点在于高强迫倾向个体—— 那些表现出强迫特质但未满足诊断标准的个体。这些个体为研究与 OCD 相似的认知与情感过程、预防和干预策略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提供了思路。近年来，OCD研究的重点已转向决策执行功能，之前的决策研究集中在强迫思维以及强迫行为，而对决策中的情绪调节及其策略关注较少。高强迫倾向个体相对 OCD 患者来说，症状程度较轻，因此，要为高强迫倾向个体提供适用且有效的干预策略，可从情绪角度进行干预，更容易被其察觉与接受。
研究一目标是探索高强迫倾向个体的情绪调节困难与决策行为特性间的联系，为之后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高强迫倾向往往会受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带来的痛苦影响，研究一推测这些个体可能存在情绪调节上的困难，并据此影响到其决策行为。此外，考虑到高强迫倾向个体对于情绪的敏感性，且行为抑制系统（BIS）的激活与负性情绪及对回避行为的趋近有关，研究一将纳入 BIS 作为变量之一，探索这些变量间的联系。研究二在研究一基础上，通过情景模拟实验，来探究高强迫倾向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特征和情绪调节策略对于高强迫倾向个体的有效性和适用性，重点探究情景模拟下这些个体参考候选项的个数以及接纳策略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结果发现：（1）情绪调节困难在强迫倾向程度对最优化决策水平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的作用。（2）行为抑制系统（BIS）对情绪调节困难在强迫倾向对最优化决策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3）情绪调节困难的维度 “有限的情绪调节策略”可作为提高情绪调节能力的方法和干预方向。（4）在情绪调节方面，接纳策略有效地提升了高强迫倾向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特别是在降低负性情绪方面效果显著。（5）在参考候选项个数方面，在小数量级的候选项中，高强迫倾向组和低强迫倾向组参考的候选项无显著差异。在大数量级的候选 项中，在使用情绪调节策略之前，高强迫倾向组相比低强迫倾向组参考更多的候选项，在使用情绪调节策略之后，高强迫倾向组和低强迫倾向组参考的候选项无显著差异。（6）在决策质量方面，取得排名前三名的人中，高强迫倾向组较低强迫倾向组在接受有效情绪策略之前决策质量水平略低，在接受有效情绪策略后，高强迫倾向组的决策质量相比低强迫倾向组略高。（7）对整体排名分布进行分析，得到高强迫倾向组的决策结果更易呈现两极分化。
结论：探索强迫倾向个体在决策过程中面临的情绪调节问题和最优化决策的有调节的中介路径，发现情绪调节能力在改善这些个体的决策质量中的重要作用。基于此路径使用情绪调节策略——接纳策略，可以显著降低高强迫倾向个体的负性情绪，减少过度搜索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的决策质量，验证了接纳策略在高强迫倾向个体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Shenzhen Ethos and the Unique Names:Evidence from the Individual Level
No full text志愿拓疆运动会产生高度自主、独立、目标导向的移民精神。根据Kitayama等人的研究，来自西方文化的边疆移民在移民精神的影响下，更有可能给他们的孩子取不常见的名字(Varmim & Kitayama，2011)。本研究旨在确定同样的现象是否存在于不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其他移民区域，如深圳。在中国命名规则的基础上，本研究创新地增加了名字独特性的三个指标：名字中的不常见字（基于汉字字符的使用频率）、名字中的辈分，以及名字中的含义。并提出以下假设。与非移民地区相比，深圳人拥有不常见字的名字更多；有辈分的名字更少，名字有意义的人更多；在移民精神的影响下，深圳移民的第二代更倾向于给他们的孩子起不常见的名字。
为了验证猜想，本研究进行了三个研究。研究一中，首先区别于以往的以常见名字百分比作为集体主义／个体主义的行为指标的实验（任晓鹏，2017；陈欣欣等，2019），本研究以中国汉字字符的使用频率作为名字独特性的衡量指标；然后选取深圳一小学1831名学生的名字以及河源（对照组）一小学2466名学生的名字与《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匹配后对他们的名字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深圳人拥有不常见字的名字更多，也验证了汉字字符的使用频率可以用来证明汉字的独特性。研究二增加名字的辈分和名字的含义作为名字独特性的新指标，控制变量后将深圳一小学六年级学生（313人）、家长（301人）的名字和对照组河源一小学六年级学生（292 人）、家长（286人）的名字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父辈只在名字的含义这一项有明显差异，而子辈在名字的含义、名字的辈分以及名字中的不常见字等三项都有明显差异，深圳样本更倾向于给自己的孩子取与众不同的名字，深圳样本的个体主义要高 于对照组河源。研究三依据苏红、任孝鹏等人设计的“名字独特性偏好”测验来测试深圳的移民二代是不是会依旧给后代取更独特的名字。结果表明深圳移民二代比对照地区更倾向于给孩子取特别的名字。
本研究通过三个名字独特性指标从个体层面上对比了深圳和河源的名字独特性，进一步验证了自愿拓疆运动也发生在了非西方文化地区。研究支持了蔡、包等人的提出的用汉字频统计表来研究名字独特性的方法（Cai,et al.,2018；包等人，2021）。并增加了更符合中国人名字的名字独特性指标：辈分、含义。同时也为中国姓名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自愿拓疆运动这一假设角度
Social cognition in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and autistic traits
No full text孤独症，又称自闭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其主要症状为社会交流障碍、重复刻板行为和语言能力缺陷障碍。孤独症大多起病于儿童早期，持续终身，其中社会认知障碍是其核心损伤。社会认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主要是指对他人性格、表情、意向、心理状态、行为原因等的认知与推理的过程。目前，心理理论和共情是学界较为关注的两个社会认知领域。
对于孤独症谱系障碍群体的社会认知研究，前人研究在考察心理理论和共情时多采用单一维度，而目前普遍认为心理理论和共情均包含情感和认知维度。此外，儿童和成年两个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其社会认知的异常是否存在差异还不清楚。另外，也缺乏研究深入考察孤独特质群体和临床群体之间的社会认知的异常情况。因此，本论文通过三个研究，更加全面的考察儿童和成年孤独特质群体、以及孤独临床群体的社会认知表现情况。
研究一考察成年期孤独特质群体的心理理论和共情能力在认知和情感维度上的异常情况。共招募 84 名高孤独特质成年（平均年龄 21.73 岁；标准差：3.65）和 78 名低孤独特质成年（平均年龄 21.29 岁；标准差：2.38）参与本研究，并完成一系列自我报告的量表和基于表现的任务，以研究心理理论和共情的情感和认知维度。结果发现，高孤独特质成年在认知心理理论，情感心理理论和认知共情上均显著低于低孤独特质成年的表现，而在情感共情上无显著差异。
研究二考察儿童期孤独特质群体的心理理论和共情能力在认知和情感维度上的异常情况。共招募 43 名高孤独特质的儿童个体（平均年龄 10.60 岁；标准 差：1.47）和 43 名低孤独特质的儿童个体（平均年龄 10.65 岁；标准差：0.65）参与本研究，并完成了和研究一相同的任务。结果发现，高孤独特质儿童群体在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上均显著低于低孤独特质儿童群体的表现，而在认知心理理论和情感心理理论上没有显著差异。
研究三考察儿童孤独症患者和低孤独特质的儿童对照组之间在心理理论和共情能力的认知和情感维度上的缺损情况。共招募 20 名儿童孤独症患者（平均年龄 10.50 岁；标准差：1.44）和 25 名低孤独特质的儿童对照（平均年龄 10.68 岁；标准差：0.56）参与本研究并完成了和研究一相同的任务。结果发现，儿童孤独症患者在认知共情、情感共情、认知心理理论、情感心理理论上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表现。
综上，本研究从心理理论和共情的认知和情感维度视角出发，揭示了成年孤独特质群体在认知心理理论、认知共情、情感心理理论表现偏低，儿童孤独特质群体在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表现偏低，而儿童孤独症患者则在认知共情、情感共情、认知心理理论、情感心理理论上均表现偏低。本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孤独症谱系群体在社会认知障碍方面的理解，具有理论和临床意义
Social Networks of Elderly and Mental Health: the Mediating Role of Awareness of Age-related Change (AARC)
No full text我国已逐步跨入中度老龄化国家行列，如何适应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国内外研究显示，除了生存环境和经济条件，社会关系网络是体现和影响老年人积极老龄化和生活质量的关键，而社会关系网络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及其机制日益成为老年心理学和健康心理学研究的热点。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个人角色的变化导致中国老年人的社会关系在结构和规模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集中表现在家庭、友谊和邻里等三个方面，如成年子女的迁移、流动和家庭小型化带来空巢老人的普遍化，退出工作岗位和健康状况下降带来的社会交往和朋友关系的减少，城镇化发展对传统邻里关系的破坏等。然而，国内既往相关研究对这些变化表现得并不敏感，其表现为：首先，国内外从家庭、朋友和邻居三个方面评估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及其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并不全面。其次，目前研究对社会网络影响心理健康的社会心理机制探讨尚不充分，即中国老年群体社会网络的上述变化如何影响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待进一步探索。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和理论推测，自我老化态度可能中介了社会关系网络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本研究以“年龄变化觉知(Awareness of Age-related Change, AARC)量表”的本土化应用为前提，通过两项研究考察了综合与单维度 的社会网络规模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年龄变化觉知对上述关系的中介作用。
研究一旨在验证 50 题的中文版“年龄变化觉知量表”(AARC-50)在中国老年群体中的适用性和信效度，以 960 名 60 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为样本。结果显示，通过因子分析删除一个题项后，剩余 49 个条目呈现了原量表的两因子结构，即增益因子和减损因子。修订后的中文版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 区分度、效标关联效度，以及跨性别的等值性。该量表适用于对中国老年人感知年龄变化的评估。
研究二旨在考察综合与单维度的社会网络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及其机制，尤其是年龄变化觉知对上述关系的中介作用。研究对象为 1036 名 60 岁以上的城市居民。结果发现，首先，无论综合维度还是三维度的社会网络作为自变量，都一致显示，社会网络可以预测心理健康，社会网络通过提高年龄变化增益觉知，降低年龄变化减损觉知而促进心理健康，即年龄变化觉知在社会网络与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其次，性别调节了社会网络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中介作用，具体而言，相对于女性，男性年龄变化减损觉知在社会网络对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更强，且男性年龄变化减损觉知对心理健康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强，即相比于女 性，男性在年龄变化减损觉知上得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本研究以积极老龄化为背景，考察了多维度社会网络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年龄变化觉知的中介作用，并比较了男女性在上述关系中的差异。本研究补充了老年人社会网络的心理健康效应及其机制的相关证据，对于从促进社会关系和改善老化态度的角度进行实践干预、增进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的不足和局限也为未来研究的拓展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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