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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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avatar identification on impulsive buying tendency in mobile games:The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mindfulness and self-control
No full text本研究在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深入探讨了手机游戏中玩家对虚拟角色化身的认同感和其冲动购买倾向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正念和自我控制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手机游戏作为一种新兴的娱乐方式，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对玩家的消费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玩家在游戏中通过化身体验不同的角色和故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自我认同，这种认同感与玩家的消费决策紧密相关。
本研究基于社会建构理论和自我差异理论，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 380 名手机游戏玩家进行了问卷以及 16 名手游玩家进行了深度访谈，探讨了玩家对游戏化身的认同感、正念水平、自我控制能力和冲动购买倾向之间的关系。研究一发现，玩家对游戏内化身的认同感越高，其冲动购买的可能性越大。正念在化身认同和冲动购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而正念和自我控制共同构成链式中介，影响冲动购买倾向。正念和自我控制在冲动购买倾向和冲动购买 行为之间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自我控制在化身认同和冲动购买倾向之间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研究二关注化身认同和玩家在游戏和现实中正念的关系，并且明确了化身认同的多维度性，包括理想化形象认同、相似性、内在特质认同和代入感等。不同类型的手游中，玩家的化身认同也有所不同，而玩家的冲动购买倾向受对化身的喜爱、收集欲望、愉悦体验追求和理想形象契合度等多种因素驱动。此外，游戏中培养的正念习惯可能迁移到现实生活中，帮助玩家管理情绪和压力，提高生活质量。化身认同也可能激发玩家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反思和成长，但玩家也需要意识到游戏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应追求游戏与现 实之间的平衡，避免过度依赖游戏来逃避现实问题。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游戏开发者、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以及政策制定者都具有重要意义。游戏开发者可以通过设计促进玩家正念和自我控制的游戏元素，帮助玩家建立理性消费习惯。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可以利用正念训练来提高玩家的自我控制能力，减少冲动购买行为。政策制定者应关注游戏设计中可能引发冲动购买的因素，制定相应政策保护消费者权益。</p
Perceived Teacher Support and Academic Burnout in Northwest Minority Regi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Emotions as Mediator
No full text学习倦怠不仅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发展后果，如产生易怒、紧张、沮丧、低自尊等心理综合病症，还会引起成绩水平低、逃学、旷课、辍学等不当行为问题。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缓解倦怠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并强调了感知教师支持的重要作用，但鲜有研究深入探讨感知教师支持如何影响学习倦怠，并对比初中生、高中生之间的差别。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判断，因厌学或学习困难辍学的学生可能占辍学学生的 60%以上，而且主要是初二初三学生为主，厌学或学习困难已取代贫困，成为西部地区辍学的首要原因。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依赖于学生的教育进步和未来潜力。尽管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倾斜性投入缩小了义务 教育资源的硬件差距，但东西部地区的教育质量差距仍然明显。因此，了解西北民族地区中学生学习倦怠的现状，探讨其作用机制，对于改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现状，及时发现并有效预防学生的学习倦怠，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及全面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①了解西北民族地区中学生学习倦怠的现状，并分析比较在性别、年级、父母受教育水平等人口学变量下感知教师支持、学习倦怠、学业情绪、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差异。②探讨感知教师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情绪与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及其潜在机制。
本研究采用学生感知教师支持行为问卷、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和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对 1476 名西北民族地区中学生展开问卷调查。
结果表明①西北民族地区中学生感知教师支持总体处于中上水平，总体而言，初中生感知的教师支持高于高中生。②西北民族地区中学生学习倦怠总体处于中等水平，整体来看，高中生学习倦怠水平高于初中生。③中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处于中等水平，大体而言，初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高于高中生。④西北民族地区中学生学业情绪以积极情绪为主导，总体来说，初中生比高中生情绪更积极。⑤ 西北民族地区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感知教师支持、学习倦怠、学业自我效能感在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很大差异。⑥高中生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习倦怠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⑦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情绪、以及学业自我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情绪形成 的中介链分别在初中生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习倦怠中起完全中介作用。⑧学业自我效能感、以及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情绪形成的中介链在高中生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习倦怠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系统分析了西北少数民族中学生学习倦怠的现状及其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揭示了影响学习倦怠的关键因素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中学生的学习倦怠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但“身心耗竭”问题尤为突出，需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重视。高中生的学习倦怠水平高于初中生，但两者在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上存在显著差异。 初中生的学习倦怠受到多种人口学变量的显著影响，包括性别、年级、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经济状况和成绩分布；而高中生则主要受性别和成绩分布的影响。研究进一步发现，感知教师支持在学习倦怠中的作用因学段而异： 对于初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情绪及其中介链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对于高中生，仅学业自我效能感及其相关中介链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学业情绪的独立中介效应不显著。这表明，不同学段学生对教师支持的需求存在阶段性特点。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针对性的干预建议：初中阶段，应注重情感支持和师生关系的建设，通过个性化辅导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并培养积极的学业情绪；高中阶段，则应重点营造支持性的学习环境，适时进行学业干预，提升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从而有效缓解学习倦怠。本研究在理论上阐明了教师支持影响学习倦怠的机制，并为优化教学实践和改善学生学习状态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p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Evolution of Residents’ Waste Separation in Beijing between 2013 and 2023
No full text废弃物威胁人类健康和环境。公众参与作为整个废弃物管理链中重要一环， 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居民参与分类行为，可 促进废弃物回收和循环利用，这被认为是构建国家战略“循环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年来，中国管理部门实施多种政策及干预方案促进居民行为改变，为居民废弃物分类心理和行为改变带来可能。2010年，北京市开展了一系列促进分类活动，比如：聘用了5000多名垃圾分类指导员，在600个社区进行试点分类垃圾。2020年5月1日，北京市颁布管理条例开始实施强制垃圾分类。社会变迁中哪些关键因素会促进居民的行为改变，目前尚无定论，况且较少研究揭示北京城内居民分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趋势变化等相关问题。因此本研究围绕过去十年(2013和2023)，聚焦探究这三个研究问题：(1)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如何变化？(2)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心理如何变化？(3)居民当前实际分类表现如何？采用跨时间对比分析方法，综合定量与定性研究，调查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态度和行为改变现状。
本研究整合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模型，考察了居民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道德规范和责任否认对行为的影响。通过基于社区两次调查数据， 使用跨时间比较方法，考察北京12个社区居民分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十年间(2013年和2023年)变化趋势。本研究基于社会变迁视角，探讨城市层面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及心理变化，为量化生活垃圾管理提供实证支持，为政府管理政策提出和干预计划提供参考建议。
研究一基于2013和2023年收集的北京12个社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及其 影响因素相关数据，探讨居民分类行为和心理的演化过程。2013年的有效数据 为389份，2023年的有效数据为411份。结果表明：1)同2013年相比，居民于2023年生活垃圾分类态度、感知行为控制、主观规范和道德规范均显著提高，责任否认度显著降低。2)居民于2023年生活垃圾分类频率显著提高，2013年调研中一半以上居民不分类，但2023年一半以上居民经常分类。基于跨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1)道德规范在2013和2023年均正向预测行为，是分类行为的首要影响因子；2)主观规范在2013年和2023年均正向预测行为，是分类行为的次要影响因子；3)态度在2013年并未在统计上表现出对行为的影响，2023年变成正向预测因子，但影响较小；4)感知行为控制在2013年正向影响行为，2023年变成对分类行为无显著影响；5)责任否认在2013年对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2023年不再是行为的预测因子。这些结果揭示道德规范、主观规范和态度是影响居民分类行为的关键因素。
为深入了解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态度，邀请居民完成问卷后进行质性访谈。2013年有18位社区居民接受采访，2023年有16位社区居民接受采访。结果发现：1)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和感知控制发生变化。2013年居民认为进行垃圾分类存在诸多困难，其中最大障碍是不习惯、不方便和麻烦，其次是缺乏时间和分类知识。2023年大部分居民感知到生活垃圾分类的变化，包括外在分类设施的变化及居民层面行为的转变，不再认为分类行动困难。2)居民于2023年垃圾分类责任意识提高，并归因于强制分类政策的推出及桶前志愿者的持续指导。 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均证实了居民分类行为和心理的改变。
为验证研究一发现，研究二进一步考证居民实际分类行为，于2023年8月至9月对12个社区居民的现场自主分类投放进行非侵入式观察，共收集697人次样 本。结果表明，12个社区居民总体分类投放准确率平均值为69%，相较于2013年的31.2%显著提高。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居民分类行为较十年前相比表现更好。</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fulness and Shame: Mediation Role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Self-Compassion
No full text羞耻被证实是引发众多生理和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掌握应对和管理羞耻的策略对于当代个人来说极为重要。基于正念的干预方法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地减少 羞耻，但其作用的具体机制尚未得到深入研究。认知灵活性和自我关怀都被认为与正念相关，且能够通过正念训练得到提升，而自我关怀也是影响羞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成人群体，探索正念与羞耻的关系，以及认知灵活性和自我关怀作为中介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共设置了三项问卷调查研究。研究一设置了冥想组与非冥想组，主要考察不同冥想经历个体的正念和羞耻水平的差异，以及正念对羞耻的预测作用。 采用正念五因素量表、自我意识情绪量表中的羞耻子量表，对 30名冥想者和 31名非冥想者的正念和羞耻水平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冥想组正念水平显著高于非冥想组(t = 4.14, p < 0.001)；（2）冥想组的羞耻水平(t = -2.45, p < 0.05)显著低于非冥想组(t = -2.45, p < 0.05)；（3）冥想组的正念总分(r = -0.61, p < 0.001)、描述(r = -0.41, p < 0.05)、觉知地行动(r = -0.51, p < 0.01)和不评判(r = -0.44, p < 0.05)要素与羞耻水平呈显著负相关，非冥想组的正念总分与羞耻水平相关性不显著(p > 0.05)。
研究二建立正念与羞耻的交叉滞后模型，探索正念与羞耻在时间序列上的关 系。采用正念五因素量表、自我意识情绪量表中的羞耻子量表进行测量，对 128 人开展为期 8 个月的追踪研究。首次测量时间点为 T1，8 个月后的测量时间点为T2。结果显示:（1）两个阶段的测量中正念与羞耻均呈显著负相关;（2）控制 T1羞耻后，T1 正念能够负向预测 T2 羞耻(β = -0.18, p < 0.01)；控制 T1 正念后，T1 羞耻不能预测 T2 正念(β = -0.04, p > 0.05)。
研究三建立以正念对羞耻影响的链式中介模型，进一步验证正念与羞耻的关 系，以及认识灵活性和自我关怀在其中的链式中介作用。采用正念五因素量表、认知灵活性量表、自我关怀量表及自我意识情绪量表中的羞耻子量表，对北京、成都等地 481 名成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正念总分 (r=-0.24, p < 0.001)、觉知地行动(r = -0.33, p < 0.001)、不评判(r = -0.30, p < 0.001)要素与羞耻呈显著负相关；（2）正念总分与认知灵活性(r=0.62, p < 0.001)、自我关怀(r = 0.59, p < 0.001)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认知灵活性与自我关怀呈显著正相关(r = 0.63, p < 0.001)；羞耻与认知灵活性(r = -0.33, p < 0.001)、自我关怀(r = -0.40, p < 0.001)呈显著负相关；（3）认知灵活性与自我关怀及其链式关系可以完全中介正念对羞耻的预测。中介作用模型包含 3 条中介路径：认知灵活性单独中介路径，相对中介效应量为35.90%；自我关怀单独中介路径，相对中介效应量为 38.46%；认知灵活性与自我关怀的链式中介路径，相对中介效应量为 25.64%。
结论:（1）正念水平高的个体，羞耻水平更低；（2）正念可以负向预测羞耻，其觉知地行动维度可以更高地预测羞耻；（3）正念可以纵向预测羞耻，但羞耻不能纵向预测正念；（4）认知灵活性与自我关怀均可为正念对羞耻的预测提供解释；（5）提升正念水平有助于缓解个体的羞耻水平。关注正念对羞耻影响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开发出更可靠的针对羞耻的干预措施。</p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short video excessive use: The mediating role of usage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No full text短视频的过度使用给用户带来了身心健康、社会功能的负面影响。以往研究发现人格和使用动机是特定网络行为的重要诱发因素，在使用障碍前期和后期都发挥重要的作用。当前研究多关注了单一因素或维度对短视频过度使用的影响，但人格因子的交互作用、各风险因素的累积效应还不明确，而且大多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未能从成年人用户视角把握短视频用户使用的现状和形成机制，而成年人用户才是短视频使用的主力军。
基于此，论文以短视频的成年人用户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法，利用《短 视频使用动机量表》、《短视频使用行为量表》、《简式 UPPS-P 冲动性行为量表》、《简版大五人格量表-20 题》和《短视频成瘾量表》，不仅关注独立人格因子在短视频过度使用的作用，还采取人格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索短视频过度使用的易感人群的人格特征分布，深入了解易感群体的个体特质，并结合使用动机和使用行为研究影响用户产生短视频过度使用的因素，希望以此甄别短视频过度使用的易感因素或群体，并对短视频过度使用的防治提供有效帮助。
本研究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对短视频成年人用户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共收回
1161 份问卷，排查回答未不使用短视频，以及未通过测谎题及回答时间过段的样本，得到有效问卷回复 831 份，问卷有效率为 72%。样本覆盖一线城市、其他省会城市及地级市等，年龄在 18 岁和 75 岁之间。
问题一的研究通过 Mplus 进行中介分析，探索大五人格、冲动性与短视频过度使用的关系，及使用动机和使用行为在大五人格、冲动性和短视频过度使用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神经质和冲动性是短视频过度使用的高风险因素，责任心是短视频过度使用的保护因素，开放性和宜人性与短视频过度使用负相关，而外倾性水平并不能直接预测短视频过度使用。使用动机和行为在神经质与短视频过度使用中并无中介效应，在其他人格因子与短视频过度使用的中介作用上，认知需求降低了短视频过度使用的风险，而参与行为和生产行为越多，越不容易过度使用。同一个人格水平下的不同使用动机或行为，对短视频过度使用的作用也不同，如宜人性通过增加娱乐需求，增加了短视频过度使用的风险，但也通过加强认知需求、生产行为而降低了过度使用的可能性。
问题二的研究利用潜在剖面分析探索短视频过度使用人格剖面的差异，并基于人格剖面做中介分析，检验使用动机和使用行为在人格剖面和短视频过度使用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三种人格剖面类型，其中冲动性、神经质水平最高，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水平最低，外倾性中等的人格剖面为过度使用高危组，而冲动性、神经质最低，开放性、外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最高的人格剖面为低危组；认知需求、参与行为和生产行为在三类人格剖面与短视频过度使用的中介作用有显著差异；其中，外倾性可能是造成三个人格剖面的参与行为显著差异的重要因素。
结论：研究显示了人格特征对短视频过度使用的重要作用，人格特征、人格剖面是预测短视频过度使用的关键因素。此外，使用动机和使用行为在人格特征与短视频过度使用中具有中介作用。在短视频使用中，个体可以通过减少娱乐需求，增加满足认知需求的使用，或增加参与行为、生产行为，从而降低短视频过度使用的风险。个体、家庭或行业工作者，可以依此识别短视频过度使用的易感因素或群体，培养个体的健全人格，明确使用动机，培养良好的使用习惯，减少短视频过度使用。</p
The Predictive Role of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Family System Factors on Language Ability
No full text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对儿童的语言能力更加重视。众多学者发现儿童的语言能力并不仅仅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儿童智力、非智力、家庭、幼儿园、社会多方面的因素。情绪-认知交互作用理论强调情绪与认知之间的相互影响，情绪可以影响儿童的认知加工过程、学习注意力、学习动机、学习策略的使用和学习兴趣，从而对儿童语言能力产生影响。家庭系统理论则认为家庭是由具有亲属关系的家庭成员组成的系统，每个成员之间都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家庭系统因素中的父母经济属性、家庭教育投入、亲子互动等因素可能对儿童语言能力的产生影响。 围绕上述问题，论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了研究。
研究一：探讨儿童情绪因素对语言能力的预测作用。首先，选取四川省某连锁品牌旗下幼儿园的 435 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将这些儿童的语言能力水平作为研究的因变量。其次，通过向家长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被试儿童的正向情绪得分、 负向情绪得分和主动控制感得分。再次，在对样本数据进行预处理和描述统计后，运用相关性分析探讨了儿童的语言能力与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儿童的语言能力与与负向情绪得分负相关；与正向情绪得分、主动控制感得分正相关。最后，运用决策树方法构建了基于情绪因素的儿童语言能力水平的预测模型，并得出语言能力水平较低的儿童的情绪特征画像：年龄较低、负向情绪得分较高、主动控制感得分较低。
研究二：探讨家庭系统因素对语言能力的预测作用。首先，通过向家长问卷调查收集其家庭系统因素中的父母学历、父母收入、父母年龄、学习主导者、非语言类课程学习频次、语言类课程学习频次、亲子阅读频次、亲子游戏频次、亲子旅游频次、亲子运动频次等变量作为研究的自变量。其次，对样本进行预处理和描述统计后，运用相关性分析探讨了儿童的语言能力与家庭系统因素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儿童的语言能力与父母学历、家庭收入、语言类课程学习频次、亲子阅读频次、亲子游戏频次、亲子旅游频次正相关。最后，运用决策树方法构建了基于家庭系统因素的儿童语言能力水平的预测模型，并得出语 言能力水平较低的儿童的家庭特征画像：语言类课程学习频次较低、亲子阅读频次较低、亲子游戏频次较低、亲子旅游频次较低、父母学历较低。
研究三：探讨儿童情绪与家庭系统因素影响语言能力的联合预测作用。首先，建立了基于情绪因素和家庭系统因素联合预测语言能力的决策树模型。结果表明，联合模型的十折交叉验证准确率（85.5%）高于仅考虑情绪因素的验证准确率（73.8%）和仅考虑家庭系统因素的准确率（82.5%）。其次，采用偏相关分析方 法控制家庭系统因素后，发现语言能力与负向情绪的相关系数略有降低，但是仍呈现显著负相关；而与正向情绪和主动控制感的相关系数显著降低，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些结果表明，家庭系统因素对儿童情绪存在一定影响，合理调整家庭系统因素有可能有效改善儿童的情绪因素，从而提升语言能力。再次，通过主成分分析，进一步发现儿童情绪因素和家庭系统因素中各个变量互相独立，不能随意剔除。
论文的主要创新在于采用机器学习中的决策树方法联合分析多个变量对儿童语言能力的影响，并综合探讨了儿童情绪因素与家庭系统因素对语言能力的共同作用。论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情绪-认知交互作用理论和家庭系统理论在儿童语言能力领域的知识，也为儿童语言能力的教育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p
A Study on the Intervention of Mindfulness Meditation Audio o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est Anxiety,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No full text在当代社会，高考仍然被大部分高中生认为是决定自己命运的考试。在准备高考的过程中，学生难免会产生焦虑，学习动机也会因人而异。学习动机的强弱，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考的效率和成败。在如今这个教育内卷的大时代背景下，高中生的学业压力非常大，考试焦虑普遍存在于该群体中，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中生的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所以降低高中生的学业压力、考试焦虑和改善他们的学习动机就成为了刻不容缓的事了。因此，本研究以高中生为被试，通过相关分析来探讨考试焦虑、学习动机和学业压力三者之间的关系；采用对照实验设计、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评估正念冥想音频干预考试焦虑和学习动机的效果，揭 示变量之间的相关和因果关系，同时也评估正念冥想音频干预对提高高中生学业成绩的效果。
研究一：采用问卷法的量化研究方法，在江苏省南通市某高中选取高一的706 名学生和高二的 708 名学生参与问卷测量，回收有效问卷 1414 份。问卷包 含考试焦虑量表(TAI)、中学生学业压力问卷和中学生学习动机量表（MSMT）。探索学习动机、考试焦虑水平、学业压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及考试焦虑在学业压力对学习动机的正向预测过程中是否起中介作用。使用 SPSS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考试焦虑、学习动机和学业压力三者呈现显著正相关，考试焦虑在学业压力对学习动机的正向预测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在低焦虑群体中，焦虑水平对学习动机的影响不显著，而中高考试焦虑对学习动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对高二年级 708 名学生当中考试焦虑水平较高的70名同学进行正念音频干预实验，在干预的前后分别推送考试焦虑量表(TAI)、中学生学业压力问卷和中学生学习动机量表（MSMT）和正念注意觉知（MAAS）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70 份。收集正念组和对照组干预前的第一次联考成绩，和干预后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联考成绩。使用 SPSS 软件进行描述统计和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采用 SPSS Process 宏程序进行链式中介检验。结果显示：正念音频干预前后，正念组和对照组在考试焦虑和学习动机方面的均值都出现了降 低的趋势，且正念组降低的幅度要比对照组大，这表明，干预实验对正念组的考试焦虑和学习动机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且正念注意觉知和考试焦虑在正念干预对学习动机的正向效应中的链式中介作用成立；正念冥想干预还可以在短期内对高中生的 学业成绩产生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
综上，本研究得出结论：
（1）随着学业压力的增大，考试焦虑会增大，学习动机（困扰）也会增多；
（2）随着考试焦虑的增大，学习动机各维度（动机过弱、动机过强、学习兴趣、学习目标）都会增强；
（3）学业压力是通过考试焦虑这个中介来对学习动机起作用的；
（4）在正念冥想的作用下，考试焦虑水平会降低，学习动机困扰也会减少；
（5）正念冥想是通过正念注意觉知和考试焦虑这两个中介来对学习动机起作用的。 （6）在正念冥想音频的干预下，高中生短期内的学业成绩会变好。
本研究首次探讨了正念冥想音频训练对学生考试焦虑和学习动机的影响。本研究采用 21 天的正念冥想音频干预实验，首次证实了正念注意觉知、焦虑改变在正念干预与学习动机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为在学业高度紧张的高中生群体中运用正念干预考试焦虑和学习动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ibitory control and sharing behavior in preschoolers: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reputation concern
No full text分享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利他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对于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关于利他分享行为的起源，“亲社会性反思模型”认为个体需要抑制控制能力来抑制自利的冲动从而做出合作、分享等亲社会行为；而“社会启发式假设”认为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是内在驱动的，反思性的加工过程反而会降低个体的合作水平。两个理论对于利他分享行为的起源，特别是抑制控制与分享行为之间的关系存在相反的预测。对成人的研究发现抑制控制反而会提升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倾向，降低个体亲社会性，对婴儿的研究也发现了直觉性的亲社会行为，而已有关于学前儿童抑制控制和分享行为关系的 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另外，以往成人研究通常使用匿名的任务，儿童研究则大多都是在主试指导下完成分享。已有研究发现学前儿童已经开始对他人是否在场表现出敏感，主试在场的实验设置可能会引起声誉关注效应，从而提升分享行为的策略性。因此，儿童抑制控制与分享行为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声誉关注可能是影响抑制控制和分享行为关系的重要调节变量，能够为已有不一致研究结果提供新的解释。基于此，本文聚焦于学前儿童抑制控制能力对分享行为的影响，并探究其中声誉关注的调节效应及内在作用机制。
本论文共包含两个研究。研究一旨在探究声誉关注在学前儿童抑制控制与分享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是否存在，包含三个实验。实验 1 选取 120 名 3-6 岁儿童参与实验，设置他人在场和他人不在场的条件，测量学前儿童的抑制控制能力和分享行为。实验 1 的结果发现：当他人不在场时，抑制控制越高，儿童的分享水平越低；当他人在场时，抑制控制与分享行为的关系存在正向的趋势，且月龄均并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实验 1 发现仅有 5-6 岁儿童的分享行为在他人是否在场两个条件间存在显著差异，与已有研究发现 5-6 岁儿童才表现出对于声誉的敏感性相一致，因此实验 2 仅选取这一年龄段进一步探究抑制控制对分享行为的影响以及声誉关注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验 2a 采用认知负荷的方式操纵抑制控制， 选取了140 名 5-6 岁儿童参与实验，同样设置他人在场和不在场的条件作为组间变量。结果发现，当他人不在场时，相较于有认知负荷组，无认知负荷组儿童（抑制控制能力强）分享水平更低；当他人在场时，认知负荷对分享行为的影响不显著，重复了实验 1 的结果，没有发现他人在场时的抑制控制能力与分享行为的显著关系。因认知负荷是对抑制控制能力的间接操纵，这可能是没有发现他人在场时显著结果的原因，因此实验 2b 采用停止信号任务直接消耗抑制控制能力的方式，选取了 133 名 5-6 岁儿童参与实验。结果发现，相较于抑制控制消耗组，他人不在场时，抑制控制未消耗组儿童表现出更少的分享；他人在场时，未消耗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分享。
研究二旨在探究声誉关注效应的内在作用机制，包含三个实验。声誉关注的内在作用机制探查了对观察者潜在评价的感知以及对于积极评价效价的追求两个成分。实验 3 设置静止型机器人与社交型机器人，将“物理性地在场”以及“潜在评价”的效应分离开，检验仅是物理性的存在是否会产生类似的声誉关注效应，社交机器人是否仍然会产生与他人在场类似的调节效应。实验 3 沿用实验 2b 中对于抑制控制能力的操纵，选取了 124 名 5-6 岁儿童参与实验。结果发现，5-6
岁儿童在面对不同类型的机器人时，认为相较于静止型机器人，社交型机器人的感知属性、智能属性和心理属性更强，且更可能观察他人分享的行为。但是，实验 3 并没有发现机器人类型与抑制控制消耗对儿童分享行为的交互影响，且社交机器人对于儿童分享行为的社会影响程度与成人在场时类似，即使是静止型机器人也会对儿童的分享行为产生社会影响。实验 4 将他人潜在评价的维度设置为友善维度（即“慷慨/亲社会”，支持分享）和能力维度（即“聪明/理性”，支持利益最大化），在场他人在儿童分享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实验 4 选取了 124 名
5-6 岁儿童参与实验。结果发现，相较于消耗组儿童，在能力维度下未消耗组儿童分享水平更低；在友善维度下未消耗组儿童的分享水平更高；另外，消耗组儿童的分享水平没有出现维度间的显著差异。实验 5 在实验 4 友善维度的基础上，将他人潜在的评价标准设置为低标准（支持“分享一些”）和高标准（支持“分 享超过一半”），在场他人在儿童分享前会表达所自己的分享标准，以进一步考察儿童是否会关注到不同的标准从而调整分享行为。实验 5 选取了 122 名 5-6 岁儿童参与实验，测量儿童的心理理论和背景敏感性特质探查个体差异在其中的作用。结果发现，相较于消耗组儿童，当他人的评价标准低时，未消耗组（抑制控制水平高）的儿童分享水平更低；而他人评价标准高时，抑制控制条件间差异并不显著，儿童均维持较高的分享水平，且这一模式主要表现在通过了二级错误信念任务的儿童被试中，说明在抑制控制能力强时，这些儿童更能够根据他人评价标准的不同做出不同的分享行为。
本论文从两个不同的理论入手，探究学前儿童抑制控制能力与其分享行为的关系，引入了声誉关注变量,这是学前儿童开始表现出敏感性但是常被已有研究者忽视的变量。研究为以往研究关于两者关系不一致的结果提供新的解释，揭示了抑制控制能力在分享行为中的作用是具有情境性的：抑制控制水平高的儿童可以灵活地、根据情境要求进行策略性调整。本文从观察者评价感知理论出发，探究声誉关注的不同成分在抑制控制对分享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对于家长和教师在儿童亲社会行为培养过程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关注引导、启示教育者机器人在儿童社会化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p
Research on the psychological features and brain mechanisms of depressive sympotms in lung cancer patients
No full text抑郁症的全球发病率大约为 4.7%，中国成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 6.8%，其中抑郁症为 3.4%。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预测，到 2030 年，抑郁症将成为导致残疾的首要因素，并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躯体疾病患者中，抑郁症的发病率尤其高。特别是在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患者群体中，其发病率甚至高达 41%。癌症已成为全球居民健康的重大威胁，其中，肺癌以其高发率和高致死率尤为引人关注。全球范围内，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高不下。在中国，肺癌已超越胃癌，成为导致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占所有癌症死亡病例的 27.3%。这一恶性疾病不仅对患者的生命健康构成 严重威胁，还深刻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
随着医疗模式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肺癌患者在长期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心理问题，尤其是抑郁情绪，逐渐受到重视。研究表明，肺癌是一种身心疾病，伴发的抑郁症严重影响了治疗的依从性、效果和生活质量。因此，深入探讨肺癌伴发抑郁症状的发病机制，尽早识别和预防其发生，为其早期干预提供科学依据，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研究课题。
本论文从行为、心理和脑机制三个层面，系统探讨了肺癌伴发抑郁症状的发病机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研究一通过 Meta 分析，在大样本中考察了肺癌患者伴发抑郁症的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最终纳入 42 篇横断面病例对照研究，涉及 11,194 例肺癌患者。结果显示，肺癌伴发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 6.62%至 81.01%。性别、婚姻状况、合并慢性病、收入水平、医保支付、体能状态、社会支持、肺癌分期和疼痛是肺癌伴发抑郁症状的重要危险因素，未发现治疗因素的显著影响。
研究二采用心理量表/问卷，对 809 名肺癌患者进行调查，从身心医学的角度探讨了肺癌伴发抑郁症状患者的心理特征，并运用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多个心理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和重要性，以及其与普通抑郁症核心症状的异同。研究结果显示，809 名患者中，45.24%的患者符合伴发抑郁症状标准。伴发抑郁症状与不伴发抑郁症状的患者相比，在睡眠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PTSD)、反刍思维和大五人格中的外倾性和责任心维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些心理特征与抑郁水平显著相关。日间功能障碍、睡眠障碍和高唤醒是伴发抑郁症状患者最重要的心理特征，反应迟缓、心情低落和快感缺失是最核心的抑郁症状。肺癌伴发和 不伴发抑郁症状患者的心理特征网络结构差异显著，抑郁症状网络的全局强度也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三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对 33 名肺癌伴发抑郁症状和 42 名不伴发抑郁症状患者进行了脑机制层面的对比研究，深入分析了肺癌伴发抑郁症状患者在脑结构和功能上的变化。结果表明，两组患者在抑郁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性别、年龄、教育水平、BMI、吸烟和饮酒等变量上无显著差异。双样本t 检验结果显示，伴发抑郁症状患者的左侧额上回、左侧额中回以及左侧顶下小叶的灰质体积显著增加，左侧颞下回、双侧距状裂周围皮层、双侧楔叶、左侧舌回以及右侧楔前叶的灰质体积与抑郁症状得分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左侧颞下回的灰质体积增加还与PTSD症状的高唤醒维度显著正相关，而双侧距状裂周围皮层、双侧楔叶和左侧舌回的灰质体积增加则与PTSD症状的高唤醒维度及总分显著正相关。功能连接分析显示，伴发抑郁症状患者的右侧嗅觉皮层到右侧梭状回皮层，以及左侧距状裂周围皮层到右侧小脑 4 区和 5 区的功能连接显著增强。此外，抑郁症状得分与多个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存在显著负相关，包括左侧额上回和右侧颞中回、左侧额上回与左侧颞极颞中回、左侧三角部额下回与左侧颞极颞中回、左内侧额上回与右侧颞中回、左侧脑岛与右侧小脑小腿 2 区、右侧颞上回与右侧小脑小腿 2 区的连接。
本研究创新性地融合了Meta分析、网络分析和fMRI技术，从行为、心理和脑机制三个维度深入剖析了肺癌伴发抑郁症状的发病机制。通过这一系列综合研究，明确了肺癌伴发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重要心理特征及脑机制。这一突破性的研究不仅为早期识别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科学支撑，更通过揭示特定脑区的结构和功能变化，为抑郁症的脑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抑郁症与癌症共病机制的理论体系，为肺癌患者的临床管理和心理干预开辟了新的路径，展现出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临床应用前景。</p
Stress Accumulation and Stress Reactions of Special Group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No full text2019 年 12 月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引发急性呼吸综合征（COVID19）在人群迅速传播，构成全球性大流行病。新冠病毒变异快、传播广，对比以往公共卫生事件，其反复暴发易引起重复应激反应，持续威胁全球居民心理健康。因此，探讨疫情压力累积影响民众心理健康机制有现实紧迫性。疫情暴发初期，首批康复患者遭遇健康下滑、财产损失、社会关系损坏。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每次疫情发作，疫情防控人员均需冲上一线响应。两类群体受疫情影响深，重复应激多，心理健康需特别关注。重复性应激研究有望助力应激研究从现象学向机制转变。然而，重复应激研究不宜实验操纵。回溯调研指出创伤事件累积心理健 康不良影响。动物生理实验总结敏感化和刚化反应。敏感化，也称敏化，指随应激次数增加，应激反应增强，关乎心理创伤；习惯化，也称敏化，是随应激次数增加，应激反应减弱，关乎进化、适应和心理弹性。这些结论在人类被试群体的适用性仍需验证。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带来重复性应激，也提供科学研究现实情境人类心理、生理应激受压力事件累积影响机会。探讨疫情压力累积与应激有助于揭示人类遭遇重复性应激过程心理、生理机制，即应激如何发展为心理创伤？如何预防重复应激累积形成心理创伤？这不仅对推动应激领域研究有重要价值，也是后疫情时代维护和促进全民心理健康重要课题。因此，本文梳理以往情绪理论、应激理论和创伤理论，提出应激事件-过程-反应模型，并用三个研究（5 个子研究）在该模型基础上探讨三个问题：（1）疫情压力累积引发心理应激习惯化反应还是敏感化反应？（2）哪些心理因素在疫情压力累积和心理习惯化/敏感化反应中起中介作用？（3）疫情反复如何影响习惯化/敏感化生理应激机制？
研究一用两个子研究分别探讨新冠康复患者主观压力累积和客观压力累积与心理应激关系。结果发现无论主观压力累积（自评生活改变程度）还是客观压力累积（新冠后遗症数量）均增加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风险，社会支持部分中介主观压力累积与心理应激的敏感化反应。
研究二用两个子研究分别探讨不同生活事件压力累积和同一事件反复造成压力累积与社区工作者心理应激关系。第一个子研究发现，疫情引发生活事件数量增多与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风险增加有关，心理安全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二个子研究发现，疫情反复与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风险降低有关，心理安全和情绪调节起完全中介作用。表明心理安全部分中介生活事件压力累积与心理应激的敏感化反应，心理安全和情绪调节完全中介疫情反复与心理应激的习惯化反应。
研究三进一步探讨疫情反复与生理应激关系。结果发现疫情反复与头发皮质醇水平降低有关。控制基线水平后，半年内经历两次疫情社区工作者头发皮质醇含量显著降低。表明疫情反复对生理应激习惯化反应。追踪数据显示，疫情暴发月份北京市社区工作者头发皮质醇含量均呈现波动趋势；说明头发皮质醇是探测疫情反复对生理应激影响的有效指标，社区工作者可能出现替代性强化反应。联合生理、心理应激指标分析表明，头发皮质醇含量与心理应激无相关关系，然而，半年内头发皮质醇含量轨迹波动性高与焦虑有关；提示用皮质醇轨迹波动性预测心理应激可能性。
本文验证人类对重复应激事件的习惯化和敏感化效应，发现主、客观压力累 积均与心理应激敏感化反应有关。不同压力事件累积增加心理应激敏感化反应，同一事件反复却会减轻心理应激，引起习惯化反应。此外，本文验证应激事件-过程-反应模型有效性，发现心理因素在压力累积与心理应激起中介作用。人际安 全联结及较好情绪调节是人反复面对不测遭遇时促进心理适应重要因素。生理数据支持同一事件反复与应激习惯化反应，文中同时探讨用生理应激纵向变异性预测心理应激可能性。以上发现可供当前和未来重大卫生突发事件期间维护和促进民众心理健康参考，也为揭示应激与创伤心理、生理机制提供了更具生态效度证 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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