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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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and neural mechanisms of cross-modality phonological and orthographic activation during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No full text近年来，字形与语音的跨模态激活模式一直是研究者所关注的热点。研究提示，长期的读写学习和训练可能会改变大脑处理语言信息的方式，使得以语音加工为主的语言任务中（听、说）可能涉及字形表征的激活，以字形加工为主的语言任务中（读、写）涉及语音表征的激活，即在语言加工中，呈现字形与语音的跨模态激活(Cross-modality activation)模式。本研究通过整合元分析、行为实验和神经影像实验，系统地探讨了汉语多通道语言加工中语音和字形表征的跨模态激活效应及其认知神经机制。研究结果不仅深化了对语言加工中多通道整合机制的理解，同时为跨语言普适的交互激活模型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研究一通过四个元分析系统考察了听、说、读、写四个语言加工通道中的语音和字形跨模态激活效应，发现跨模态效应在四个通道中均表现为中等强度的效应大小。元回归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实验任务、被试母语背景及语言书写系统特征等因素对跨模态效应的调节作用，发现跨模态效应的强度受任务性质和被试母语背景的影响。在非母语者中，跨模态效应更为显著，提示二语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语音与字形表征的关系可能更为紧密。这些发现支持了语言加工中双模态交互激活模型（BIAM）的假设。例如，在听觉词汇识别中，字形效应表明语音编码并非孤立进行，而是与字形表征共同参与信息加工，形成一个动态的交互网络，尤其是对于汉语这种字形和语音并不严格对应的语言，展现了语言表征系统的灵活性和补偿机制。
研究二通过组块与启动范式系统性考察了字形与语音表征在汉语多通道语言加工中的跨模态激活效应。组块范式结果表明，字形相似性对四种语言加工通道（听、说、读、写）均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字形效应呈现一致性特征。启动范式结果表明，在四种加工通道中均存在显著的跨模态效应，即听觉词汇识别和口语产生中的字形效应，以及视觉词汇识别和书写产生中的语音效应，表明字形与语音表征之间存在双向联结机制。此外，在语音和字形效应方向上，语言输入和输出通道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在语言输入通道（听和读）中，字形和语音的相似性效应表现为抑制干扰，而在输出通道（说和写）中，则表现为促进效应，且输入通道的跨模态效应大于输出通道。这一发现进一步支持了语音和字形跨模态激活效应的普遍性，并揭示了不同任务下语言加工的特异性，同时将 BIAM 扩展到了非字母语言的输入通道，提示信息在不同表征之间的流向是双向的。
研究三结合高时空分辨率的脑磁图（MEG）技术，深入探讨了汉语口语产生中语音和字形效应的时空动态(实验 9)和听觉词汇识别中语音和字形表征的时空动态（实验 10）。实验 9 结果显示，字形效应在刺激呈现后的 211-368 ms 内集中于顶枕交界区，表明字形信息在口语产生的早期自动激活，而顶枕区的参与表明，字形表征通过跨模态整合参与口语加工；语音效应则主要分布在双侧颞叶，并持续至发音运动阶段。组块效应进一步表明，字形和语音干扰效应来源于相似表征共同激活的竞争机制。实验 10 发现语音相关和语音不相关条件在 162-518 ms 时间窗口内，双侧颞叶的神经活动相似性表现出显著差异，提示语音效应在言语加工中的稳定性。但实验未发现稳定的字形效应，提示非字母语言听觉词汇加工中的字形效应仍需进一步考察。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元分析、行为实验、神经影像实验多种研究方法，深入考察了汉语多通道语言加工中语音和字形表征跨模态激活的认知神经机制。首先，元分析表明跨模态效应在各个加工通道均存在，并受任务性质和被试母语背景的影响，非母语者表现出更强的跨模态激活；其次，行为实验表明跨模态效应具有跨通道普遍性和特异性，其效应方向受到加工通道的制约，并提出 BIAM 的在语言输出加工中的适用性；最后，通过高时空分辨率的神经影像研究，呈现了语音和字形表征在言语加工中的时空动态模式，提示神经系统跨模态整合的机制。本研究为构建跨语言、跨通道的语言加工模型提供了实证依据，为调和现有的序 列模型和交互模型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强调了语音和字形的双向实时交互与整合，不仅为语言产生领域的计算模型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对计算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以及教育实践中的语言学习策略有启发意义。</p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Combine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and Lifestyle Intervention on Cardiovascular Health in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No full text近年来，我国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持续上升。老龄化加剧进一步加重了这一公共健康挑战。因此，针对老年群体开展科学、可行的心血管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干预至关重要。生活方式干预是常见的促进心血管健康的非药物干预策略，其重点在于改变不良生活习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幸福感在心血管健康促进中的作用不容忽视。理论模型指出，幸福感可能通过直接调节生理功能，或者通过促进健康行为间接改善心血管健康。尽管已有研究探索在生活方式干预中融入提升幸福感的干预手段(即积极心理辅导)的联合干预模式，但现有研究存在一些局限。例如，被试多为临床患者，样本量较小，健康行为测量指标单一，且 干预效果不一致。更重要的是，迄今尚无研究系统地同时评估联合干预对不同维度的心血管健康指标的影响，包括生理、心理和行为指标，大多数研究仍主要聚焦于对健康行为改善作用。
因此，为了系统探讨积极心理辅导联合生活方式干预对心血管健康的作用，本研究开展了为期 6 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本研究共招募了 253 名具有心血管健康风险的社区老年人，被试被随机分配到联合干预组(n = 85)，生活方式干预组(n = 84)或消极对照组(n = 84)。联合干预组的被试接受每周一次、每次约一小时的小团体干预训练，包括积极心理辅导与生活方式干预，共 24 次。生活方式干预组的被试约每 3 至 4 周进行一次小团体干预训练，课程内容为生活方式干预，共 8 次。消极对照组的被试保持原有生活状态不变。在基线及后测阶段，被试需完成对心血管健康状况、幸福感、健康行为的评估。
研究一旨在设计并验证联合干预方案的可行性。通过在预试验阶段及正式试验阶段，收集不同信息源的信息(被试与干预实施者)，最大程度地评估干预的可行性。预试验结果发现，干预具有较高的被试出席率和作业完成率，被试与主试对干预的接受度均较高。定性与定量分析均支持干预对幸福感、健康行为的改善作用。在正式试验阶段，干预具有较高的被试出席率和作业完成率，被试与主试均对干预接受度较高，表明干预具有高水平可行性。
研究二旨在验证联合干预对心血管健康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联合干预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总胆固醇(p = 0.005, Cohen’s d = -0.31)、低密度脂蛋白(p < 0.001, Cohen’s d = -0.45)及非高密度脂蛋白水平(p = 0.002, Cohen’s d = -0.33)，并提升其主观健康水平(p < 0.001, Cohen’s d = 0.42)。生活方式干预组和消极对照组在干预前后没有任何心血管健康指标上的显著变化(all p > 0.05)。
研究三旨在验证联合干预对幸福感各个维度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干预后联合干预组(p < 0.001, Cohen’s d = 0.45)和生活方式干预组(p = 0.003, Cohen’s d =研究三旨在验证联合干预对幸福感各个维度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干预后联合干预组(p < 0.001, Cohen’s d = 0.45)和生活方式干预组(p = 0.003, Cohen’s d = 0.33)的生命意义感水平显著提升，且联合干预组的前后变化量高于生活方式干预 组(Cohen’s d = 0.12)，消极对照组无显著变化(p = 0.616)。联合干预组的乐观水平在干预后未出现显著变化(p = 0.756)，而生活方式干预组(p = 0.022, Cohen’s d = -0.25)和消极对照组(p < 0.001, Cohen’s d = -0.37)则呈现下降趋势。联合干预组(p = 0.025, Cohen’s d = -0.24)和生活方式干预组(p = 0.013, Cohen’s d = -0.27)的被试均存在负性情绪减少的显著趋势，消极对照组没有显著变化(p = 0.192)。
研究四旨在验证联合干预对健康行为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联合干预组(p < 0.001, Cohen’s d = 0.44)和生活方式干预组(p = 0.036, Cohen’s d = 0.23)的被试在 干预后体育锻炼水平显著增加，且联合干预组的变化幅度高于生活方式干预组 (Cohen’s d = 0.21)。消极对照组没有显著变化(p = 0.809)。联合干预组的被试在干预后饮食习惯显著改善(p < 0.001, Cohen’s d = 0.46)，而生活方式干预组和消极对照组未出现显著变化(all p > 0.05)。
研究五在研究二至四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综合干预促进心血管健康(客观与主观指标)的可能作用路径。结果表明，联合干预显著提升了幸福感和健康行为，但干预对健康行为的影响模式存在一定复杂性。生命意义感的提升促进了饮食习惯的改善，但与体育锻炼水平的变化呈负相关。中介效应分析表明，体育锻炼的提升对主观健康的改善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验证了积极心理辅导联合生活方式干预在提升幸福感、改善健康行为和促进心血管健康方面的有效性，并揭示了幸福感变化对健康行为改善和心血管健康促进间的复杂作用机制。</p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manufacturing workers
No full text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e impact of occupational stress on the physical health as well as the mentality of manufacturing employees. For thi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design was used, from which a sample of 676 manufacturing employees from more than 20 firms in Jiangsu, Guangdong, Henan, as well as several additional provinces was extracted.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a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a self-constructed occupational stressor scale for manufacturing employees, the Athens Insomnia Scale,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 as well as the Fatigue Scale (FS-14). Follow-up data analysis was used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primary outcomes. Un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single childless workers as well as technical masters with lower sleep quality when compared with their colleagues. Furthermore, childless worker levels below the age of 25 were higher in terms of both mental fatigue as well as depression, while physical fatigue was higher in the age bracket of 31-40 years when compared with employees within the rest of the age groups. From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occupational stress was shown to have a direct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sleep quality while a direct predictive effect on levels of depression, mental fatigue, as well as physical fatigue. In conclusion, occupational stress has a direct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physical health as well as the mentality of manufacturing employees, thus a reduction in occupational stress through interventions would improve the overall health of this workforce.</p
The Roles of Edge and Surface Information in Object and Scene Representation and Its Neural Mechanisms
No full text尽管线条图仅包含部分边缘信息，但人脑仍能够在大约 100 毫秒内快速区分线条图中场景和物体的类别。并且，即使没有接受过任何指导或训练的婴儿，也能识别线条图中描绘的物体，说明人脑从线条图中识别物体或场景的能力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不过，与现实世界中的物体和场景相比，线条图没有颜色、纹理等表面信息。那么，人脑是为何可以快速识别线条图中的物体或者场景呢？边缘信息和表面信息在人脑对物体或者场景的表征中分别起什么作用呢？
本论文通过 3 个研究，系统考察了边缘信息和表面信息在物体和场景表征中的作用及其神经机制。研究一包含 2 个 EEG 实验。实验 1 结合 EEG 和 MVPA 分析方法，考察了边缘和表面信息在物体表征中的作用及其神经机制，并探讨了不同物体类别对边缘和表面信息在物体表征中作用的影响。结果发现，在 175- 305ms 的时间窗内，线条图引起的神经活动与彩图和灰度图相似，说明边缘信息对物体的表征中起关键作用。此外，实验 1 结果还发现，颜色信息仅在水果类别的加工中起作用，而纹理等其他表面信息则不仅参与所有类别的神经表征，还会提高表征加工的速度。实验 2 采用更多的物体类别，结合 MEG 和 MVPA 分析方法，进一步考察了边缘和表面信息在不同抽象水平物体表征中的作用及其神经机 制。结果发现，在 V1、V4 和 IT 脑区的解码中，无论是基本类别水平还是上位自然性水平，表面信息都在物体的神经表征中起重要作用。
研究二包含 1 个 EEG 实验。实验 3 结合 EEG 和 MVPA 分析方法，考察了边缘和表面信息在在不同抽象水平场景表征中作用及其神经机制。结果发现，在上位水平的神经表征中，线条图中的边缘信息足以进行上位水平的表征，并且，其比彩图和灰度图中的边缘信息更有效；然而，在基本水平的神经表征中，颜色和其他表面信息会促进基本水平的表征，说明表面信息主要在基本水平的表征中起重要作用。这些发现揭示了边缘、颜色和其他表面信息在不同抽象水平表征中的作用不同，为理解人脑如何表征不同的场景提供了启示。
研究三包含 1 个 EEG 实验。实验 4 结合 EEG 和 MVPA 分析方法，比较了边缘和表面信息在物体和场景表征中的时间进程，并探讨了在不同类型图片中人脑对物体和场景的加工孰先孰后。结果发现，当物体和场景同时呈现时，表面信息不会影响对物体的表征，但是会促进对场景的表征；并且，在线条图、灰度图和彩图中，对场景的表征都要显著快于物体的表征，说明场景优先物体得到加工，为场景优先理论提供了新的神经证据。
本研究结合 EEG、MEG 技术和 MVPA 分析方法，考察了边缘和表面信息在物体和场景表征中的作用、影响因素及时间进程。相关研究发现为边缘和表面信息在视觉物体和场景的动态神经表征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见解，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物体和场景表征机制的理解。</p
A Family Systems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dult Attachment, and Family Functioning
No full text健康家庭建设于个体成长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如何促进健康家庭建设是学界、社会乃至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议题。作为衡量家庭健康与否的核心概念，“家庭功能”越良好，家庭成员的结果就越好，家庭越健康。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功能是家庭系统内各成员互动平衡与否的结果，而依恋理论则为理解这种互动提供了视角。理论与实证研究都表明依恋与家庭功能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家庭系统中成员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联系，家庭系统视角下，家庭成员的依恋如何交互以及如何影响彼此和整体的家庭功能，并未得到研 究探析。
本论文基于家庭系统视角，深入探究了亲子依恋、成人依恋与家庭功能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通过三项子研究，从探究个体微观层面的直接关系到系统宏观层面的复杂交互关系，逐步展开、深入和系统化，揭示了家庭系统中依恋对家庭功能的影响模式和机制。首先，个体层面（研究一），通过二次响应面分析探析了孩子亲子依恋与家庭功能的关系，结果发现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显著预测家庭功能，且二者匹配一致且高时，家庭功能表现最佳。其中，母子依恋对家庭功能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父子依恋，尤其是在女孩子中，母子依恋对家庭功能的影响更为突出。研究一从依恋安全视角揭示了亲子依恋匹配对家庭功能的影响；其次，二元系统层面（研究二），通过二元响应面方法，研究了夫妻系统中夫妻成人依恋的交互及匹配如何影响彼此的家庭功能。结果显示，夫妻双方依恋回避或依恋焦虑水平一致且低时，家庭功能表现最佳。此外，丈夫的依恋焦虑对妻子家庭功能的预测显著，而妻子的依恋焦虑对丈夫家庭功能的预测不显著。最后，成人依恋焦虑与彼此的家庭功能呈 U 型关系，成人依恋焦虑均极高时，也会促进彼此家庭功能提升。研究二从依恋不安全视角，揭示了夫妻成人依恋匹配对家庭功能的影响；最后，扩大系统到父母孩子三元系统（家庭系统），通过网络分析和结合组块变量方法的中介效应分析，探究了家庭系统父母、孩子三方依恋与家 庭功能的关系（研究三）。其中，通过网络分析探究了家庭系统网络中，父母孩子三方的依恋与家庭功能如何交互、联系。回答了谁的依恋在家庭系统复杂交互网络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有更大的影响，以及三方依恋与依恋之间、依恋与家庭功能之间如何联系等研究问题。而后，在网络分析基础上，采用结合组块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探析了家庭系统网络中，依恋对家庭功能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研究三结果显示，母亲依恋回避和母子依恋在家庭网络中具有核心地位，此外父母的成人依恋不仅直接影响家庭功能，还通过亲子依恋的代际传递效应对家庭功能产生间接影响。其中母子依恋的中介效应占比大于父子依恋的中介 效应占比，进一步强调了母亲或母子关系在家庭系统中的核心作用。研究三基于家庭系统视角，揭示了亲子依恋（依恋安全视角）、成人依恋（依恋不安全视角）与家庭功能的关系。
本论文为理解家庭系统中依恋与家庭功能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强调了不同家庭成员依恋在影响家庭功能上的不同效应和作用，尤其是女性角色在家庭系统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为如何改善家庭成员之间的依恋关系，有效提升家庭功能，促进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如何建设健康家庭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指导。</p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Wargames: Creativity as a Mediator
No full text兵棋推演作为一种现代博弈模拟技术，已经成为提升博弈能力和决策水平的关键工具。基于在线对抗平台的兵棋游戏为研究玩家在动态情境下的心理因素和行为结果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实验平台。兵棋推演的结果通常被视为玩家决策能力和绩效的具体指标，因此，探索心理因素，尤其是动机和能力，如何对这些绩效指标产生影响，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动机与能力被认为是影响个人表现的关键心理因素，其中，成就动机和创造力在多种领域，包括学术表现和组织环境中，都已被证实对个人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成就动机，尤其是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动机，直接影响个人在面对挑战时的态度和行为，而创造力则决定了个体如何在复杂环境中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然而，尽管这些因素在传统学术或工作环境中的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如何在兵棋推演这一特殊的动态决策环境中发挥作用，以及其作用机制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成就动机与创造力对兵棋推演结果的影响及其机制。
当前，成就动机量表普遍较长，填写过程较为耗时；同时，现有的创造力量表尚未针对兵棋推演情境进行修订。因此，本研究将对经典的成就动机量表和创造力量表进行修订和简化，以提高其效度和适用性。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新的数据分析方法为我们提供了非侵入性测量玩家成就动机和创造力的途径。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分析玩家的游戏行为数据构建预测模型，以此探讨成就动机中的避免失败动机和追求成功动机对推演结果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创造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1）在研究一中，我们对成就动机量表进行了简化，并对创造力量表进行了修订，以适应中国兵棋游戏的情境。通过收集来自学生和兵棋玩家的数据（N1 = 300，N2 = 347），我们采用了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验证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最后简化版的成就动机量表中追求成功动机与避免失败动机的维度各 3 道题，修订后的创造力量表共 4 道题。研究一的结果表明，经过修订的两种量表具有较强的信度和结构效度。
（2）在研究二中，我们应用机器学习方法，通过分析 140 名玩家的兵棋行为数据，构建了预测模型来预测玩家的成就动机和创造力。其中，在创造力的预测模型中，支持向量回归（SVR）算法表现最优（r = 0.519，R² = 0.202）；在追求成功动机的预测模型中，线性回归（Linear Regression）算法表现最佳（r = 0.573，R² = 0.238）；在避免失败动机的预测模型中，线性回归算法同样表现最佳（r = 0.514，R² = 0.182）。
（3）在研究三（N3 = 171）中，我们基于经过验证的量表，分析了创造力在成就动机与兵棋推演结果之间的中介作用。通过分析推演结果的 10 项具体指标与成就动机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研究三的结果表明，成就动机的两种类型对兵棋推演结果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其中，追求成功动机不会直接影响推演结果，而是通过提升创造力间接增强推演结果；而避免失败动机则能够直接正向影响推演结果，但同时通过降低创造力，进而对推演结果产生负面影响。
本研究深化了对成就动机在战略性游戏环境中复杂动态作用的理解，提出了通过增强追求成功动机、减少避免失败动机以及提升创造力的干预措施，可能更加有效地提高兵棋推演结果。这些发现为理解动机与创造力在动态决策情境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未来选拔兵棋选手提供了实践指导。</p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No full text背景：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考察父母教养的影响因素对减少消极教养、提高积极教养有重要意义。先前基于西方的样本发现，父母教养受到遗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而且父母教养的遗传度部分地由青少年的外化行为的遗传基础解释。然而，已有的研究对积极教养方式和青少年外化行为相关的遗传基础考察较少，且主要基于西方的样本。目前，对遗传和环境如何影响中国父母的教养及与青少年外化行为的相关还知之甚少。本研究拟采用多报告者的双生子设计，考察遗传和环境对中国父母教养和青少年外化行为相关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的样本包括1386对同性双生子，其中805对为同卵双生子（MZ）， 316对为异卵双生子（DZ）。被试的年龄范围在8至18岁之间，其中女性占比52.3%。使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和外化问题量表对父母及子女进行测评。青少年报告自身的外化行为和父母的教养行为，父母报告自身的教养行为和孩子的外化问题。采用SPSS进行描述性和相关分析，采用OpenMx估计遗传和环境的影响程度。
结果：本研究发现中国父母教养遗传度范围为17% ~ 37%，其中，严厉敌意养育的遗传度（22%~ 37%）大于温暖说理养育的遗传度（17%~35%）。父母教养维度的遗传度在不同报告者中存在差异，儿童报告的温暖说理遗传度（28%~35%） 高于严厉敌意遗传度（22%~25%）。相反，父母报告的温暖说理遗传度（17%~24%）低于严厉敌意遗传度（22%~37%）。双变量的双生子分析发现，青少年外化问题和父母严厉敌意的遗传相关性更显著，其中子女报告的外化行为与父亲严厉敌意遗传相关性为（r=0.54）, 与母亲严厉敌意遗传相关性为（r=0.52）; 父母报告的子女外化行为与父亲严厉敌意遗传相关性为（r=0.31）,与母亲严厉敌意的遗传相 关性（r=0.62）。青少年外化问题和父母温暖说理的共享环境相关更显著，其中子女报告的外化行为与父亲温暖说理共享环境相关性为（r=-0.56）, 与母亲温暖说理共享环境相关性为（r=-0.57）; 父母报告的子女外化行为与父亲温暖说理共享环境相关性为（r=-0.23）,与母亲温暖说理的共享环境相关性为（r=-0.22）。
结论：中国父母教养方式受到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青少年外化行为和父母严厉敌意的相关主要受遗传因素的影响，而青少年外化行为和父母温暖说理的相关主要受共享环境的影响。</p
The Psychology of Involution: Taxonomy, Sociocultural Predictors,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No full textIt is a puzzle of modern life: people are dashing around to complete their daily tasks, like busy little ants, but they hardly make real progress or find the happiness they hope for. Involution (neijuan) is a recent, widespread phenomenon in China characterized by societal hyper-competition and individual experiences of burnout, anxiety, and disillusionment with success. However, the psychology of involution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We probe its taxonomy, sociocultural predictors,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by examining individual variations in involution perception using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 We identified four profiles among Chinese (n = 389 for pilot; n = 1,456 for formal, from 31 provinces) and Western (n = 1,200,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Canada,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dividuals: Racing Rat, Placid Dove, Ambitious Bee, Couch Potato. Individuals of the Bee and Dove profiles displayed bette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an those of the Potato and Rat profiles.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more perceived tightness were associated with adaptive profiles like the Bee, and lower status and more perceived looseness were linked to maladjusted profiles like the Rat. Our findings provide a person-centered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involution, with cross-disciplinary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interventions targeting its detrimental effects and coping strategies.</p
The shared neural substrates of emotional mimicry and emotional contagion: an activation likelihood estimation meta-analysis and meta-analytic connectivity modeling analysis
No full textEmotional contagion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social interaction. Traditional theories suggest that it relies on mimicry of facial or emotional movements.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emotional contagion and emotional mimicry, we conducted a meta-analysis using the Activation Likelihood Estimation algorithm to identify brain regions activated by the two tasks. We then evaluated the co-activation patterns of these common regions using meta-analytic connectivity modelling (MACM). The results show partial overlap in brain regions, such as the cingulate gyrus, middle frontal gyrus, and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between emotional contagion and emotional mimicry. Contrast analyses further identified distinct brain regions activated by each task. MACM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regions including the thalamus, putamen, precentral gyrus, and insula play critical roles in the co-activation networ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tent Profiles of Atten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High-Level Cognitive Skills
No full text目的：探讨不同年级小学生注意、执行功能的发展剖面及其与言语理解、图形推理能力、情绪-行为特征的关系。方法：采用连续操作任务、Stroop任务、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皮博迪词汇测验、图形推理任务和长处与困难问卷对378名小学生进行评估。结果：分年级构建的注意和执行功能潜剖面模型显示，各年级阶段均识别出高、中、低功能三个亚组，但不同阶段的亚组内涵存在差异。后续分析表明，低年级不同亚组之间仅情绪-行为特征差异显著，低功能组情绪和行为最消极；而中、高年级儿童的言语理解、图形推理和情绪-行为特征均存在组间差异，低功能组三方面均表现最差。结论：注意和执行功能的协同模式在小学各阶段的表现不同，其对高级认知技能与情绪-行为特征的影响随年级升高而扩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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