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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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型國家與台灣半導體產業之研究:以台積電為例
這篇論文批判性地檢視了發展國家模型,並聚焦於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TSMC)及其在中國與美國關係及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中的獨特地位。傳統上,發展國家模型以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與發展為目標,但本研究認為TSMC對這一框架構成挑戰。雖然TSMC是在台灣國家主導的工業政策中誕生,但它已經發展成為一家領先的企業,其企業策略更多由市場力量與國際商業利益驅動,而非政府指令。事實上,TSMC的成功使其處於一種情況,即台灣政府經常追隨TSMC的領導,這與傳統發展國家模型強調的情形相反。本論文著重於TSMC的全球商業策略之間的張力,包括它在半導體供應鏈中的關鍵角色,以及來自中國和美國等國家關係所引發的地緣政治風險。儘管台灣政府不再對TSMC行使重大權力,但美國對該公司的影響突顯了全球秩序中的錯綜複雜動態。透過與商業界人士的質性訪談,本研究探討他們對TSMC利益如何偏離傳統發展國家模型的看法,以及這對台灣經濟與安全環境的意涵。總結來說,TSMC的案例突顯了傳統發展國家模型在當前全球舞台上的局限性與不足,特別是在自由與市場導向原則主導,且地緣政治緊張關係正在重新定義國家與企業在經濟增長中的角色之際
從傳統到轉型:國家文化對德國和台灣創新的影響
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文化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 對人類行為的影響,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先前的研究已經考察了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強調了文化意識在塑造創新活動中的重要性。本研究透過探討國家文化價值對德國和台灣創新的影響,為現有文獻做出了貢獻。研究採用探索性方法,從文化維度比較各國文化,並透過選定的指標(如研發、智慧財產權、創業和教育等)在國家層級比較各國創新。此外,它也比較了每個國家三家高科技公司的研發活動。研究結果強調了文化價值與創新之間複雜而模糊的關係,並強調了文化意識在跨文化創新環境中的重要性
ESG評分與財務績效指標的關係 : 以現金股利、股東權益、營收為例
本研究旨在探討 ESG(環境、社會、治理)評分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關聯性,聚焦台灣上市櫃企業於 2021 至 2024 年間之實證資料,並以三項關鍵財務指標——現金股利(DIV)、股東權益(EQUITY)與營業收入(REV)作為衡量基礎。研究資料取自台灣經濟新報(TEJ)ESG 評分模組與財務報表,透過多元線性迴歸分析,輔以產業分組與敏感度檢定(包含構面替代與極端值控制),以驗證 ESG 各構面對不同財務成果之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ESG 總體評分與企業財務績效具正向關聯,然其影響效果呈現明顯構面差異與產業依賴性。治理構面(ESG_G)對現金股利與股東權益具有穩定正向影響,社會構面(ESG_S)則為營收成長的重要驅動因子;環境構面(ESG_E)之效果相對有限,但在電子科技業與高排放產業中展現邊際正向性,顯示其具產業敏感性。控制變數方面,公司規模與獲利能力對各項財務指標皆有顯著影響,突顯企業基本體質為 ESG 策略有效運作之必要基礎。
本研究進一步指出,不同產業對 ESG 構面反應不一,製造業偏重治理導向,電子科技業三構面皆具顯著貢獻,服務業則以社會構面最具關聯性。整體而言,ESG 表現已逐步轉化為企業價值與市場績效的重要驅動資源,亦為企業永續經營與資本市場互動間的重要橋樑。研究成果可作為企業制定 ESG 投資策略與政策單位推動永續揭露制度之實證依據
碳治理壓力下台灣水泥產業的永續轉型策略分析:以 ESG 實踐與財務績效之比較為核心
本研究旨在分析台灣水泥產業於全球碳治理壓力下的永續轉型策略,特別針對台灣七家上市櫃水泥企業進行全面性的ESG(環境、社會與治理)表現分析,並進一步比較企業間永續實踐與財務績效的差異。本研究運用企業永續報告書、台灣經濟新報(TEJ)資料庫以及政府公開資訊,進行系統化資料整理,並透過跨年度橫向比較及深入個案分析,全面描繪企業面對碳費政策、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能源價格波動與社區衝突等多重壓力時的制度回應與策略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水泥產業企業之間在ESG實踐上的異質性顯著,具規模優勢的企業(如台泥、亞泥)已逐步將永續轉型作為核心戰略,透過投資低碳技術、推動循環經濟、積極參與社區溝通與提升公司治理透明度,取得明顯的ESG表現領先地位。然而,中小型企業在永續轉型中則面臨更多挑戰,包括資源不足、技術能力限制及社會衝突議題,導致其轉型步伐較為緩慢。此外,本研究亦發現ESG表現與企業財務績效存在潛在的正向關聯,顯示良好的ESG策略不僅是政策壓力下的被動反應,更可成為企業提升競爭優勢的重要途徑。本研究建議,未來政策應積極提供激勵措施與資源支援,協助規模較小或資源有限的水泥企業加速轉型步伐,以達到整體產業永續轉型之目標
美國貨幣政策的國際外溢效果:結合局部投影法和混合頻率模型之應用
本文以MIDAS結合局部投影法,在有效運用不同頻率數據的資訊,並降低模型錯誤設置對估計結果的影響下,探討美國聯準會貨幣政策的國際外溢效果。以1988年第三季至2023年第三季的實證結果顯示,聯準會升息後,多數國家的實質產出成長率衝擊反應函數趨勢與美國相似,且受衝擊程度與美國相當,或甚至高於美國影響,此代表美國貨幣政策在全球景氣循環中具關鍵影響力,亦突顯關注外溢效果的必要性。而美國升息初期,產出上升之現象,可能與貨幣政策所蘊含的資訊效果有關。此外,本文比較有無混頻的估計結果,發現單一頻率模型的衝擊反應函數較平緩,顯示若未考慮混頻,將可能低估各國所受之擊
外匯超額報酬之六因子與高階動差定價研究
本研究比較多種外匯超額報酬的資產定價模型,採用自1985年1月至2024
年8月37個國家的匯率月資料。我們建構市場、利差、動能、價值之四因子模型,並新增產出缺口和通膨因子,形成五、六因子模型,透過時間序列與橫斷面資產定價分析,檢驗因子模型對外匯超額報酬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五因子模型能有效捕捉到外匯超額報酬的變化,加入通膨因子能提升模型的解釋能力。基於異質性投資人的假設,我們進一步探討市場、波動度與偏度因子構成之高階動差模型,發現其解釋能力較弱,且存在系統性誤差。然而對極端值進行平滑處理後,調整後之高階動差模型解釋能力提升,顯示極端事件對高階動差因子定價之影響力
台灣股票市場因子選擇
本研究旨在評估多因子模型於台灣股票市場的適用性,我們採用了因子組
合的最大平方夏普比率(Sh²(f))作為主要衡量指標,並以跨迴歸與GRS檢定來比較嵌套模型。透過分析1983年1月至2024年12月的台灣股票市場資料,本文建構了28個多空價差因子與46個做多超額報酬型因子並組成共81個因子組合。其中,我們比較了價值因子(HML)與其他估值類型因子包括股利殖利率因子(DDY)、益本比因子(EPR)。同時,我們也分析了動能因子(UMD)與其相關因子包含短期反轉因子(STR)、長期反轉因子(LTR)之表現。實證結果顯示,Fama-French 六因子模型在台灣股票市場並非最佳選擇,取而代之的為包含市場大盤、大型股、大型高股利殖利率、大型高營利、大型保守投資與大型低長期反轉報酬共6個做多超額報酬型因子的組合。此外,我們亦發現DDY為具高度解釋力之核心因子,其邊際貢獻顯著且難以被其他因子取代。本研究填補過去文獻未以Sh²(f)來比較台灣股票市場因子模型之空缺,從而避免了實證研究中挑選及建構測試資產的難題,在因子組合評估上帶來一致性與客觀性,並對因子投資在台灣股票市場上的組成與實務應用提供重要啟示
漢語與韓語進行體標記「在」與「고₁ 있다」 對比研究在教學實務上的啟發
在漢語和韓語中,進行體「在」和「-고₁ 있다」是使用頻率較高的語法,而「在」也是學習漢語時的初級語法點。由於其在日常交流中的高頻率使用,吸引了許多學者對其進行深入研究。然而,目前針對這兩種語言進行對比研究的相關文獻並不多。故本研究旨在探討漢語和韓語中的進行體,對比漢語的「在」和韓語的「-고₁ 있다」分別與何種動詞連用,以及連用時所呈現的形態特徵,對比分析兩者之間的共同及差異點。並為針對母語為韓語的漢語學習者,在進行體教學上提供更有效的教學策略,幫助學習者能更準確地掌握漢語進行體的用法,提升語言學習的效果。
在漢語部分,本研究根據Peck、Lin & Sun(2013)的四個面向分析漢語動詞的性質與特徵;而在韓語部分,則依據朴德裕(1998)所描述的四種韓語動詞類型,分析韓語動詞的性質與特徵。根據Peck、Lin & Sun(2013)的理論,本研究將動詞分類為六種類型,並以此為基礎進行漢語及韓語進行體的對比分析。
韓語進行體標記主要有「-고 있다(-go issda)、-어 가다(-eo gada)、-어 오다(-eooda)、-는 중이다(-neun jungida)」等,但「-어 가다、-어 오다」與其說對應於漢語的進行體標記「在」,更自然的表達方式應為持續體標記「著」或「一直」。能與漢語進行體標記「在」對應的韓語表達僅限於「-고 있다」與「-는 중이다」。然而,「-는 중이다」對應的漢語表達不僅僅是「在」,還包含「中」,因此,可以認為「在」與「-고₁ 있다」相對應。對「在」與韓語「-고 있다」情狀特徵之對比時,將重點關注在進行體標記與動詞類型之間的結合關係。研究發現韓語進行體標記「-고₁ 있다」相比漢語進行體標記「在」的動詞類型限制更少。「在」無法與任何狀態動詞結合。而「-고₁ 있다」雖然無法與不及物狀態動詞(形容詞)結合,但可以與進行狀態動詞(及物)、起點狀態動詞(及物)以及能願動詞結合。這是因為,韓語的心理動詞與狀態動詞皆含有[+終結性]。 此外,韓語的進行體標記「-고₁있다」可以與兩點閉合量度變化動詞結合 , 這是因為韓語的履行動詞具有[+接近性]的特徵。 至於漢語進行體標記「在」無法與兩點閉合量度變化動詞結合,主要是因為漢語的兩點閉合量度變化動詞本身不具備[+接近性]的特徵,而「在」要與兩點閉合量度變化動詞結合要求動詞具有[+接近性],能夠表示動作的持續進行。 因此,可以認為韓語進行體標記「-고₁ 있다」相比漢語進行體標記「在」,受到的動詞類型限制更少。
換言之,韓語的「-고₁ 있다」的用法對應於漢語的「在」屬於「一對多」型態,也就是說韓語的「-고₁ 있다」一個型態所標記的進行體,在漢語裡須視動詞類型分化為「在」、「著」或「正/正在」,這也就昭示了教學上的難點所在,既分析出難點所在,教學上就能針對韓國籍學習者給予適當的學習引導,避免偏誤一再發生。
最後根據韓國籍學習者的學習偏誤,了解學習上的難點,研討教學的對策, 提出適合初級韓國籍學習者的漢語進行體標記「在」的教學與學習方案。包括語法教學,語法練習與活動,利用Wordwall的布置非同步作業
量子糾纏隨機遊走在雙資產價格預測中的應用
本研究提出一套創新的雙資產量子行走模型,用以模擬投資者行為對雙資產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該模型在捕捉金融資產間關係與複雜交互作用方面表現優異,展現出卓越的預測準確性,並能廣泛適用於不同時間區間與標的資產型態,顯示出高度的一般化能力
認知偏誤對購屋決策之影響:以台灣潛在購屋者為例
台灣住宅市場因資訊不對稱、商品異質性高與交易金額龐大,使購屋成為一項複雜的重大決策,面對大量房市資訊與市場不確定性,購屋者往往仰賴心理捷徑進行快速判斷,進而產生系統性的認知偏誤。為深入理解此現象對實際行為之影響,本研究探討個體在購屋決策歷程中展現的認知偏誤傾向,是否受到背景特徵與購屋規劃因素影響,並分析其對購屋時點、用途與屋型偏好的預測效果。
本研究結合購屋決策歷程中之五個典型階段,包括動機形成、資訊搜尋、評估比較、實際購買與購後行為,並經文獻回顧歸納出各階段中常見認知偏誤與可能情境,據此設計結構化問卷進行測量,其中八項偏誤涵蓋框架效應、錨定偏誤、從眾效應、權威偏誤、現狀偏誤、過度自信、啟動效應與負面偏誤,問卷共回收具購屋意願者 1,091 份有效樣本,再透過統計分析檢視不同群體在偏誤傾向上的差異,並探討偏誤與實際購屋規劃間的關聯。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背景變項顯著影響部分認知偏誤表現,如男性在過度自信上得分顯著較高,顯示男性更傾向高估自身房市判斷能力;而具購屋經驗者在從眾、現狀、權威、框架與過度自信上亦有較高偏誤傾向,反映其決策依賴過往經驗與資訊呈現方式,易受他人與專業意見影響,但對自身判斷具信心因而較少調整原有規劃。此外特定認知偏誤亦能有效預測購屋時點、用途與屋型偏好,例如過度自信與錨定偏誤高者更傾向於五年內購屋,顯示此類購屋者易高估市場預測能力並過度依賴初始資訊;而在屋型偏好,權威偏誤與過度自信高者則偏好預售屋,可能源於樂觀的市場預期與對專業建議的高度信任。此結果呈現認知偏誤於購屋決策的影響,未來若能將其納入房市資訊揭露、購屋宣導或政策設計,將有助提升決策品質與促進理性參與,亦可作為制度設計與實務應用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