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is & Disser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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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銀行數位轉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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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旨在探討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以下簡稱Gen AI)對第一銀行數位轉型所帶來的潛在影響與發展契機,並針對其有效導入與應用,提出具體可行的AI轉型策略建議。本文首先回顧銀行業數位轉型的理論基礎、發展策略,以及台灣銀行業目前的轉型現況與面臨挑戰;其次,分析Gen AI的技術特性及其在銀行業的應用潛力,並結合組織轉型與流程改善相關理論,深入探討Gen AI導入對組織架構與營運流程的影響。 接著,以第一銀行為研究對象,借鏡被譽為「全球最佳數位銀行」的新加坡星展銀行在數位轉型上的成功經驗,深入探討如何推動第一銀行成為台灣「第一」的銀行與其數位轉型進程,並進一步應用Gen AI以加速其AI轉型步伐。研究最後將分析星展銀行與第一銀行在數位轉型上的差異成因,據此建構一套適用於第一銀行的Gen AI數位轉型策略與實踐藍圖,期望能為台灣第一銀行甚或其他公股銀行在邁入Gen AI時代的數位轉型歷程中,提供具體的學術參考與實務指引

    財務核保風險與內控制度:台灣壽險業裁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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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旨在探討在法規日益趨嚴的情況下,台灣壽險業財務核保違規案件仍然頻繁發生的結構性的矛盾現象,此現象顯示制度規範與實務運作之間存在結構性失靈,具體呈現為「內部控制斷鏈」與制度與實踐的脫鉤。本研究以T人壽為個案,透過跨部門文件對照與分析,釐清內控失效的形成脈絡及其深層制度性原因,並說明不同部門間制度設計、執行流程與資訊系統互動所造成的運作落差。   研究結果顯示,內控斷鏈根源於制度性分裂與系統限制,書面制度雖呈現儀式性遵法合規,但執行層面受限於跨業資料斷鏈、績效指標衝突與產業生態等因素,致使結構性斷鏈持續存在;前端工具將風險辨識責任隱性轉嫁至業務人員,後端核保人員又因缺乏即時數據支援,只能以二次檢核彌補系統缺口。組織長期停留於單環學習,未能邁入挑戰價值假設的雙環學習,因此陷入反覆失能循環。研究建議建立即時跨業通報與資訊共享機制、重塑激勵制度並強化實質監理,以促進組織真正的調整與學習

    有形資本投資與動態價值:動態能力觀點下經理人能力與企業成長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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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從動態能力的可觀察性出發,探討市場如何從有形資本投資(Physical Investment, PI)解讀企業的前瞻性意涵。既有文獻多將PI視為維持產能或提升效率的投入,較少檢視其作為外部市場可觀察之「能力調整訊號」。為捕捉市場對企業未來能力的預期,本研究採用Souder et al. (2024) 提出之動態價值(Dynamic Value, DYV)作為前瞻性衡量指標,並分析經理人能力(Managerial Ability, MA)及企業成長(Firm Growth, FG)在訊號詮釋過程所帶來的調節作用。以2012至2023年美國上市企業Compustat面板資料為樣本(排除金融業),並採用線性固定效果面板迴歸模型做後續分析。模型結果說明,市場普遍將PI視為企業展開能力調整的外顯訊號,使PI與DYV呈現穩定正向關聯。MA可提升訊號一致性與可信度,使市場更容易從PI推估企業未來的調整方向;相對地,FG則增加訊號雜訊,使PI的前瞻性意涵更不易被辨識。綜上所述,實證結果說明PI在市場層次具有前瞻性訊號功能,強調企業在進行實體投資時,除投入本身外,更需關注其被市場解讀的方式,以強化外界對其策略調整與未來價值的預期

    都市更新與危老重建合建模式比較分析 : 台北市實務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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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臺北市都市發展趨於成熟,老舊建築比例持續攀升,「人屋雙老」現象已成為影響都市安全與居住品質之重要課題。為回應老舊建築重建需求,政府相繼推動《都市更新條例》與《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形成雙軌並行之重建制度。然而,在實務運作上,兩制度雖同以促進重建為目標,卻在合建模式、整合門檻與管理風險結構上呈現顯著差異,對建商之制度選擇與經營決策產生實質影響。 本研究以都市更新與危老重建於合建模式下之實務運作為研究核心,從建商管理與決策視角出發,比較兩制度在合建案件中所呈現之管理風險結構差異。研究者結合自身身為建商高階主管及地政士近30年之實務經驗,試圖補充既有研究多偏重制度設計與公共利益論述,卻較少從建商實務管理層級探討制度選擇與風險控管之研究缺口。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取向,透過相關文獻回顧與制度比較分析,建立都市更新與危老重建之制度脈絡;並選取臺北市具代表性之合建實務案例,進行案例研究與深度訪談,以重建合建案件於不同制度下之實際推動歷程。進一步引入企業風險管理(ERM)、專案組合管理(PPM)及專案管理辦公室(PMO)等管理模型,作為分析工具,協助建商在多案並行與制度選擇情境下,系統性辨識風險來源、評估資源配置策略,並提升決策可控性。 研究結果顯示,都市更新制度因具備多元處分機制與公權力介入工具,較適合處理產權複雜或基地規模較大之案件,但須承擔較高之行政程序與時程不確定性;危老重建制度則以高度私法化之協議合建換取行政效率,使案件風險高度集中於前期整合階段。此一制度差異,使建商在案源選擇、資金配置與組織治理上,必須採取不同之管理策略與風險承擔模式。 本研究透過管理模型之導入,嘗試將制度差異轉譯為建商可操作之管理語言,提供建設公司於都市更新與危老重建合建案件中,進行制度選擇、風險控管與資源配置之決策參考,並補充現有文獻在實務管理層面之不足

    從策略到執行:運用KPI落實策略目標之實證探討 - 以A銀行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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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融環境快速變動與數位轉型加速的背景下,銀行如何確保策略能有效落實,已成為治理與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本研究以A銀行為個案,探討其關鍵績效指標(KPI)制度如何作為策略執行的治理工具,並同時兼具績效評估與策略導向功能。研究採用質性個案研究法,透過內部文件分析、公開財報與參與式觀察,檢視A銀行自2018年至2024年間運用KPI落實策略目標、滾動修訂機制及其對財務與非財務績效的實際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A銀行之KPI制度已形成「策略對齊、執行追蹤、滾動檢討、獎酬連動」之管理架構,有效提升策略落實及執行效率。制度引入數位化與永續發展相關指標,不僅支撐財務獲利的穩定成長,也促進非財務面向(如ESG、顧客體驗與員工參與)之落實。然而,研究亦發現制度仍存在指標權重偏向財務面的現象,以及即時回饋與員工參與機制尚待強化。據此,本研究提出四項制度精進建議:建立即時回饋機制、提高非財務KPI權重、導入整合式智慧儀表板與資料治理架構,以及深化 KPI 文化內化與員工參與度,以提升制度彈性與策略貫徹度。 本研究的貢獻在於提出一套結合策略管理、績效評估與企業治理的實務架構,並以銀行業為例驗證其可行性,對金融機構及其他高規範產業具參考價值

    稅務事件撤銷訴訟總額主義之研究—兼論稅務行政事件審理法草案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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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國稅務撤銷訴訟上,傳統實務發展出來之爭點主義備受批評,不僅限制納稅義務人之權利救濟,更導致稅捐救濟事件紛爭無法一次解決。在納保法引進總額主義之精神後,稅捐稽徵機關對於訴訟程序中追補課稅處分理由、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及確定判決既判力之客觀範圍等,仍存在許多誤解,且我國司法實務在適用總額主義時,亦受限於法制未臻完善,未能強化行政法院審理權限及加強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等,難以全面貫徹總額主義。 為解決實務運作困境及因應稅務訴訟事件之特殊性,司法院認為有制定稅務訴訟專法之必要,於民國113年9月27日通過稅務行政事件審理法草案,參考德國立法例,建制總額主義在訴訟上之配套措施,儘可能達成紛爭一次解決。有關總額主義之配套措施,包括容許原告擴張訴之聲明與被告機關追補課稅處分理由、訴訟程序中及課稅處分形式確定後稽徵機關增加核定稅額在訴訟上之處理、確定判決既判力之客觀範圍等,為稅務撤銷訴訟帶來制度性之變革。 本文先分析我國稅務撤銷訴訟訴訟標的之實務發展,從爭點主義至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21條施行後引進總額主義之精神,再爬梳書籍報告及期刊論文等相關文獻,從德國法制下總額主義之法理基礎,研究稅務行政事件審理法草案引進總額主義訴訟上配套措施之適用範圍及法律效果,並提出在總額主義下稽徵實務可規劃之處理原則與作業程序,及法律適用上可能產生爭議之情形,進而審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稅捐稽徵法等相關法律是否有配合修正之必要

    死亡意識型態、捐款和消費意圖:死亡焦慮與生命意義的雙重效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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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全球災難頻傳,再加上網路以及社群媒體的快速擴張,使大眾更頻繁接觸與死亡相關的影像與訊息,進而可能影響個體的情緒反應與行為選擇。在此脈絡下,本研究以恐懼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為基礎,探討在觀看完災難影像後,有無死亡反思對於捐款行為與四種消費意圖(炫耀性、衝動性、道德性、體驗性)的影響,並進一步分析死亡焦慮感與生命意義感在其中所扮演的心理機制。 研究採用實驗法,以地震災難影片誘發死亡顯著性,並將參與者隨機分派至「有死亡反思引導組」和「沒有死亡反思引導組」,最終取得71名有效樣本。研究結果發現,有死亡反思引導組的捐款金額比例顯著高於沒有死亡反思引導組,但兩組在四種消費意圖上並未呈現差異。另外,死亡焦慮感與生命意義感皆未在死亡反思與捐款金額和消費意圖間發揮中介效果;然而,生命意義感與道德消費意圖有正向關聯。 本研究在學術上自死亡反思的觀點補充在災難情境下個體的捐款和消費意圖;在實務上則是提供未來災難報導或公益宣傳可結合生命反思元素,以促進大眾的利他動機。未來研究可進一步納入其他可能的心理歷程,以更完整呈現死亡反思的作用機制

    哈薩克斯坦多方外交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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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全球局勢出現劇烈變化,位於重要地緣位置的哈薩克斯坦藉由多方外交的戰略,成功在大國之間保有自身的外交自主性。夾在中俄之間的地理位置,再加上極具戰略意義的要衝地區,哈薩克斯坦自獨立起就面對著各方勢力對自身的野心。 然而,哈薩克斯坦並沒有特別偏向歷史上的夥伴俄國,也沒有選擇冷戰結束後的超級大國美國,更沒有與迅速發展的中國完全靠攏。哈薩克斯坦採取多方外交與平衡戰略,平均分散各國對自身的影響力,與每一個國家發展互利互惠的互動關係,試圖將國家利益最大化,同時保有外交路線的獨立性。因此,除了與中美俄大國皆保持良好關係,哈薩克斯坦也參與多項多邊機制,試圖透過多邊的參與來間接制衡不同大國之間的影響力,同時擴大合作範疇。 多方外交是基於地理位置現實而出現的策略,但是在實施與操作上並不只有與外交層面有關,還需考慮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哈薩克斯坦的政治雖然有著民主國家的雛形,但實際上卻是總統握有極大權力的威權國家,國內的權力架構是由非正式的菁英網絡所組成,這些地方氏族或是政治菁英又有自己偏好往來的外部行為者,於是形成了總統作為權力網絡的核心人物,對內平衡派系,對外平衡大國影響力,這種高度依賴個人協調能力與政治能力的模式

    美國與韓國主動式ETF發展之研究:對臺灣主動式ETF市場成長策略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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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資產管理典範由被動追蹤向主動策略化轉型之趨勢下,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 憑藉其交易效率與低成本優勢,成為資產管理規模擴張的核心驅動動能。本研究旨在透過比較分析美國與韓國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 (簡稱主動式ETF, Active ETF) 的成功模式與制度性突破,為於2024年底審慎開放的臺灣市場提供前瞻性的策略指引。 研究發現,美國主動式ETF的成功核心動力在於其結構性優勢,尤其是透過實物申贖實現的稅務效率,以及ETF Rule帶來的監管創新。成功的典範包括Dimensional Fund Advisors (DFA) 透過共同基金轉型以達成規模經濟,以及JP Morgan Equity Premium Income ETF (JEPI) 運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創造穩定現金流。韓國監管對金融商品創新採前瞻開放態度,各類新型架構引進均能領先亞洲,2013年核准合成型ETF引入交換契約 (SWAP) 架構,完善市場基礎,後續驅動短天期固定收益之現金替代策略產品的規模大幅度擴張。然而,韓國監管要求投資組合每日全透明揭露且設置與基準指數0.7以上的高相關性門檻,實質基金經理人主動操作空間限制在約30%,抑制主動策略的彈性。 臺灣市場的挑戰,在於主採現金申贖,缺乏美國實物申贖之稅務遞延效益。因此,應借鏡過往債券ETF蓬勃發展成功經驗,即透過政策稅負誘因、市場需求與產品設計形成加乘效應。同時,借鏡美、韓成功經驗並規避過度監管,採取結合臺灣產業優勢與投資人偏好之收益機制策略。政策面須加速開放多元資產與建置共同基金轉型框架,以產品創新彌補結構限制,最大化業者先行者優勢與品牌聲譽,進而驅動臺灣主動式ETF市場規模躍升為亞洲主力

    CEO 調節焦點與組織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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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探討 CEO 在危機期間的調節焦點(regulatory focus)語言,如何與企業的組織韌性反應軌跡產生對應關係。研究以調節焦點理論(Regulatory Focus Theory)為基礎,將 CEO 語言視為高階主管認知框架(executive cognitive framing)的可觀察線索,而非企業績效的因果驅動因素。 本研究以 COVID-19 疫情期間之 S&P 500 企業法說會逐字稿為資料來源,並以績效衝擊(shock drop)與復原程度(recovery level)操作化組織韌性,進一步依兩者的聯合配置將企業分類為四種韌性反應軌跡。研究結果顯示,調節焦點語言與單一韌性指標之間不存在穩定的線性關係。相較之下,促進導向(promotion-focused)語言在不同軌跡之間呈現系統性差異,顯示企業在各種反應路徑中存在異質的「機會/成長」導向框架。防禦導向(prevention-focused)語言在基準模型下相對穩定,與危機溝通普遍伴隨「警覺/風險控管」的共同底色一致。然而,在進一步採用產業調整(industry-adjusted)的穩健性檢驗後,防禦導向語言呈現幅度不大但具統計可檢出的差異,顯示當韌性被界定為「扣除產業共同波動後的相對績效」時,這類語言線索可能更容易被辨識。 整體而言,本研究支持一種「依配置而定」(configuration-dependent)的詮釋:CEO 語言所反映的認知框架與韌性反應軌跡之間存在系統性對應,但不意味因果效果,亦不暗示任何導向具有規範性上的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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