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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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與稅收之謎 ‒ 個人與公司所得稅移轉之影響
No full text本研究主要以台灣與OECD成員國為研究對象，透過兩大主題及三個實證模型探討個人與公司所得稅率差異對公司所得稅稅收、創業活動及企業組織型態之影響。實證模型主要採用追蹤資料，運用固定效果或SGMM模型，並透過變動率相關變數與工具變數法處理內生性問題。主要有三項研究發現：第一，個人與公司所得稅率差異愈大對公司所得稅收占總稅收、占GDP及占所得稅均具顯著正向影響，即「稅率與稅收之謎 (The Tax Rate and Tax Revenue Paradox)」的現象；第二，個人與公司所得稅率差異顯著影響創業型態選擇，當公司所得稅率相對較低時，會提高公司型創業的意願，而降低自僱型創業的意願。亦顯示稅制累進程度對創業誘因，當個人所得稅率累進程度越高時，會降低公司型創業的意願，提高自僱型創業的意願；第三，個人與公司所得稅稅率差異未明顯改變公司與獨資型態設立率，但影響既存組織的營業收入及課稅所得分配，反映租稅規劃多透過稅基調整而非法律型態轉換。
本研究貢獻包括：一為系統檢驗個人與公司所得稅差對公司所得稅收之影響，深化「稅率與稅收之謎」理解；二為引入變動率與工具變數法，有效提升估計結果的可靠性；三為首次於創業模型中納入個人與公司所得稅差變數，並細分創業型態；四為揭示現行制度設計可能因稅負差異而造成所得移轉與效率損失。
政策建議包括：調整兩稅稅率結構以縮減稅負差距；檢討股利課稅與保留盈餘制度，避免成為租稅規劃工具；強化租稅優惠之成本效益分析，防杜制度性漏洞。然研究亦有限制，諸如產業涵蓋有限、有效稅率推估偏差與法律型態分類，建議未來發展不同的組織型態及非開發中國家資料，納入更多元的實證方法提高理論與實證的依據
基於多代理深度強化學習之城市動態調整交通號誌控制方法
No full text交通系統是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幅縮短了人們之間的距離，提升了社會整體運作的效率與便利性。其中紅綠燈作為都市交通的核心控制系統之一，扮演協調不同方向車流的角色，能夠有效防止車輛衝突，並指引駕駛人安全且有秩序地通行於各路口。然而，現今多數交通號誌系統仍採用傳統的固定時相控制方式，每個相位依據預設時間進行切換，待綠燈秒數過後，先進入安全的黃燈過渡，最後則是紅燈階段，同時對向的車道轉換為綠燈，達成協調車流的目的。這種方式雖能在一般情況下維持交通秩序，但當車流量發生變化、分佈不均或進入尖峰時段時，容易導致一部分車道出現嚴重壅塞，而另一些車道則出現綠燈時間浪費，造成號誌效能下降。本研究針對上述問題，提出基於深度強化學習（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DRL）的動態控制交通號誌控制方法。系統設計上以低成本、可實作為前提，僅依賴車道進出口的感測器取得車輛進出時間，推估排隊長度、車輛平均車速與當前號誌狀態作為輸入，無須高昂的即時攝影機或車聯網設備。模型藉由學習和分析車流量與號誌時相之間的關係，進而找出最佳的號誌切換策略，當某車道車流量上升時，會給予該車道多一點綠燈時間，放行更多車輛，降低壅塞風險，反之流量低的車道得到相對少的綠燈時間，讓整體車輛放行數量達到最大化。
最後的實驗結果以總延遲時間與排隊長度為指標進行量化比較，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在單路口實驗中，平均等待時間相較於固定時相減少約 74%，在多路口實驗中也較固定時相減少約50%，整體效能最佳；在平均排隊長度方面，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在多路口模擬中最大值為99 輛，相較於傳統固定時相的195輛大幅減少壅塞程度，也低於其他所有基準方法，顯示其在壅塞控制與通行效率方面均具明顯優勢。整體而言，本研究證實深度強化學習透過感測器資料可有效提升交通號誌控制效率，具備應用於大規模都市交通管理的潛力
權力博弈﹕殖民者、傳教士與在地華人角力下的香港女子教育（1842-1899）
No full text近年來，有關殖民地教育與性別議題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然而針對香港女子教育在19世紀的發展，學術界仍有諸多待補之處。尤其在殖民制度之下，女子教育所承載的不僅是知識傳遞，更是權力運作、社會結構維繫與文化價值輸出的重要場域。過往相關研究多偏重於男性教育制度或殖民行政政策的整體面貌，較少深入探討女子教育如何於多重權力關係中被建構與形塑。本文以1842年至1899年間的香港為研究時段，聚焦殖民政府、傳教機構與華人社會三者間，圍繞女子受教權進行的角力與協商。
本研究主要依據政府檔案、教會出版刊物及當時中英文報紙評論等史料，結合教育史與殖民史的研究視角，梳理殖民者、傳教士及在地華人如何共同參與女子教育制度的建立與實踐。文章運用布赫迪厄的慣習理論，分析華人社會在既有文化結構下如何調整其教育選擇；同時亦引入交織性理論，探究性別、階級與族群等因素如何交錯影響香港女子受教權。
這種多元勢力互動的過程，顯示香港早期女子教育發展並非由單一主體主導，而是在各方協商下逐步成形，並產生出香港獨特的教育制度與性別觀念。透過對此段歷史的重新詮釋，本文希望反思教育發展的結構條件與推動因素，並對今日實現公平與平等教育的可能路徑提供歷史借鑒
一個新生代流行樂團的誕生－「告五人」的發展歷程與樂迷樣態分析
No full text告五人是台灣新生代流行樂團，於2011年成立，從2017年發行首張EP《迷霧之子》，2019年發行第一張專輯《我肯定在幾百年前就說過愛你》，2020年發行第二張專輯《運氣來得若有似無》，2023年發行第三張專輯《帶你飛》，至今已經攻占過台北、高雄雙巨蛋。
研究者過去身為告五人的樂迷，觀賞過此樂團的現場演出，表演過此樂團的歌曲，而近年來發現自己漸漸不再關注告五人新推出的音樂作品，也觀察到許多樂迷在社群媒體上針對告五人從獨立樂團變流行、大眾化的討論。因此，決定將告五人及其樂迷作為研究對象。透過文獻資料的整理與分析，並深度訪談九位樂迷，以原真性、文化工業、文化資本及秀異之概念，來探討告五人及其樂迷在樂團發展歷程中有何改變、告五人不同時期的樂迷有何樣態，以及獨立音樂與主流音樂兩者之間是否需要劃分，又該如何劃分。另外，也藉由訪談資深樂評人馬瓜，獲得不同於樂迷的觀點。
研究發現，幾乎所有受訪樂迷都認為告五人從成立至今在音樂風格與整體形象上有所改變。對於樂迷而言，告五人在早期作為獨立樂團時，在多種面向中展現出原真性。由於每位樂迷與樂團之間有不同的互動經驗，感知到的原真性也會有所不同。告五人的原真性有些已經消逝，有些仍然存在。而除了樂團隨著發展歷程產生變化之外，樂迷的音樂喜好與品味亦隨時間與空間而改變。另外，告五人各個階段的差異，吸引了風格偏好不同的樂迷，使其早期與晚期樂迷呈現出不同的樣態。而針對現今獨立音樂的定義，樂迷與樂評人分別提出了他們的分辨方式，包含運作方式、聽眾人數以及音樂風格，並表達了對於獨立與主流音樂兩者之間界線模糊化現象的看法。最後，也歸納出告五人在現今音樂光譜中的位置
數位環境下策展人之資訊行為研究-以中研院開放博物館為例
No full text在科技快速發展與公共文化參與日益多元的趨勢下，數位策展已成為文化機構與社會進行對話的重要方式。策展人在現今數位環境中所面對的資訊來源日益多樣化，其策展工作從單一的資料呈現轉向涵蓋資訊搜尋、語意轉譯、展示設計與觀眾互動等複合性任務。過往資訊行為研究多著重於學術研究者、一般使用者或圖書館讀者等角色，對文化工作者在數位策展實務中的資訊處理行為較少研究，顯示此領域在理論與實務方面尚有可填補之方面。
本研究為了解策展人在展覽製作歷程中的資訊行為樣態與策略，選擇中央研究院開放博物館為研究場域，針對七個數位展覽之策展人進行深度訪談與個案研究。本研究最後建構出策展人資訊行為的五階段模型，並指出策展模式、平台技術與制度脈絡等因素對資訊行為具有關鍵影響。本研究同時提出資訊盤點工具、模組擴充與觀眾互動建議，以期為數位策展實務提供理論參照與應用價值
自動化的虛擬音樂家動畫: 從音樂訊號生成富有表現力的小提琴演奏系統
No full text基於深度生成模型的無動作捕捉(MOCAP-free)音樂到表演生成技術已成為下一代動畫技術的有力解決方案，可實現無需依賴動作捕捉即可創建音樂表演動畫。然而，構建此類系統面臨重大挑戰，特別是在整合多個獨立模型分別負責不同方面的角色控制時，例如用於有情緒的臉部表情生成和用於樂器演奏的指法生成。此外，現有的大部分方法主要關注在只有人類表演的生成模型，忽視了人類與樂器之間的互動在一個實現富有表現力和真實感的音樂表演中的關鍵作用。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本論文提出了一個全面的系統，用於生成富有表現力的虛擬小提琴表演。該系統將五個關鍵模組: 表現力音樂合成、臉部表情生成、指法生成、身體動作生成和影片鏡頭生成，整合到一個統一的框架中。透過不依賴對動作捕捉技術的需求與建立人與樂器之間的生成模型，本研究推進了無動作捕捉內容到表演生成的研究。此論文的實驗包括定量分析和主觀研究，證明了該系統能夠生成逼真、富有表現力和同步的虛擬表演動畫的能力，為提升互動應用如VTubing和虛擬音樂會的品質
企業永續轉型重構組織永續能耐之研究：基於組織例規演化的觀點
No full text永續轉型是近年來產業界與學術界都很重視的管理議題，巴黎協定與2030永續發展議程使得全球的氣候治理與責任投資規範日益加嚴(UNFCCC, 2015; United Nations, 2015)，也使得企業因此需要將環境、社會與治理(ESG)要求內嵌於核心營運，否則難以兼顧競爭優勢與長期成長(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First Insight, 2020)。本研究認為企業的永續轉型，牽涉到其相關機制的建立與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說，為了回應外部的挑戰，企業需要日益倚重動態能耐以進行感知、擷取與重組(Teece, 2007)，並透過跨部門協作與治理機制將外部規範轉譯為具體流程(Velte & Stawinoga, 2020)。惟過程中若缺乏微觀行為載體，則仍可能在基層流程中空轉(Engert, Rauter, & Baumgartner, 2016)。
緣此，本研究聚焦於探討企業如何在快速升溫的永續發展之政策規範、社會需求與市場需求等多重壓力下，透過永續轉型重新建構組織永續能耐(Hart & Dowell, 2011; Loorbach, Frantzeskaki, & Avelino, 2017)。研究上引入組織例規觀點，探討在例規的發展上如何透過「偏離－修補－再現」的循環來支持轉型(Feldman & Pentland, 2003; Rerup & Feldman, 2011)，並頗析外部制度如何經由例規演化而沉澱為組織知識資本(Coleman, 1990)，最終升級為難以模仿的永續能耐與競爭優勢。
具體來說，本研究旨在探討以下的三個重要問題：
一、企業在多重永續規範壓力下，如何將外部張力轉化為推動永續轉型的組織永續能耐？
二、企業在永續轉型的需求下，如何憑藉其認知、動機與互動網絡，在例規層次進行偏離、修補與再現，以使得永續轉型需求得以貼合其組織上的調整？
三、企業在永續轉型過程中重構新例規時，如何將其轉化為整合資源、強化協作與推動學習創新的營運機制，以縮短永續策略與實踐的落差？
為回應上述問題，本研究採用質性多重個案法(Eisenhardt, 1989; Yin, 2003)，立意挑選兩家已啟動永續轉型且具有顯著成效的企業，做為深入研究的對象。資料來源主要包含半結構式訪談、官方揭露文件及次級資料，研究上並以跨個案比較與理論對照法來強化信度與效度。本研究的架構包括永續轉型驅動因子、永續轉型管理及組織永續成效等三大構面，並輔以Coleman浴盆模型來解析宏觀制度與微觀行為的交互路徑(Coleman, 1990)。
本研究最後所得到的主要結論如下：
一、企業在永續轉型的過程中面對政策、社會與市場等多重規範壓力，會透過董事會層級的永續治理單位將外部要求轉譯為具體的KPI、預算與獎酬，並結合跨部門協作與利害關係人對話的滾動檢討，確保資訊對稱與資源重組，最終建立以「治理轉譯、資源槓桿與行動耦合」為核心的演化路徑，將張力轉化為推進永續轉型的組織永續能耐。
二、企業在永續轉型的過程中，會將外部規範即時吸收並內化為組織能力，也會透過高頻率的例規檢討與調整、經驗與知識的萃取以及再學習的循環，使永續需求成為驅動組織流程創新與文化轉化的學習飛輪，進而累積高彈性、高韌性的永續能耐。
三、企業在永續轉型過程中的例規重建上，會同步啟動資源配置、跨部門協作及閉環學習等三軸線，以轉譯規範為日常營運的能量，縮短永續策略與現場實踐的落差，並於動態環境中累積組織韌性與創新動能。
四、在永續轉型過程中，不同的企業會因其產業風險度、法規需求度與市場化槓桿度等的差異，而在永續落實路徑之步調、治理工具使用與價值鏈上、下鏈結重點等方面有所不同。
本研究的主要學術貢獻則包括以下四點：
一、本研究從組織例規演化的觀點來探討永續轉型，研究結果開拓了永續轉型研究的新視角；
二、本研究建立了有關永續能耐建構的多層次機制模型；
三、本研究探討企業永續轉型中對於多元制度環境的回應，研究結果提供了後續研究進一步深化理論的實證素材；
四、本研究擴展了組織成員與例規互動的組織行為理論。
本研究最後並提出實務上與後續研究上的建議
應用數位化策略促進博物館教育創新效益：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為例
No full text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於2022年重新定義博物館，強調其作為公共性場域所肩負的教育、多元、永續與社群參與等角色。隨著觀眾參觀習慣的改變，以及數位科技的迅速發展，博物館的教育功能與學習場域也逐漸產生轉變，而COVID-19疫情的爆發，更進一步加速了博物館數位轉型的進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博物館如何透過數位化策略推動教育創新，以國立故宮博物院作為個案研究對象，透過文獻分析法與專家深度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訪談對象涵蓋故宮之登錄保存處、展示服務處與數位資訊室三處室之博物館領域學者，藉由文獻與訪談所得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從中了解故宮在教育創新中數位教育策略之具體實踐，以及數位化策略對博物館教育創新之影響，並歸納其影響因素與面臨之關鍵挑戰。
最終提出對國立故宮博物院之發展建議，包括建立數位與教育統籌平台；設立觀眾研究與使用者回饋系統；調整設計需求，兼顧展覽與教育應用；將教育創新納入數位文化資源長期資助體系
日常的集體行動：潮汕媳婦性別平權抗爭經驗研究
No full text本研究以我作為一個潮汕媳婦的生活經驗為起點，以潮汕文化為背景，採用敘事分析的研究方法，通過對11位潮汕媳婦生命故事的分析，探究她們在婚姻家庭中遭受了什麼樣的壓迫，她們的性別意識是如何覺醒的，以及她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進行抵抗和自我解放。圍繞著這三個問題的研究發現主要如下：
潮汕媳婦在婚姻家庭中遭受的性別壓迫在於她們作為一個追求「獨立自主」的現代女性，卻在婚後遭受著多重的自主權利剝奪。媳婦擁有多大的自主權取決於她們在家庭中的權力地位，而權力地位是文化、經濟和政治交織作用的結果。雖然媳婦的經濟能力一定程度填補了性別權力差距的鴻溝，但並不能根本改變家庭中不平等的性別關係。
潮汕媳婦的意識覺醒以一種女性化的、有異於既有經驗的路徑進行著，主要體現在媳婦們的集體身份認同並不需要像西方社會那樣在專業化的婦女團體中產生。在崇尚宗族主義，親屬關係密切的潮汕地方文化中，婦女們或通過團結身邊的女性親友而形成一個親密的女性集體，或借助現代網路和自媒體呼朋喚友產生女性聯盟。這兩類集體都可能使原本孤立的個體產生對女性共同的劣勢處境的體認，從而產生女性的集體身份認同。
潮汕媳婦在日常生活中的抗爭可以在身體、情緒、話語和行動等多個方位進行：她們可以用身體進行抵抗，學習正視自己受壓抑的情緒，可以創造新的性別話語來主張她們的權利，合理化她們的選擇和行動，甚至可以反操男權話語，使之成為自己抵抗的利器。媳婦們看似孤立的個人抗爭，實際上正在形成一種另類的集體行動，我將其命名為「日常的集體行動」，這主要受益於發達的網路媒體打通了私人空間（日常生活世界）和公共空間（網路空間）的兩分，日常生活世界的個人抗爭和網路空間的集體發聲互相激盪，形成了同頻共振，不僅對日常生活中的性別互動模式進行了革新，還不斷地修正壓迫性的主流論述，產生屬於婦女自己的抗爭文化，從而使婦女的個人抗爭具有了追求女性集體利益的公共性
AI晶片設計產業之動態競爭分析 —— 以Nvidia和AMD為例
No full text隨著人工智慧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與高效能運算(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應用的崛起，AI晶片產業已成為全球半導體平台競爭的核心。自2000年代以來，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從圖形處理器逐步轉型為AI運算的基礎設施，推動AI模型規模與算力成長，帶動產業進入新競爭時代。Nvidia憑藉「軟硬體協同」加「生態鎖定」的競爭策略，使Nvidia在AI訓練市場市占率長期維持在80%以上，成為產業技術標準與生態規則的制定者。 AMD(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則推動「開放」加「異質」策略使AMD在推 論市場、邊緣運算與部分資料中心場景取得突破，市占率逐步提升，成為AI產業格局中具威脅性的挑戰者。
本研究採用動態競爭理論之市場共同性與資源相似性指標與AMC（察覺-Awareness、動機-Motivation、能力-Capability）分析架構，針對Nvidia與AMD於AI晶片產業的競爭行動與回應進行個案剖析。本研究主要結論如下：
結論一：AI晶片設計產業中，具有市場領先優勢的先進廠商相較於挑戰者，其在產品佈局上為更完整，技術迭代上具有較深遠且連貫的升級，且投入更多資源在高附加價值的高階產品市場，挑戰者多僅以片段式技術升級與回應，並投注資源在中低階產品市場。
結論二：AI晶片設計產業中，挑戰者需善用生態系統、供應鏈協同或技術路線調整，並結合策略模仿與差異化，並針對產業技術轉換或外部環境變動的關鍵時機，尋求切入與突破的機會，才能有效降低進入障礙，提升市場地位。
結論三：AI晶片設計產業中，具有市場及技術優勢的領導者廠商可透過態壁壘強化、技術迭代加速與供應鏈韌性反制挑戰者發起的攻擊，提升競爭障礙，維持領導者地位。
本研究理論貢獻在於驗證動態競爭理論與AMC模型於AI晶片產業的適用性。未來可進一步探討AI晶片產業地緣政治、產業政策與新興應用之競爭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