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AS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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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29 research outputs found

    The Impact of Deterrence on Residents' Behavior towards Waste Separ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odel and Regular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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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本无垃圾,只有被放错位置的资源。资源分类是指在源头对生活垃圾进行有效管理,引导居民按类别正确处置废弃物,促进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本研究旨在探讨居民对制裁威慑的感知,以及内疚与尴尬这两种情感威慑因素,对居民执行资源分类的意愿和行为的影响。本研究比较了实施强制分类政策的示范小区与普通小区居民对威慑的感知及其对居民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1)在实施了强制分类政策的示范小区中,居民的资源分类意愿,实际分类行为及对制裁威慑和情感威慑的感知是否显著高于普通小区;(2)这种 行为的差异是否与示范小区居民对威慑感知的提升相关。 为了验证在强制分类政策的干预下,制裁威慑和情感威慑(即内疚感和尴尬感)对居民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研究一针对南宁市资源分类示范小区 A 和 非示范小区 B 进行了调研,共收集了379 份有效问卷(其中示范小区 199 份)。结 果显示,示范小区居民在分类意愿和分类行为上的均值显著高于非示范小区。示范小区居民在感知到自己未进行垃圾分类时,所体验的内疚感平均得分也显著高于非示范小区居民。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示范小区居民对制裁威慑和内疚感的感知对其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显著高于非示范小区居民。而示范小区居民的尴尬感对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些结果揭示在强制分类政策下,示范小区 居民感知到的情感威慑对促进分类意愿和行为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内疚感和尴尬感影响的强度存在差异。 研究一通过定量分析揭示了强制分类政策显著提升了居民的分类意愿和行为,并且居民更容易受到情感威慑的影响。然而,研究一未能深入解释为何在强制政策环境下,居民更容易受到情感威慑的影响。因此,研究二通过设计并实施质性访谈,进一步探索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访谈对象包括 16 位来自南宁的示范小区 A、非示范小区 B,以及美国、英国、法国、韩国、日本、俄罗斯、南非和墨西哥的居民。通过对比分析有政策干预与无政策干预地区的访谈结果,研究二归纳出在实施了强制分类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居民的分类行为主要受到惩罚与监督、社会规范、宣传教育和设施便利性的影响。访谈结果表明,强制分类政策不仅通过制裁威慑影响居民行为,还可能促进社会规范的形成,实现政策的道德教育功能。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规范为道德化过程提供了基础,而道德化过程则进一步通过内化的道德责任,加强居民对情感威慑的反应,进而更有可能从事分类行为。然而,尽管这些结果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强制政策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对情感威慑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的量化研究来验证其普适性。 本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反馈,表明强制分类政策通过制裁威慑与情感威慑的协同作用提升了执行效果。强制政策不仅依赖法律制裁推动居民遵守分类规定,也为情感威慑(如内疚感)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研究显示,强制措施有助于居民将分类行为内化为道德责任,凸显了制裁与情感威慑在长期行为转变中的相互作用及持续影响。</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grandparenting styles and adolescents' pro-social behavior and its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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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紧密相连的微系统,对其认知形成、情感培育以及行为模式的塑造具有显著影响。从传统文化观念到现实社会需求,祖辈作为家庭结构中的重要成员,其参与孙辈抚养已普遍被社会所接纳,祖辈教养模式已成为当代家庭教育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养育模式,并构成了我国家庭教育体系的独特特征。为了深入理解这一议题,本研究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依据,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出发,聚焦于积极祖辈教养方式在促进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中所起的潜在的关键作用,同时探究微系统之间的联动效应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以期为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与发展提供系统研究支撑。 研究一旨在探讨积极祖辈教养方式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及心理韧性和同伴关系在其中的作用。从四川省宜宾市某三所普通初中中共抽取1494名青少 年,通过积极祖辈教养方式量表、青少年亲社会倾向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同伴关系评级量表进行测量。结果发现,积极祖辈教养方式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心理韧性中介了积极祖辈教养方式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即积极祖辈教养方式通过促进心理韧性,进而提高亲社会行为水平。同伴关系显著正向调节了&ldquo;积极祖辈教养方式-心理韧性-亲社会行为&rdquo;这一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即在高水平同伴关系条件下,积极祖辈教养方式对心理韧性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且积极祖辈教养方式更多的通过心理韧性作用于亲社会行为。 研究二旨在从构型组态视角出发,探索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触发模式,厘清触发亲社会行为的不同层面的预测变量组合。基于研究一数据,引入模糊集定性 比较分析法,将青少年性别、年级、生源地、祖孙关系、积极祖辈教养方式、心 理韧性、同伴关系作为条件变量,将亲社会行为作为结果变量。结果发现,共有4条组态路径能够引发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可归纳为家庭导向型、学校导向型以及个人导向型3种类型。在家庭导向的组态构型中,两条路径均包含了家庭微系统中的积极祖辈教养方式、生源地、祖孙关系,且家庭微系统中的积极祖辈教养方式和生源地均为青少年亲社会发展的核心条件。在学校导向型的组态构型中,包含了学校微系统中同伴关系与年级,且二者均作为导致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核条件。在个体导向型的组态构型中,包含了个体特质中心理韧性和性别两个充 分条件,且心理韧性作为导致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核心条件。 本论文总体上证明了积极祖辈教养方式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关联,加深了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发展机制的认识。同时,研究揭示了心理韧性及同伴关系在其中的作用,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实践提供了具体指导和建议。此外,组态分析构建了家庭、学校、个人三种导向的条件组合模式,进一步厘清了不同条件下亲社会行为的触发机制,为多元微系统作用于亲社会行为的联合作用提供研究支撑。</p

    A Study on Gaze Pattern Variability and Machine Learning Classification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Under Different Social Int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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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是一种复杂的神经发育障碍,其核心特征包括社交互动和沟通能力障碍,以及刻板的重复行为。这些特征不仅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也对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早期精准的诊断和干预对于改善 ASD 儿童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本研究采用眼动追踪技术结合机器学习算法,通过对4至9岁实验组(56 名 ASD 儿童)与对照组(50 名典型发育儿童,Typical Developing,TD 儿童)在观看含有&ldquo;联合意图&rdquo;和&ldquo;非联合意图&rdquo;社交场景时的注视模式差异及其个体内注视模式的变异性进行研究,探究注视模式与动作预测和意图理解等社交认知能力之间的潜在关联。进一步,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眼动数据进行分类分析,旨在提高 ASD 的诊断准确性和识别效率,以期为 ASD 儿童的早期干预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研究结果显示,ASD 儿童在关键社会性线索区域(如眼睛和面部)的注视时间与注视频率显著低于 TD 儿童,而对&ldquo;背景&rdquo;等非社会性区域的注视则相对增多。这种差异在非联合意图条件下更为显著,反映了 ASD 儿童在处理模糊社交线索时的困难。此外,ASD 儿童的个体内注视模式变异性与任务相关区域的注意力分配呈负相关,而与人物非相关区域的注意力分配呈正相关,揭示了非典型注意力分配与社交认知功能之间的密切联系。 采用决策树、k 最近邻等 5 种机器学习算法,基于眼动数据进行 ASD 分类 的准确率超过 80%,证实了机器学习在 ASD 分类中的有效性。进一步对特征提 取、特征重组和兴趣区划分等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旨在提升 ASD 分类准确性和分类模型的泛化能力。研究证实了基于视觉注视的眼动指标进行特征组合的方法能够大幅提升 ASD 分类准确率,尤其是在决策树分类器中,其准确率达到了91.4%,表现出卓越的分类性能。此外,本研究还探讨了基于数据驱动后验兴趣区划分的机器学习分类效果,发现兴趣区数量与分类性能并无直接正相关。这表明在机器学习模型中,样本量选择、特征选择和模型训练过程优化的重要性超过了单纯增加兴趣区的数量。 本研究不仅增进了对 ASD 儿童社交障碍认知基础的理解,还为早期诊断与干预提供了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未来研究将进一步探索视 觉注视模式与社交认知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优化机器学习算法,以提高 ASD 分类的准确性和泛化能力。</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Stress, Reflective Functioning, and Preschool Children's Anxiety: Evidence from Circle of Security (COS) Interven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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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龄前儿童的焦虑问题不仅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交能力,而且对其长期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具有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尽早识别并干预学龄前儿童的焦虑问题,对于预防其未来的发展障碍至关重要。现有研究表明,父母的养育压力和反思功能在儿童焦虑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父母在养育过程中承受的压力不仅可能使父母陷入心理困扰,还可能通过情绪传递和行为模式影响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和心理健康。同时,父母的反思功能,即他们理解和解释自身及孩子心理状态的能力,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养育行为和与孩子的互动质量,进而对孩子的情绪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COS 干预基于依恋理论,旨在降低父母养育压力、增强父母的反思功能和情感敏感性,改善亲子关系和儿童社会情感功能。尽管现有 COS 干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针对学龄前儿童焦虑的专门研究仍显不足,且缺乏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实用性验证。本研究旨在系统探讨父母养育压力和父母反思功能对学龄前儿童焦虑的影响,并提供基于安全感圆环(Circle of Security, COS)依恋团体干预实践的证据。本研究通过深入探讨这些关键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为我国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帮助更多儿童健康成长。 研究一:通过采用标准化量表,对我国各省市智力正常的 3-6 岁学龄前儿童 的父母发放共 325 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88 份,受测父母年龄多在 31-40 岁之间(占比 61.46%),评估父母养育压力、父母反思功能(包括不确定心智化Uncertainty about Mental States, RFQ-U 和确定心智化 Certainty about Mental States, RFQ-C 两个维度)和学前儿童焦虑水平的现状。本阶段的研究旨在探讨我国父母的养育压力和反思功能两个维度与学龄前儿童焦虑的关系,识别可能的相关因素。 研究二:招募筛选养育压力处于中等水平或其学龄前子女焦虑水平出于中等水平的父母被试,随机分入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接受为期 8 周的 COS 依恋 团体干预,而对照组接受同样时长的常规育儿教育,以便对比干预效果,并检验COS 依恋团体干预对我国父母养育压力、父母反思功能和学龄前儿童焦虑水平的改善效果。此阶段的研究旨在验证 COS 依恋干预在减少我国父母养育压力、改善父母反思功能及降低儿童焦虑水平方面的实际效果,并进一步探讨我国父母养育压力和反思功能对学龄前儿童焦虑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1)父母的养育压力和反思功能中的确定心智化维度显著负相关,与学龄前儿童焦虑水平显著正相关。父母的养育压力越高,反思功能中的确定心智化水平可能越低,这可能使得孩子感到不安全和缺乏情感支持,从而增加孩子的焦虑水平。同时,儿童的焦虑也可能反过来加剧父母的养育压力,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循环。不确定心智化维度与父母养育压力、学龄前儿童焦虑的相关性不显著。 (2)确定心智化在父母养育压力和学龄前儿童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父母的养育压力并不会直接关联儿童的焦虑水平,而是通过影响父母反思 功能中的确定心智化维度,进而关联儿童的焦虑水平。 (3)实验组实施 COS 依恋团体干预后,父母的养育压力下降,反思功能的 不确定心智化维度 RFQ-U 降低,确定心智化维度 RFQ-C 提升,学龄前儿童的焦虑水平显著减少。相比之下,只接受常规育儿教育的对照组无显著变化。 本研究发现,父母心理状态对学龄前儿童焦虑有显著影响,验证了COS依恋干预作为一种有效措施,能够改善家庭养育环境,减少儿童焦虑问题。结果强调了通过支持父母反思能力建设(尤其是提升确定心智化)来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性,为未来设计和实施面向家庭的心理干预策略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支持。</p

    A Qualitative Study and Actor-Partner Effect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Roles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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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关系作为社会组织中基本的一种关系,是家庭稳定的基础,它承载着家庭的和谐、幸福与未来。一段健康稳定的婚姻关系对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家庭的和谐幸福以及社会的稳定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婚姻满意度受到个体因素、社会因素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缺乏对婚姻中个体心理性别特征的探讨。有研究发现,性别角色影响婚姻满意度。因此,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采用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探索夫妻性别角色和婚姻满意度间的关系和机制。 本研究包含两个部分。研究一采用质性访谈研究,通过对 11 对夫妻的深度访谈,初步探索国人对性别角色的理解、性别角色在婚姻互动中的表现及影响等。 研究二为量化研究设计,网络招募 470 对夫妻作为研究对象,参与者被要求对自 己的性别角色(包含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关系信念(包含成长信念、宿命信 念)、婚姻满意度的情况进行自我报告。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探究夫妻二元关 系中的性别角色和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并对关系信念在性别角色和婚姻满意度中的主客体互倚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本研究的结果如下: 研究一结果显示: (1)国人对于性别角色的理解和 BEM 性别角色量表的一 致性较高,且多为积极词汇;(2)男性气质、女性气质都可以带给伴侣积极的感受,从而提升自身和伴侣的婚姻满意度;(3)女性气质较高的个体较男性气质较高的个体,在面对分歧时更为乐观,处理方式更为积极;(4)个体的性别角色受到伴侣行为、期待的影响,在高频互动的婚姻关系中发生变化。 研究二结果:(1)差异检验表明:丈夫的男性气质得分显著高于妻子,妻子的女性气质得分显著高于丈夫,成长信念和宿命信念在丈夫和妻子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妻子。(2)相关分析显示:妻子的男性气质与丈夫、妻子的年龄显著正相关;丈夫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和妻子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之间分别存在显著正相关,且丈夫/妻子自身的男性气质和其女性气质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丈夫/妻子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与成长信念显著正相关,但只有妻子的女性气质与丈夫的宿命信念显著负相关;丈夫妻子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以及成长信念均和婚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宿命信念与婚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3)主客体互倚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夫妻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在夫妻关系中存在主客体效应,女性气质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比 男性气质更为显著;(4)成长信念在性别角色和婚姻满意度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性别角色通过影响夫妻的成长信念提升了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宿命信念仅有一条路径显著,妻子的女性气质可以降低丈夫的宿命信念,从而影响夫妻的婚姻满意度。 研究结论:女性气质、男性气质和婚姻满意度均存在正相关,女性气质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比男性气质更为显著,性别角色对婚姻满意度的相关在伴侣间存 在主客体互倚效应,其中,妻子女性气质的主体效应较丈夫更显著,丈夫女性气质的客体效应较妻子更显著。成长信念在女性气质、男性气质和婚姻满意度间的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妻子女性气质对其成长信念的主体效应更显著,妻子女性气质对丈夫成长信念存在客体效应,丈夫成长信念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较妻子成长信念更显著;妻子的女性气质通过降低丈夫的宿命信念,促进了丈夫的婚姻满意度。</p

    Heterogeneity of DSM-5 PTSD Intrusion Symptom Clusters: Evidence from Symptomatology and molecular Ge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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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创伤后应激障碍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异质性的临床综合征,由多种不同的症状簇组成。其中,闯入症状簇(闯入性思维、闪回、噩梦、情绪反应和生理 反应组成)一直以来被认为是 PTSD 的核心症状簇。最新的理论假设提出,应高度关注核心症状簇的研究,进一步将闯入症状簇区分为由内部线索激发的闯入 I-In(闯入性思维、闪回、噩梦)和由外部线索激发的闯入 E-In(情绪反应和生 理反应),进而形成了全新的 PTSD八维差异化闯入模型。对闯入症状簇的进一步区分以及最新的八维差异化闯入模型的提出对于 PTSD 诊断标准的确立、干预措施的制定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闯入症状簇是否应该被区分为 I-In 和 E-In两个部分还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的证实,不同的闯入症状簇是否具有不同的病理心理学作用,以及两者是否具有不同的遗传学基础均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方法: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元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为闯入症状簇的进一步区分提供实证证据。具体几个部分包括:(1)采用验证性因子 分析元分析,检验区分 I-In 和 E-In 的八维差异化闯入模型的内部效度;采用逻辑回归、多元回归等方法,探索 I-In 和 E-In 与反刍症状的差异性关联研究。(2)采用逻辑回归、多元回归等方法,分析 I-In 和 E-In 与 PTSD 诊断和症状水平的差异性关联;采用多元回归分析、交叉滞后分析等方法,分析 I-In和E-In对 PTSD其他症状变化的影响。(3)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多元回归等方法,分析 I-In和 E-In 对功能水平的影响。(4)采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识别与 I-In 和 E-In 相关的基因位点。 结果:验证性因子分析元分析共纳入 40 项研究,7个模型拟合均达到可接受标准(CFI&ge; 0.90,RMSEA&le;0.08 和 SRMR&le;0.10),进一步比较发现,八维 差异化闯入模型为最优模型(AIC=1623.10,BIC=597.13)。实证研究中,证实了I-In和E-In与反刍具有不同的关联 。具体来看 , I-In 与反刍显著相关(t=2.035,p&lt;0.05),E-In 与反刍无显著相关关系(t=0.689,p&gt;0.05)。基于纵向追踪分析,本研究发现 I-In 和 E-In 对后续时间点 PTSD 诊断、症状严重程度及各维度症状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具体来看,I-In 能够预测后续时间点的 PTSD 症状(t=3.948,p&lt;0.01),而 E-In 不能很好的预测后续时点症状(t=0.432,p&gt;0.05)。进一步分析 I-In 和 E-In 与健康相关功能的关系,分析结果发现,I-In和E-In 在与躯体 相关功能关系方面无显著差异,但是在与精神相关功能的相关存在显著差异(E-In与精神相关健康显著相关 t=2.348,p&lt;0.05,I-In 无显著相关关系 t=-0.785,p&gt;0.05)。I-In的GWAS分析结果中,未发现p值低于 5e -8的显著SNP位点,发现9个p &lt; 5e -6 的 SNP 位点,分别位于3号、4 号、5号、8号和 9号染色体,其中最显著的位点为 rs168494(p = 8.63e -7,beta = -0.9691)。E-In 的GWAS分析结果中,未发现p值低于 5e -8的显著 SNP位点,发现19个 p &lt; 5e -6的 SNP 位点,分别位于1号、2号、3号、8 号、9号和 15号染色体上,其中最显著的位点包括 2号染色体上的 rs142415168(p = 4.94e -7,beta = 1.5489)和 rs149137632(p = 8.84e -7,beta = 1.4834)。 结论:PTSD 闯入症状簇应进一步区分为 I-In 和 E-In 两个维度;I-In和E-In对PTSD 总体,其他症状维度和功能损伤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I-In对 PTSD 的发展演化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在创伤后的心理病理学中发挥重要作用;I-In 和E-In 均为多基因来源的复杂性状,具有不同的遗传学基础。本研究的结论为 I-In 和E-In 的进一步区分提供了实证证据。同时,有助于增进闯入症状簇在 PTSD 发展演化和病理过程中作用的理解,对于进一步创伤应激领域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p

    Interpretation Biases of depression: Two-stage mechan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indfulness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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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棱两可的社交情境充斥着日常生活。然而,理论表明,抑郁个体倾向于以一种消极或具有威胁性的方式对模糊信息加工,即存在消极解释偏向的特点。解释发生过程在自动化程度上是一个连续体。自动化水平较高的解释 (即时解释偏向)可能反映的是个体自动化思维的特点,而反思或精细加工阶段的解释 (延时解释偏向)可能反映的是认知重评的能力。然而,目前研究大部分只关注某一个阶段,并以此来描述某个群体的解释偏向特点,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同时,以往研究未能从解释偏向两阶段不同表现划分群体。此外,少部分研究提示,正念与缓解消极解释偏向有关。然而,目前研究局限于将正念视为单一结构,使用 横断数据,初步检验了正念和解释偏向之间的关系。目前尚不清楚特质正念各个维度与即时和延时消极解释偏向之间的潜在联系,以及正念训练是否能够以及如何缓解即时和延时消极解释偏向。为了探究上述问题,本论文以亚临床抑郁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特质正念和正念干预两个层面,对即时和延时解释偏向两个阶段进行深入探究。 研究一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旨在探索特质正念子维度与解释偏向和抑郁的关系。实验一检验了 659 名在校大学生群体中,消极解释偏向在特质正念维度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在特质正念五个维度中,只有描述和觉知地行动通过消极解释偏向与抑郁间接相关。实验二采用纵向网络分析的方法,以完成两次测试的 390 名在校大学生群体为被试。结果表明,觉知地行动和不评判显著负向预测消极解释偏向;观察显著正向预测消极解释偏向;描述可以通过抑郁显著预测消极解释偏向;抑郁显著正向预测消极解释偏向。 研究二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对 75 项抑郁与解释偏向研究量化分析,涉及12965名被试。结果表明,抑郁与消极解释偏向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关联 (Hedge&rsquo;s g=1.031);社交性材料对抑郁与解释偏向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不同阶段解释 偏向的调节作用显著。具体来说,即时消极解释偏向与抑郁的关联强度显著高于延时消极解释偏向与抑郁的关联强度。 研究三采用问卷和行为相结合的方式,旨在探索消极解释偏向两阶段特点以及特质正念维度与其潜在联系。预实验通过三次开放式问卷调查收集情境材料,两次情境句子测评,两次材料调整,最终编制包含 128 条模糊句子情境和 88 对匹配情境词汇,用于后续即时解释偏向测量。实验四使用词句子联想范式测量即时解释偏向,解释偏向情境问卷测量延时解释偏向。168 名在校大学生完成了行为和问卷测试。结果表明:(1) 高抑郁的个体在即时和延时消极解释偏向上得分均显著高于低抑郁水平的个体;(2) 以个体在即时和延时消极解释偏向方面得分为指标,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发现存在三组群体分别是即时低延时中组、即时中延时高组和即时高延时低组,并且即时中延时高组在抑郁方面显著高于其他两组。(3) 即时消极解释偏向与观察和不反应显著正相关,延时消极解释偏向与观察显 著正相关;与不评判和觉知地行动显著负相关。实验五通过采用脑电技术,以N400 和 P600 为指标,探索不同抑郁水平在校大学生即时解释偏向差异。N400 结果表明,在 C3 和 Pz 点,低抑郁群体对良性词汇的 N400 平均波幅显著要小于消极词汇的平均波幅,这表明在低抑郁群体中,良性词汇整合到模糊情境中更难。以 P600 为指标时,组别和效价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研究四招募了 105 名亚临床抑郁在校大学生,随机分配到等待对照组、正念书写组和正念组,两组干预组进行两期,每期持续 21 天,每天 15-30 分钟的自助式手机干预训练。结果表明,在干预效果方面:(1) 正念和正念书写干预能够显著提高观察、描述、不评判和不反应水平;在等待对照组的觉知地行动水平显著下降的情况下,正念书写组和正念组保持不变;(2) 正念干预能够降低延时消极解释偏向,而正念书写组的延时消极解释偏向减少不显著;正念干预和正念书写干预能够提高延时积极解释偏向;(3) 以反应时为指标时,正念干预和正念书写对即时消极解释偏向和即时良性解释偏向改善效果不显著;以频数为指标时,正念组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即时消极解释偏向,还能改善即时积极解释偏向。在机制探索方面:(1) 在延时解释偏向方面,觉知地行动和不反应在组别与延时消极 解释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2) 在即时解释偏向方面,以反应时为指标时,正念各维度在组别与消极解释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以频数为指标时,不评判和不反应在组别与即时消极解释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觉知地行动是提高即时积极解释频率的中介变量。 综上所述,本论文发现,根据解释偏向两个阶段的特征,存在三类群体,并且即时中延时高人群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两组。此外,不管是特质正念还是正念干预层面,正念子维度觉知地行动在缓解延时消极解释偏向方面发挥独特作用;不反应水平的提高对即时和延时消极解释偏向均有缓解作用。这些结果不仅对解释偏向两阶段的了解更加深入,也对特质正念以及正念干预缓解抑郁相关的解释偏向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p

    Dynamic Spatiotemporal Brain Mechanisms of Predictive Coding in Auditory Lexical Phrase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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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语是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常见的交流形式之一。为了理解言语信息,听者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处理具有极大可变性的语音信号,并迅速将模糊的声学信号转化为从音素到语义的表征层级结构。前人研究认为,人脑通过预测来解释即将输入的信息,提出了预测编码理论。该理论强调预测误差信息,即预测与实际输入之间的差异,被用于更新大脑内部的预测模型,从而塑造人类的感知体验和高级认知活动。本文以言语理解中的层级性预测编码框架为理论基础,从人脑言语信息加工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以及脑结构基础三个方面,探究了言语理解中层级性动态时空预测编码的神经机制。 研究一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以正常成语、关键字违反成语、关键字缺失成语以及乱序词组作为刺激材料,结合单变量分析和多变量分析,研究了预测编码的层级性空间表征模式。该研究细致地区分了目标单元违反造成语义和语音预测误差以及目标单元缺失诱发的预测误差的空间表征差异。研究一 a 的单变量分析结果表明,违反和缺失条件相比于正常条件,在左侧额下回、颞上沟/回以及腹侧前运动皮层发现了由于关键字匹配失败引起的词汇表征增强效应。乱序条件由于缺少充足的语境信息,相比于正常条件在词汇语义选择和整合相关脑区表现出减弱效应,但在颞叶和脑岛等语音加工脑区表现出增强效应。研究一 b 的多变量分析,通过比较不同实验条件中完全相同或部分相同成语与 完全不同成语间的表征相似性差异,探究加工相同成语或相同关键字时的表征 模式。结果发现,在违反条件下,即使语境信息完全不同,对相同关键字的词 汇加工位于左侧喉部运动有关的运动皮层。完全相同的违反成语相比于完全不 同的违反成语,以及相同关键字的缺失相比于不同关键字的缺失,在左侧颞上 沟的前侧发现对关键字的表征和预测。该结果表明,发音运动区和左侧颞上沟 前侧是表征关键字信息的重要区域。此外,缺失条件下,即使在不同语境信息 下,相同关键字缺失也会导致额-顶叶一般性控制网络参与到关键字的预测表征 过程中。这表明预测编码过程还受到实验任务调节,试图从缺失的关键字中提 取语义信息需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研究一 c 采用间接量化预测误差神经表征 模式的方式,验证了核心额-颞叶语言网络在预测编码中的重要作用,并观测到 语音和语义的预测误差信息分别位于额下回、颞上沟/回后侧以及顶叶语音相关 区域和颞上沟前侧词汇语义加工区域的层级性表征结构中。研究一从信号增强 和预测编码的不同神经表征机制上,证明了词汇违反和词汇缺失造成相似的神 经表征结构,以及词汇违反时语音和语义单元预测误差的层级性表征结构。 研究二采用脑磁图成像技术,从多个神经特性的时间特征探究了听觉词汇短语预测编码的层级性时间结构特征。研究二 a 通过事件相关场分析,发现词汇违反诱发了与前人研究一致的 N400-P600 效应,但在缺失条件下并未观察到该效应。研究二 b 通过时频分析探究了实验条件间神经振荡的能量差异,结果发现在违反和缺失条件中,在关键字出现后 320 ms ~ 960 ms 间受到 beta 和gamma 振荡的调节。研究二 c 采用与研究一中相同的量化预测误差神经表征模式的方法,结果发现在全脑传感器水平上,词汇违反和词汇缺失引发的预测误差在时间表征上的相似性。在全脑传感器的探照灯分析中,则发现违反条件下,左侧传感器特异性的语义信息预测误差表征早于语音信息预测误差表征。研究二从多个神经表征特征探讨了词汇违反和词汇缺失既相似又不同的预测误差表征机制,并验证了言语预测误差单元的层级性时间表征模式。 研究三采用高角度分辨率的扩散成像技术,进行全脑白质纤维束的概率性追踪,根据研究一中表现出层级性预测误差表征的节点,获得更精细化的白质 纤维连接通路,并结合传统弥散张量指标和微观结构指标,更为多元化地评估了白质纤维束的连通性。结果表明,研究二中语音特征预测误差表征能力与连接额下回和颞上沟/回的背侧通路和腹侧通路的连通性相关。本研究首次观测到支持语音预测误差表征的时间特征的白质纤维通路。 综上,本文结合多模态脑影像技术,验证了言语理解中预测编码的层级性动态表征结构,及其相应神经环路的白质纤维束结构基础。结果发现,1)听觉短语理解过程中,语音和语义预测误差表征在左侧核心语言网络的额-颞叶皮层具有层级性动态时空表征特征;2)一般性执行控制网络受到任务调节以支持言语信息的预测编码加工;3)语音预测误差表征能力与左侧额下回-颞上沟/回间背侧通路和腹侧通路的白质纤维束连通性有关。本文的发现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人脑语言预测机制的理解,也对类脑语言模型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p

    The influence of mind wandering on motor control and its neura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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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智游移是指注意从关注当前任务转移到关注内部的与当前任务无关的思维。许多研究已经发现心智游移会干扰运动行为,但是这些研究多是在行为层面探讨,心智游移影响运动控制的神经机制尚不清楚。根据运动表现的OPTIMAL 理论,注意和动机因素会影响运动表现。解耦假说认为心智游移是一个注意和外部环境解耦的状态,会和当前任务竞争有限的执行控制资源,因此注意的脱离是心智游移影响运动控制的重要原因。持续注意的资源控制理论认为心智游移的发生是由于对当前任务保持注意的动机或努力下降,因此心智游移可能导致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动机下降。在不同难度的任务中心智游移的特点不同,尚不清楚任务难度是否以及如何调节心智游移对运动控制的影响。本论文采用高时间分辨率的EEG 技术从时间动态的角度探讨心智游移影响运动控制的神经机制,主要考察运动意图,运动准备和运动执行三个方面,并进一步探讨任务难度对心智游移影响运动控制的调节作用。 研究一采用 EEG 技术方法,从时间动态特征的角度探讨心智游移影响运动控制的神经机制。实验 1 中要求右利手被试使用左右手食指根据信号做按键和抬 键动作,采用左右手食指做动作的目的是利用利手性操纵动作难度,一个完整的动作包括一个按键和一个抬键动作。结果发现心智游移会导致反应速度变慢,反应变异性增大。左右食指按键的反应速度没有观测到显著差异,但右手食指抬键显著快于左手食指。在运动意图方面,心智游移衰减按键动作前的 200 毫秒范围内的 NS&rsquo;脑电成分。在运动准备方面,心智游移降低了左手动作的-800 到-200 毫秒范围内的 LRP 成分,说明心智游移对运动准备的影响受利手性的调节。在运动执行阶段,心智游移降低了按键动作前后 100 毫秒范围内的与运动控制相关的前额 delta-theta(1-7 Hz)神经振荡活动及反应手对侧大脑区域 delta-theta 功能连接。对于抬键,右手食指抬键动作诱发了比左手食指抬键更强的反应手对侧delta-theta 功能连接,并且心智游移只降低了右手抬键的反应手对侧 delta-theta功能连接以及前额 delta-theta 神经振荡活动,而不影响左手抬键,这可能反映了动作难度调节心智游移对运动控制的影响。此外,我们在实验 1 中考察了心智游移对 EEG 非周期信号成分的影响,结果发现心智游移会导致非周期信号成分的斜率和截距变大。 研究二探讨动作难度对心智游移影响运动控制的调节作用,以及对比心智游移对运动控制的&ldquo;内源性干扰&rdquo;和工作记忆任务对运动控制的&ldquo;外源性干扰&rdquo;的异同点。实验 2 系统操纵了信号反应任务中反应方式的动作难度,在正式实验之前,首先测量了右手单个手指按键和抬键的反应速度,并进一步设计了双指动作,确定了右手食指加中指(RIM)为相对简单的双指动作类型,右手食指加无名指(RIR)为相对困难的双指动作类型。同样,正式实验的反应时结果发现 RIM 按键比 RIR 按键速度更快,但在抬键动作中没有观测到显著差异。在运动执行阶段,RIM 按键诱发的前额 delta-theta 活动显著大于 RIR 按键,并且心智游移只衰 减了RIM 按键的前额 delta-theta 活动,而不影响 RIR 按键,这说明动作难度调节了心智游移对运动控制的影响。在实验 2 中,我们重复了实验 1 中发现的心智游移导致非周期信号成分的斜率和截距变大,说明非周期信号成分可以作为心智游移更稳定的生物标记物。为了和实验 2 进行对比,实验 3 采用双任务范式,主任务为动作反应,第二任务为工作记忆信息维持任务。结果发现与心智游移不同的是,工作记忆信息维持会增强运动意图;与心智游移相同的是,在运动执行阶段,工作记忆信息维持只降低简单动作的前额 delta-theta 活动。 研究三探讨背景任务难度对心智游移影响运动控制的调节作用。实验 2 只操纵了运动反应阶段的难度,实验 4 则操纵感觉和认知加工阶段的难度,采用词频操纵词义加工难度,要求被试在持续注意反应任务 SART 中执行词义判断任务。 低频词汇对应困难任务条件,高频词汇对应简单任务条件,反应时的结果发现对高频词汇的反应速度显著快于低频词汇。实验 4 主要发现了心智游移只衰减了高频词汇条件中的前额 delta-theta 活动,而不影响低频词汇条件。实验 4 证明了背景任务难度也会调节心智游移对运动控制的影响。 本研究利用高时间分辨率的 EEG 技术,从时间动态特征的角度,详细考察了心智游移影响运动控制的神经机制,促进了对心智游移这个复杂现象的理解。本研究还揭示了任务难度会调节心智游移对运动控制的影响,解耦假说的主要观点是执行资源的总量有限,那么应该是越困难的任务受心智游移的影响越大。但是,如果考虑为任务调用的执行资源数量可变,根据执行控制失败假说,简单任务需要较低的控制水平,因此可能为任务招募的总执行资源数量较少;而根据持续注意的资源控制理论,简单任务需要的努力程度较低,更容易导致对任务保持注意的动机下降,使得执行资源更偏向于分配给心智游移,而困难任务则相反。 因此,反而是简单任务更容易受到心智游移的影响。本论文的研究发现说明心智游移和运动控制对执行资源的竞争和占用方式依赖于任务环境,进一步整合并完善了心智游移的相关理论假说。</p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s of the Interpersonal Co-o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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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与合作是社会互动永恒的主题,经典理论往往将两者定义为二元对立关系。近期研究指出,群际水平上存在着竞争对手之间相互合作的现象,即竞争合作(Co-opetition)。然而,鲜有研究考察人际水平上的竞争合作。并且以往研究普遍单独考察竞争或合作,两者在理论和机制上都存在较大缺口。此外,经典范式均采用&ldquo;全或无&rdquo;或平均分配原则,与现代社会最常见的&ldquo;股份制&rdquo;或按劳分配原则不符。因此,本文以社会比较为理论框架,从心理结构、影响因素和认知过程三个层面出发,将人格量表、行为实验和神经影像方法与网络分析、机器学习、计算建模技术相结合,通过三项研究七个实验系统探究人际竞争合作(下称人际竞合)的认知神经机制。 研究一采用数据驱动的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人际竞合相关的心理结构。实验一首先在北京市招募了 1037 名高校学生,探索了竞争、合作与社会比较倾向在子维度水平上的关联模式;实验二采用预注册的独立重复样本,招募了杭州市的1385名高校学生。结果发现,竞争与合作倾向的子维度间同时存在正向和负向连接;社会比较倾向在节点间起桥梁作用,其中能力维度与竞争倾向紧密连接,观点维度则与合作倾向紧密连接;竞争倾向的超越他人维度在网络中发挥关键节点作用;上述网络模式在额外纳入社会价值取向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重复样本中保持稳定。上述结果共同提示了社会比较在人际竞合中的作用,尤其是个体追 求社会比较相对优势动机的重要性。 研究二通过创新的份额博弈任务,探究了人际竞合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认知机制。其中,实验三操纵份额博弈的资源可用性,实验四、五采用计算机模拟互动玩家的不同策略,实验六进一步利用机器学习推断参与者的情绪反应。结果发现,投资金额会受到社会环境与博弈进程的交互影响,但普遍高于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前一试次的金钱收益和社会比较交互影响后一试次的投资金额调整;社会比较相对优势和劣势分别诱发了兴奋和失望情绪。上述结果表明,人际竞合决策涉及权衡金钱收益与社会比较的权衡,这一过程同时涉及认知与情绪加工。 研究三将份额博弈范式与计算模型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相结合,进一步探究 了人际竞合动态权衡的计算与神经机制。结果发现,胜出模型不仅在计算层同时 考虑了金钱收益和社会比较的影响,还在算法层引入了方向加权的反事实更新, 该模型表明个体普遍具有不对称的社会比较动机以及偏好竞争的反事实更新倾 向;神经方面,人际竞合决策涉及右侧颞顶联合、楔前叶、前脑岛等社会认知的 经典脑区,在策略调整时还涉及背侧和腹外侧前额叶以及前扣带回等控制网络, 结果反馈时社会比较优势则会激活背侧纹状体。上述结果表明,人际竞合的动态权衡涉及社会认知、情绪以及认知控制的参与,持续的过度投资可能来自计算与 算法两个层次认知机制的交互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社会比较框架系统考察了人际竞合的认知神经机制。结果表明,追求社会比较优势的动机不仅驱动了人际竞合相关的心理结构,还与金钱收益交互影响投资策略的调整,人际竞合的动态权衡涉及社会认知、奖赏以及认知控制脑区的参与,而不对称的社会比较动机和方向加权的认知偏好共同导致了非理性竞争行为。上述发现共同拓展了我们对复杂人际互动心理过程的理解,为未来设计促进合作共赢、避免过度竞争的干预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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