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HNS OpenIR,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机构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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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及以前铜矛的骹部形态与制作装配浅议
No full text矛作为古代最常见的武器,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在墓葬中发掘出土了许多铜矛实物.完整铜矛共分为三个部分,即矛头、矛柲和矛镦或鐏.矛头主要由叶、脊和骹组成,骹部是与柲结合的部分.据考古发掘报告和论著资料,收集整理了2600余件铜矛实物,并按照骹部形态的不同,按时间顺序将其分为四种形式:耳钮类、钉孔类、素面类和钮孔复合类.进而,阐述了矛头的铸造流程,探讨了骹部形态及与柲结合的方式
生态人类学视角下的云南本地糯稻
No full text云南生态多样性是云南本地糯稻品种多样性的基础,稻种多样性又进一步促成了文化多样性,三者间存在高度对应的关系。结合自然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生态人类学是分析云南地方性糯稻资源的一个恰当视角。文章先以稻种为媒,通过梳理其生态功能和文化意义,了解云南各族人民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方式和智慧;借助对稻种的历史考察,知悉云南糯稻品种多样性的形成与变迁。应加强对该农业文化遗产的认识和关注,建立保护机制,确保活态传承
“医中之王”的传奇人生:伊本·西那
No full text比起人生的长度,我更在意的是它的宽度。——伊本·西那(980—1037)公元10世纪,经过200余年对古典时代文明的全力吸收与会通,伊斯兰科学的黄金时代逐渐步入高峰。这个世纪尾声,出现了文明史上绝代双骄式的人物,他们都以百科全书式的智慧闻名于世,并对后世科学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他们就是比鲁尼和伊本·西那(Ibn Sīnā,拉丁化名字为"阿维森纳",图1)。本篇文章中介绍被誉为"医中之王"的伊本·西那的传奇人生和他
从赤霉素到九二〇农药——20世纪50-70年代一种植物激素在中国的际遇
No full text赤霉素对植物生长的刺激作用,在1950年代初受到欧美学者的关注,中国学者则迅速跟进。"大跃进"运动使得赤霉素得到第一次的重视、宣传和应用。文革时期,所谓"土法"的普及性生产得以推广,粗制赤霉素被命名为"九二〇"农药,以更大规模再一次被推广。在群众运动中,这种被寄予厚望的神奇药物被试用于粮食生产、畜牧养殖、林业育苗,甚至医疗卫生等方面。数年之后,一度被推向顶峰的"九二〇"神药,渐渐回归其植物激素的本来面目。从初步了解与尝试,到夸大与滥用,再到神话的打破,赤霉素或"九二〇"的起落,反映了中国对农业增产的渴求与曲折过程,以及中国学者的植物激素研究偏重应用的特点
生物经济的概念缘起与领域演进
No full text论及生物经济,经常遇到两个基本问题:什么是生物经济?生物经济包括哪些内容?第一个问题涉及生物经济概念;第二个问题涉及生物经济领域。本文研究发现:生物经济概念及其定义是进化发展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研发创新、生物质基础、绿色转型与绿色增长、健康及可持续等共性特征;生物经济发展已形成农业及食品、生物制药与健康、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材料、生物酶、生物化学品、环境与生态服务八大领域。明确生物经济的两个基本问题,对于把握生物经济的内涵、促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明史》历志中大统和回回历法的编修
No full text通过不同版本《明史》历志在历法沿革、术文和算表等内容上的差异,本文重新梳理了其编修方式及体例变更。在纂修特点方面,《明史》历志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大统历法和回回历法,不但强调保存传统历学,以防其绝传,又兼收并蓄,突出外来历学之精神。此外,清初纂修历志的动机和态度,与明末万历修国史时已大不相同,这对调整大统历法的编修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而明清之际对西学认识的转变,也影响了其中回回历法的编修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方剂注释初探
No full text《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朝政府编撰的一部重要医学方书，也是官府药局制造成药的法定处方集。南宋末年，佚名对此书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考证方剂的名称、出处、组成、来源，并补充重要医案史料和考证史实。局方注释荟萃了宋代及宋以前医论、方论、医案之精华，是正确理解局方中方剂的辨证审因、配伍规律和临床运用的珍贵资料，但其内容的研究往往被忽视。该文深入探讨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方剂注释的体例与形式，方剂名称与术语演化，方剂主治、炮制、服法和禁忌，方剂医案与临床实践疗效，方剂产生背景、来源途径、组成变化和文化意涵等，提出了方剂注释对推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文本传播、成药生产和临床诊疗等产生了积极影响，不仅有助于认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药物名词术语的变化，而且也为了解局方中方剂知识来源，方剂配伍规律、重大新药创新和医家临床用药等提供了依据
新生代研究室的中外合作及其影响———以德日进和杨钟健的两次合作考察为例
No full text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发展得益于中外地质学家的密切合作。安特生、葛利普、德日进、巴尔博等学者曾作为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顾问或合作者,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和地层学(特别是黄土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根据新发现德日进致翁文灏书信、已出版的德日进书信、杨钟健的游记、回忆录以及相关地质学论著,以德日进与杨钟健1929、1932年在山西的两次合作地质考察为例,试图重构这两次地质考察的过程,并结合考察的相关研究成果,探讨国际合作对中国地质学发展的影响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il Science in China (1877-1937)
No full text伴随着晚清西学东渐的浪潮，近代西方土壤学传入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本文以1877-1937年间近代西方土壤学在中国的发展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土壤学知识的传播、土壤调查与教育机构的成立和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从中西交流和学科体制化的角度，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土壤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及其各阶段的特征。全文以时间为序，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以晚清西学东渐为背景，介绍晚清时期（1877-1911）近代土壤学知识的在华传播。本章透过浙江蚕学馆与湖北农务学堂探讨了土壤学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发端，考察了农学会和江南制造局等机构的翻译工作，并以美国土壤学家富兰克林·金及《农务土质论》的翻译为例研究了西方土壤学的传入。第二章梳理民国成立初期（1912-1929）土壤学在中国的初步发展。本章着重关注了地质学家章鸿钊和农学家彭家元在此时期有关土壤调查的筹划与呼吁，通过分析高等农业院校的初步发展以及各类科学期刊中有关土壤学文章逐渐增多这一现象，探讨了此一时段中国在土壤学教育及研究领域取得的初步成果，并关注了在华西方学者有关黄土的研究。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聚焦于1930-1937年土壤学在中国的大发展，并透过学科体制化的几点要素，分析了土壤学科在中国的初步体制化。1930年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创立源于太平洋科学会议对各国进行土壤调查的倡议。该室依托成熟的“客卿”模式，在潘德顿、梭颇等外国专家的协助下，取得了极为突出的成果，完成了对国内大部地区的土壤概测，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土壤学机构。而中央农业实验所、浙江省化学肥料管理处与广西土壤调查所等中央及地方农业科研机构的设立，也极大地推进了土壤研究工作的发展。以中山大学农学院（广东土壤调查所）为代表的高等农业院校，在土壤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土壤学的体制化。首先是《土壤专报》《土壤特刊》以及《土壤与肥料》等期刊的相继创设，标志着学术成果交流平台的专业化；其次是中国土壤肥料学会的建立，标志着专业性学术团体和组织的形成；再次土壤学教科书的大量出现与本土化成果的收入，代表着土壤学教育水平的提升；最后通过中国土壤学家走出国门，首次参加世界土壤学大会，显示出中国土壤学成果国际化程度的增强。通过对近代土壤学在华发展的整体考察，本文认为：近代土壤学在1930年之前虽然发展缓慢，但是依旧在知识传播和人才积累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正是这些积累才为1930年之后的学科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地质学和农学对土壤学产生了双重影响，关注点虽各有侧重，但其结果是共同促进了土壤学的发展；而作为一门区域性科学，土壤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优势；从中西交流史的角度来看，土壤学发展历经了晚清中西土壤学知识的颇具特殊性的双向传播，再到1930年代对地质学领域“客卿”模式的沿用，直至完全依靠国人完成独立研究和人才的初步培养，学科体制化与本土化寓于其中，最终实现了学科的独立与发展
The Cleanup, Restoration and Study of Leather Armors and Helmets Unearthed from Caomenwan Tomb No.1
No full text甲胄是古代兵器中一种重要的防护性装置，可避免或减少战斗损伤，同时也可使穿戴者外观更为威武，减轻穿戴者对战斗的恐惧感，提升战斗的士气。甲胄的材质多为皮革、铜、木及织物等。甲胄的发展演变与生产工具、原料、技术密切相关，研究甲胄的演变历程及其制作技术等相关问题，对于研究古代军事战争史及社会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从技术史的角度看，甲胄的复原和制作技术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湖北枣阳曹门湾一号墓出土的皮甲胄年代在春秋早期，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编联式皮甲胄，本文拟以此为例，首次系统阐述皮甲胄的室内清理提取方法和过程，对所清理的人甲片和马甲片进行分型分式，并尝试对其进行复原。此外，还讨论了皮甲胄形制、功能与制作间的关系，同时对东周时期楚地皮甲胄的形制及其演变做了梳理和比较研究。全文共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为绪论。首先提出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并以东周时期为重点，对先秦甲胄考古发掘材料进行了统计梳理，并分析到目前为止甲胄复原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和研究价值。第二章以曹门湾一号墓出土皮甲胄为个例，详细阐述了皮甲胄室内清理提取的方法、过程和规范，并根据清理的甲片进行初步分型分式和信息记录。第三章主要对皮甲胄形制与功能、制作（包括组编）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了阐述。首先，主要分析了甲片的厚度、尺寸、形状等因素与甲胄的防护度、灵活度和舒适度等方面存在的联系；其次，认为甲片形制与甲胄的制作也有关联，并详细阐述了甲片组编的方法；因此，皮甲胄是形制（形状、面积、孔特征、厚度、髹漆等）、功能及制作综合考虑的体现，即防护度、灵活度、制作复杂度等综合衡量的结果。最后，探讨了东周时期皮甲胄的制作工艺流程和方法。第四章首先根据皮甲胄复原的依据和步骤，以曹门湾一号墓皮甲胄为例进行甲片复原，并确定甲片的具体型式，然后对其进行局部复原和整体复原。同时对甲片的尺寸、厚度、孔眼、压边、编联痕迹等特征做了分析，并选取甲片残存漆壳的断面做显微观察，讨论髹漆特点。此外，对东周时期的进攻性武器作了简要讨论，并根据皮甲胄复原结果，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考虑皮甲胄在分别受到三种典型武器：弓箭（穿刺）、斧（砍削）、戈（勾割）垂直作用力时甲片的受力和应变情况，并据此评估皮甲胄的防护效果。分析认为：春秋早期的皮甲胄对弓箭、矛、戈等青铜兵器具有一定的防护效果，兵器和攻击形式不同，防护水平也不相同。第五章主要从甲胄片形制、甲胄片编联和甲胄结构三个方面探讨皮甲胄的形制在东周时期的演变特点，并从技术史角度分析认为：东周皮甲胄的形制经历了从相对原始到进步，从形制单一、简化到逐渐复杂、样式增加的这样一个演化进程。作者分析认为这种演变是技术进化的结果，并认为出现于战国早期人甲片上的“折领”特征在随后的战国中晚期又减少或消失的的原因可能是技术进化中存在一种人为选择的因素。同时认为这种形制演变应主要归因于当时的农业以及皮革业、髹漆业等手工业的发展，且战争形式的变化也是重要的因素。另外，作者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结合考古材料，将时间尺度由东周时期向前后延伸到更长的历史时期，尝试讨论甲胄的分类等问题。第六章为结论，对本文的观点和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