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HNS OpenIR,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机构知识库)
Not a member yet
8733 research outputs found
Sort by
胡亚东研究员访谈录
科学没有国界,它的发展有赖于国际交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却因朝鲜战争、冷战、中美对抗、中苏对抗、台湾问题、“文革”等外部和内部的原因,逐步缩小并一度基本断绝了与国际科学主流的联系,直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后,这种联系才开始重建,并于“文革”结束、国家领导人表现出强烈的“开放”、“改革”等主观愿望后,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的科学社团是如何重新融入国际主流、走向世界的?在研究这个问题、查阅相关资料时,笔者发现,胡亚东先生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当事人
提升智语权和智媒实力,实现中国智库的快速崛起
本文从分析话语权、软实力和巧实力等概念的缺陷入手,通过提出智语权、智媒实力、智语网络、智库与传媒(TT&M)、智语权革命、组织实力三要素、云智库和“不展示就不入流”、“不展示就靠边站”的SOS法则、战略四要素和智库思想等新概念、新机制并对何谓“出思想”进行了讨论,试图解决我国智库发展所面临的难题,实现我国智库的快速崛起
第7届英国-北美科学史学会联合会会议纪要
2012年7月11~14日,第7届英国.北美科学史学会联合会议(Seventh British—NoAh American Joint Meming of the BSHS,CSHPS,and HSS)在美国费城召开。此次会议由英国科学史学会(British Society for the Histry of Science,BSHS)、加拿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学会
《祝融佐理》考-明末西法砲学著作之源流
明末西学东渐之时,恰逢满洲崛起,辽东战事愈烈,西洋大砲及相关军事技术加速传入华土。天启、崇祯年间,出现了几种介绍欧洲火砲技术的编译著作。文章以新发现之《祝融佐理》钞本为中心,考证该书编者事迹、成书背景、西学来源,分析同类作品之源流谱系,进而就该书所载铁砲制造工艺、防御工程技术,探讨中西技术传统的交融与演化
Study on the Congruence Problem in Ming dynasty
同余问题是中国传统数学的一项重要成就,也是中国数学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前人研究多集中于对宋元之前中国数学家的成就和17世纪之后对古法的复原等方面,对该问题在明代的发展和演变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实际上,明代多部算书含解同余问题的算题,且出现了一些新的方法,本文主要探讨明代数学中同余问题及解法。认为它们的研究主要承袭了杨辉对《孙子算经》中同余问题的解法和认识,并有所发展。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可以总结为对以下方面:一、本文详细分析了明代算书严恭《通原算法》、吴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王文素《算学宝鉴》、周述学《历宗算会》和程大位《算法统宗》等著作中的同余问题的来源、设题方式及其解法。在分析过程中,文中并没有采用以现代同余符号归纳传统数学成果的模式,而是力求根据书中的术文重构原书中的解题步骤与思路。由此,我们可以对明代数学家同余问题的研究方式及其方法间的传承关系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得出传统同余问题发展的演化进程。二、文中探讨了周述学对于同余问题的算理的认识理论性分析,尤其是其中对于“率”的新阐释,以及此项工作对于程大位的影响,及程大位将“率”引入求解同余问题的过程。三、本文对于明代数学家将同余问题纳入九章体系的方式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九章算术》中并不包含同余问题,自《孙子算经》至宋秦九韶和杨辉的著作中,同余问题都是作为单独的算题或者是新的一类数学问题和方法的形式出现的。明代部分数学家致力于以九章体系重新规范当时的数学内容。同余这一早期不属于“九章传统”的数学方法以比类或者直接划归的形式被纳入九章体系。吴敬、王文素、程大位都作了这一工作,其中吴敬和程大位将“同余问题”归入了衰分章,而王文素则将该问题归入均输范畴。本文中分析了这些数学家的分类依据。此项工作是明代数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尝试,对此问题的深入发掘不仅可以使我们对于明代数学发展的特点有更深入的认识,还可以为中国传统数学分类模式的研究提供线索。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笔者得到以下结论:杨辉的《续古摘奇算法》对于明代同余问题研究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明代数学家的同余问题研究并非是秦九韶“大衍总数术”的继承,明代数学中的同余问题发展主要有两条线索:其一,以算法为分类标准的“剪管”类的发展,主要包括《通原算法》和《算学宝鉴》中的解同余问题的。另一条线索是同余问题被归入衰分问题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历宗算会》、《算法统宗》。可视为为非“大衍总数术”模式的解决同余问题的另一个途径。其中王文素的累加累减法的过程中并不需要求乘率,此法很可能更接近于《孙子算经》与《续古摘奇算法》中的方法。而明代数学家将一次同余问题归入九章体系方式,主要是受他们解决问题的算法的理解决定的
Firearms and Fortifications in late Ming China
本文共分四章,以火器与筑城为对象,研究明代后期军事技术的传播与变革。第一章《发熕考——西洋大砲前史》,探索欧式前装火砲的早期传华史。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名为发熕的铸铜/生铁前装砲,这个特异的名称可能源于欧洲的轻型野战砲falcão(葡语)。明朝水师将发熕用作船首主砲长达半个世纪。与其原型相比,此类发熕在形制和操作方面已有许多改变。明末欧式前装大砲再次传入,老式发熕遭到淘汰,新式发熕则具有典型的欧洲风格。入清后,发熕逐渐成为某类欧式火砲的专名。本章以舰载发熕为线索,揭示了16世纪海战兵器的演变。第二章《舍铸务锻——明代后期熟铁火器的兴起》,以1550-1610年间新式火器的研发为中心,讨论一个现代研究者相对忽视的问题:明代前期火器以铜铁铸造为主,何以16世纪后期出现显著转向,新式火器多由熟铁锻造?本章首先分析了明人引进佛郎机铳的后续影响;进而通过两项个案,探讨万历中期,北方边镇研发、生产、运用新式熟铁火砲的历程;最后考察明代熟铁火砲的制造工艺。“舍铸务锻”受到外来熟铁火器与本土技术条件的共同作用,在当时的环境下,提供了提升火器性能最为可行的技术革新。第三章《〈祝融佐理〉考——明末西法砲学著作之源流》。明末中西交流空前深入,恰逢满洲崛起,辽东战事愈烈,刺激了知识阶层主动学习欧洲军事技术。天启、崇祯年间,出现了几种介绍欧洲火砲技术的编译作品,诸如《西法神机》、《西洋火攻神器说》、《火攻挈要》,久为学界关注。本章以新发现之《祝融佐理》钞本为中心,考证该书编者事迹,成书背景,西学来源,分析同类著作之源流谱系。进而就该书所载铁砲制造工艺、防御工程技术,探讨中西技术传统的交融与演化。第四章《守圉增壮——明末西洋筑城术之引进》,考察明末欧洲军事建筑对中国筑城思想与防御实践之影响,共分六节。第一、二节重新审视徐光启、孙元化推行西式砲台的言论与实践,探讨其域外知识来源,特别是闽南与马尼拉间的海路渠道。第三节以《守圉全书》所载西洋筑城术为中心,探讨其编译过程、底本来源,以及韩云、韩霖兄弟推动西法筑城之努力。第四节揭示崇祯年间,马维城主持建造多座西洋锐角台始末。第五节附论晚清之前西洋筑城术知识的流传。第六节略加总结,分析明清之际西洋筑城术夭折之命运
When Chinese inner alchemy confronted Western body ——Sino-West exchange in Zhao Bichen's books
内丹家赵避尘(1860-1942),在其著作《卫生生理学明指》和《性命法诀明指》(均于1933年出版)中,第一次大量引入西方人体知识汇通内丹人体观。内丹人体观较为特殊,是中国传统人体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内丹与西方人体观的交流,有利于更全面深入理解中西方人体观的对话。本文以赵避尘的著作为案例,研究内丹家如何用西方人体知识汇通内丹人体观。本文的研究是在考察赵避尘师承、著作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展开。本文考察的一个问题是:赵避尘选取了哪些时段的哪些西方人体知识与内丹汇通,为什么要这样选取?根据医学名词在不同时代的翻译差别,并将赵氏著作文句与西方入华译著原文相比对,发现赵氏在20世纪早期出版的著作,既用到当时时兴的西医知识,又广涉19世纪中晚期、甲午战争前传教士译著中的西方人体知识;他尤其大量参考并摘录了合信的《全体新论》。这种现象,可经由考察传教士身份特点、译著特点和内丹神识论特点得到解释。例如,传教士在译著中先用包括“元神”在内的中国本土词汇来汇通基督教之“灵魂”,则视“元神”为理论基石的内丹家自然容易被汇通元神的译著吸引。而20世纪后新出的西方人体学著作一般不复出现灵魂和元神部分。此外,考察合信《全体新论》等著作的影响力,发现影响深远,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被中西汇通医家宣扬,这些也是赵氏青睐合信著作的原因。本文还考察:赵避尘如何用西方心、脑知识和血管、神经知识,来改造传统内丹神识论和经络气穴论?他用西方脑知识中的功能分区论,汇通内丹神识论中识神和元神的性质,将内丹史上“脑主元神,心主识神”模式,改为了脑既主元神、也与识神密切相关。他用实体性的血管、神经等管道汇通内丹经络关窍炁穴,将传统内丹“机发则成窍”的关窍经络,改为实体的“生命之管窍”。他接受了西方心血运动论。他认为经络包括了某些血管,血管中行血,管外行气。偶尔也说有的血管既行气,又行血。他认为脑炁筋(神经)也属于经络范围,元神通过脑炁筋滋养调控全身。从神经方面的这种汇通,解决了主体精神和经络如何互相感应这一内丹特殊问题。再考察:赵避尘的汇通,与传教士、医家之中西汇通有何关系?在元神和灵魂的汇通上,赵避尘与一些传教士都误认为元神即灵魂,是因为他们都未了解对方知识的内涵,只从字面意义汇通。在汇通医家中,王宏翰也不加辨别吸收了传教士对灵魂和元神的汇通。张锡纯可称传统内丹神识论的继承者,而赵避尘将神都归于脑的做法说明他是内丹的改革家。在血管与经络的关系方面,赵避尘有可能参考了汇通医家唐宗海之说。但他们最大差异,在于对血脉外的气(炁)所行通道的认识不同。赵避尘将神经(脑炁筋)作为行先天炁的通道。而唐宗海认为脉管外三焦油膜就是“卫行脉外”的通道。明确地将经络的一部分解释为神经,认为神经中有元神以“炁”的形式流动,是赵避尘的经络论区别于很多汇通医家的一大特点,体现了内丹理论的特点。当然,赵氏关于脉动是气动的观点,可能来自王清任及将王氏与西医相汇通的医家。最后,本文发现一些经赵避尘汇通后的人体知识,与传统内丹的根本信念相违背,并从内丹认识论角度探索表面矛盾背后的深刻根源。由上述汇通带来的种种矛盾,最后都集中体现在人体图——人体知识的直观展现上。深入全面考察传统内丹人体图特点后总结出:赵氏师徒接受西方解剖学理念,极力创造写实、精确的“西化”内丹图,而传统丹图却故意用抽象、象征手法来排斥写实性与精确性。本文研究认为,传统的内丹眼学说、神识论和精炁论等,共同构建了一种特殊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将解剖作图法与识神(假我)和视觉目欲相连,彻底反思了视觉感官认识人体的可靠性;反之,该理论又将传统内丹图与元神(真我)和身体感受相连,坚称可以发展出另一种体认“真知”的途径。正是这种认识论,带来了新、旧内丹图的矛盾,也造成了内丹方法与西方解剖方法通约的困境
The research of Star map in xin yixiang fayao
《新仪象法要》是一部记载北宋时期大型天文仪器水运仪象台的形制以及运行原理的典籍,分上、中、下三卷。其卷中绘有星图五幅(两幅横图,三幅盖图)。根据《新仪象法要》中的记载:水运仪象台是建于北宋年间,由苏颂和韩公廉主持建造的一件大型天文仪器。是一座上狭下广呈正方台形的木结构建筑,其中浑仪等为铜制。全台共分三隔,下隔包括报时装置和全台的动力机构等;中隔是间密室,用于放置浑象;上隔是个板屋,中放浑仪。本题目着重关注于水运仪象台的浑象星图部分,依据现存资料来看,仅有新仪象法要中的五幅星图可以作为研究浑象星图的最直观资料。并没有相关星表数据流传下来。通过对现存的几个《新仪象法要》星图版本,主要有《文渊阁四库全书》版、《丛书集成》版、《万有文库》版、宁波天一阁馆藏《守山阁丛书》版和南京图书馆馆藏《仪象法纂》版星图进行分析比较之后,选定《丛书集成版》为最适于分析恒星位置的星图版本。通过对《丛书集成》版《新仪象法要》中五幅星图的分析,首先测量出横图中各个恒星的几何坐标位置,然后根据恒星的位置以及历史文献记录推测出两幅横图上下边界所取定的去极度,再根据星图中恒星所处的几何位置计算出恒星的去极度和入宿度,并归算成赤纬和赤经数据。在得出星图上恒星的坐标数据之后,根据各个星官的相互位置,采用坐标与直观相结合的方法对星图中的恒星进行证认,得出《新仪象法要》星图的中西星名对照表。最后,依据现代天文学岁差理论,采用IAU国际天文联合会颁布的天球岁差章动P03模型,计算出星图上所绘恒星在历史上的赤经和赤纬数据,选取横图中每一星官的距星作为研究样本总计308颗恒星,在Matlab2009矩阵实验室平台下计算出星图恒星样本在公元元年至公元1900年的天球坐标数据,并将该样本数据与星图测量数据进行比对并计算出样本平均偏差和均方差数值,结合统计学分析的方法,推测恒星位置的准确程度以及观测年代,得出新仪象法要星图绘制恒星的观测年代为北宋元丰年间的结论
春风化雨九十年,事功史实析毫端——评《胰岛素之发现》
胰岛素的发现是20世纪初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其历史过程跌宕起伏,突显了科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加拿大历史学家布里斯于1982年出版的《胰岛素之发现》一书,是对此过程最完备的记述。文章对此书的主要内容、写作特点,以及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评述,并将其与其他相关著作进行了对比,在方便国内读者熟悉这段历史的同时也是对发现胰岛素90周年的一点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