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HNS OpenIR,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机构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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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经历与治学理念
受访人回顾了自己的求学过程和治学经历,总结了多年来研究科学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历法的经验,同时简要介绍了担任行政职务期间所做的一些学术组织工作,最后与访谈者就治学方法、研究生培养、学术与政治、研究方向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The Case Studie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Ancient Technology along the Silk Road
古代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百年以来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研究课题。中国科技史领域尽管有李约瑟、潘吉星等前辈学者做出基础性工作,但对于古代东西方技术传播方面的研究,目前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主要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讨论古代东西方技术传播中的相关问题,希望能对东西方技术传播的路径、影响因素、传播模式等问题进行初步总结,并提出未来研究中应继续着力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选取蹄铁、剪刀和缂丝三个案例进行详细讨论。关于蹄铁,作者认为中原地区在唐代以前缺乏使用蹄铁的确切证据,根据文献史料蹄铁应是在元代之后才开始在中原文化区逐渐普及。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东北地区在高句丽王朝时期就已广泛使用蹄铁,6-13世纪蹄铁已在中原地区周边的山地、戈壁、高原等区域广泛使用。东西方早期蹄铁在形态、工艺和使用方法等方面存在相似性,这可能是蹄铁技术通过内亚草原自西向东传播所导致的。关于剪刀,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剪刀的形式逐渐从交股剪刀转变为双股剪刀主要发生于11-13世纪之间。考古资料显示双股剪刀在这一时期内更早、更多出现于北方辽、金统治区域。在中国境内双股剪刀有可能是从北向南传播的。联系双股剪刀在西方世界很早就得到广泛使用,认为中国双股剪刀有可能是通过欧亚草原从西向东传播而来。从技术史角度来看,烛剪并没有导致双股剪刀在中国的出现,这与西方早期双股剪刀主要用于剪切金属等构成对比。东西方剪刀制造工艺存在相似之处,这使双股剪刀技术在中国能够被迅速掌握,广泛传播。关于缂丝,认为战国时期楚国墓葬中已出土使用通经断纬工艺的丝绦,这种丝织工艺应是受到中亚影响,但由于与中国丝织传统不符合,加之成本高但观赏性不够突出,这类工艺在中国发展较慢。直到唐代,中亚地区的缂毛逐渐演变为缂丝,再次进入中原地区,以佛教纺织品的形式得以改良,并在宋代通过仿制文人书画,而确立了在中国丝织传统中的地位。在结论中,本文具体比较了东西方之间技术传播的路径;强调技术传播通过传教、战争、贸易以及民族迁徙等交往形式得以进行;总结了环境、物产、技术基础、技术传统等影响技术传播的因素;初步提出古代东西方技术传播的模式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和其他自然科学技术类似,民国时期中国的水土保持也是在受到西方影响后逐步开展起来的,而当时频繁的水旱灾害也是推动这一工作迅速发展和深化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植林造林首先被提高到非常重要的位置,然后随着对水土流失本质认识的加深,人们对它的内涵有了更多的认识。上个世纪40年代初,为了更好地集中力量,做好这项工作,我国学者成立了“水土保持学会”,“水土保持”一词也随之形成,并被社会各界接受。我国学者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同时在吸收美国水土保持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在黄河上游地区建立了水土保持实验区,初步探索出了适合中国的水土保持举措,为以后的水土保持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前四章对民国时期防治水旱灾害思想产生的背景、造林护林及水土流失调查、防治水土流失思想的发展、水土保持实验区的建设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对水土保持思想的局限性、美国水土保持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讨论。第五章通过对相关文献术语的整理和统计,对民国时期水土保持思想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总结,又对水土保持的特点及其现实意义作了尽可能深入的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民国时期水土保持的发展,得益于林学家不遗余力的工作,但其中造林的作用也不断被夸大,这对以后的水土保持产生了负面作用;2.美国的水土保持举措对中国影响深远,但美国水土保持之开始正是基于避免中国毁坏森林造成严重恶果的教训而发展起来的;3.农林土壤学家与水利工程专家等在水土保持相关问题上存在观点分歧。水土保持发展的过程就是相关科学门类及其专家,从开始在一些问题上存在观点分歧,到逐渐统一认识并密切合作,从最初仅仅关注森林植被与水旱灾害的关系并大声疾呼造林到限制倾斜地垦殖、营造保安林、调查和保护水源林,进而研究防治土壤冲刷的方法,确立“水土保持”术语,并最终采取成立水土保持实验区这一综合性举措。实际上,水土保持主要是国内的环境恶化引发的,其中罗德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他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水土保持实验,从中得到启发,进而回到美国为自己的祖国开始做水土保持工作,促进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同时也在日本欧洲等地从事相关工作。而美国的工作后来又为中国的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榜样和借鉴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Home-made Camera
建国初,国产相机工业在公私合营中联合社会力量建立起来,又在大跃进运动的激发下加快了研发。国产相机的技术由零起步,实现了整机生产和一定的产业化。这些因素促进了国产相机的第一次兴起。改革开放前,国家调控全国照相机行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对相机工业的布局和生产方向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状况在前期促进了相机工业的繁荣,在后期却慢慢积累下了臃肿的机构,这时市场并不是重点。文革结束后,国产相机供不应求,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环境趋于稳定,市场环境有所改变,消费者也随之增多。但1982年左右市场再次变化,以前的机型已不适应需求,国产相机产品随之滞销。国家在八十年代初号召相机行业进行质量和管理的整顿,中后期又号召引进技术与生产线并向公司制方向转变。这使得国产相机在八十年代末再次兴盛。但企业在引进技术时只引进了中低端技术,且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有浮躁心态和盲目追求利润心理。因此国产相机在遭遇水货冲击时惨遭巨大打击。步入九十年代,国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家也慢慢退出了照相机市场。很多国产相机企业通过合资、合作,已经沦为国外品牌的加工厂,还有一些转产其他。国产相机品牌几乎只剩下海鸥与凤凰。他们接着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首先分流多余的人数,重视销售部门,改革权责制度和经营方式;其次把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分离出去。企业因此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简单。同时,通过消化吸收引进的新技术,在电子技术上已经取得些微进步。这促使了他们在九十年代末的最后繁荣。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市场成为各个国际品牌的竞争场所,国产相机企业在巨大的技术差距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衰落了
A Study on Generation,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Virtual R&D Organizations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环境急剧变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人类经济活动的网络化发展趋势及其变革要求明显增强。在当今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单独进行研发的传统技术创新模式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信息网络的形成,为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一种新型的研发模式——虚拟研发组织(VirtualR&DOrganization)被提出并日益成为未来发展与经营管理的主流模式。虚拟研发组织作为一种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型组织形式,现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这种新型的研发组织将有可能改变现有的研发活动的组织管理理念、模式、方法,并给传统研发机构注入新的生命力与活力,提高其适应市场、把握市场机遇的能力,从而获得长久的竞争力。虚拟组织这种以快速响应市场机遇为战略目标的组织模式在很多行业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在这种背景下,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创新的需要,随着虚拟组织概念向科研机构渗透,虚拟研发组织得到应用。它改变了传统研发组织的概念、组织界限和组织形式,并将带来一场大变革。虚拟R&D组织突破了时间、地域和组织边界的限制,具有扁平化、柔性化等特点。本文综合论述了虚拟研发组织的相关理论,系统分析了虚拟团队的运行机制,论述了虚拟研发组织发展的历史,并对虚拟团队运行过程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与分析。首先,本文构造了虚拟研发组织的基本理论框架,研究和界定了虚拟研发组织的相关概念及其特征,然后展开讨论和分析了虚拟团队运行机制,比较了实体研发组织与虚拟研发组织的种种异同
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思考
生态文明应看作文明的一种新形态,而不是既有文明的一个新增部分。生态文明是理性重建的共生文明,包括技术、制度和观念3个层面的设计,它们分别遵循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
从胶济铁路的修建看近代对华技术转移中的冲突与适应
1897年德国以武力占领胶州湾,1899年德国辛迪加成立山东铁路公司,负责胶济铁路的修筑和运营。筑路初期,德国人野蛮粗暴的行为方式导致与当地民众的多次暴力冲突。1900年袁世凯与山东铁路公司签订的《胶济铁路章程》有利于规范铁路公司的行为。义和团运动期间,筑路冲突达到顶峰。分析可知,引起筑路冲突的原因主要可归为文化因素(风水和坟墓文化)和利益因素(土地产权和农田排水)。山东铁路公司通过与山东官府和士绅合作,解决上述问题,并在一些重要城镇修建了通往火车站的公路。胶济铁路建设中的冲突与适应是殖民地与境下技术转移双方相互作用的表现和结果
刘家峡水电站工程建设的若干历史反思
刘家峡水电站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梯级电站之一,是中国自主设计、施工和安装的第一座百万千瓦级以上的大型水电站,于20世纪50年代开工,虽在工程设计和施工建设中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仍于70年代胜利完工,成为当时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水电站工程,并于2009年入选“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项经典暨精品工程’”。本文以具体事实为依据,针对苏联专家对刘家峡水电站建设的贡献、“双反”运动、“大跃进”运动、“技术革命”运动和“设计革命”运动等对工程建设的影响,以及“文革”时期的工程建设事故等,进行重温和反思。本文充分肯定了苏联专家在刘家峡水电站工程的规划、选址和设计阶段的作用;同时指出在“反右”的大背景下,由于中方水利部门能为工程技术的争论提供较为宽松的环境,中方专家在与苏联专家意见不同时能在技术问题上坚持己见,从而有效影响了工程决策。在“双反”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下,工程规范被篡改,技术专家被迫靠边站,导致工期被迫延长,造价也相应提高。但是,由于工程的地质勘测较为充分,工程设计基本符合工程规范,且能在发现错误后有效纠偏,刘家峡水电站在建成后基本达到了设计目标
1980-1981年院士制度在中国的筹备与搁浅
基于档案资料,考察了1980-1981年院士制度在中国的筹备经过与搁浅的原因及影响。这次院士制度的筹备导因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委员胡乔木的提议。筹备工作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进行。1980年筹备期间,在胡乔木、方毅的推动下,经由钱三强、于光远、武衡等负责操办,形成《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条例(草案)》定稿和《关于建立院士制度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0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了这3个单位上报的该请示报告。按照这次建立院士制度的计划,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将通过选举杰出科学家为院士的途径,建立终身纯粹学术荣誉性的院士制度,在中国形成真正的学术权威。但主要因为1981年5月许多学部委员于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强烈反对实行院士制度,这一计划搁浅。学部委员持反对意见的根源是,这次拟建之院士制度对他们而言不免激进和理想化,也与学部委员制度存在冲突。这一计划的搁浅是后来中国科学院未能建立与学部委员制度并行不悖的院士制度的影响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