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HNS OpenIR,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机构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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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史考略
No full text发源于我国北方陕西、河南等地的梅,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果树,在我国西部地区迄今仍有大量的野生种分布.根据考古资料和相关的文献记载,这种植物在我国有3000年以上的栽培历史,不但果实被利用,梅花也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在我国古人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发熕考——16世纪传华的欧式前装火炮及其演变
No full text欧式前装火炮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期。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名为发熕的铸铜/生铁前装炮,这个特异的名称可能源于欧洲的轻型野战炮falco(葡语)。明朝水师将发熕用作舰首主炮长达半个世纪。与其原型相比,发熕在形制和操作方面已有许多改变。明末欧式前装大炮再次传入,老式发熕遭到淘汰,新式发熕则具有典型的欧洲风格。入清后,发熕逐渐成为一类轻型火炮的专名。文章以舰载发熕为线索,考察了16世纪海战兵器的演变
On the Sources of Knowledge about Taixi Renshen Shuogai
No full text研究者们一般认为，《泰西人身说概》是明末清初即所谓西方医学第一次传入时期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医学方面的著作。它是由传教士邓玉函（JohannSchreck，1576～1630)翻译的一本有关西方解剖学的著作。关于《泰西人身说概》的底本，学界一般认为是包因（GaspardBauhin,1560～1624）所著《解剖学论》(TheatrumAnatomicum)，此说发端于范行准1948年的一篇小文〈人身说概底本之发见〉。本文则会显示，范行准实际上没有对底本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考察，除了论证方法上的缺陷外，他所引用的方豪的文章也需认真甄别，甚至方豪所据之裴化行的说法也不足以确认底本。笔者追根溯源，最终将这段陈陈相因的故事源头归结于邓玉函1622年写给法培耳的一封信。在认真研读、分析和比较了众多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笔者得出一个论断：《泰西人身说概》的底本问题至今尚未解决。而且，笔者也介绍了更早一点提出“《解剖学论》底本说”的有关裴化行的史料。不过，裴化行有时主张包因的“小书”是底本，有时主张包因的《解剖学论》是底本，但是无论怎样主张他都没有说明根据。《解剖学论》是超过1000页的篇幅庞大的书，很难说是“小书”；包因的著作中确有可以说是“小书”的解剖学著作。因此，在本论文，对包因所有的四大解剖学著作和《泰西人身说概》进行比较，笔者的结论是他的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是《泰西人身说概》的底本。笔者的下一目标是试图找到底本，至少要尽可能接近《泰西人身说概》的知识来源。总结逐一比较包因著作与《说概》并调查多种西方解剖学著作的经验，笔者自觉底本也许不是一本书。《说概》由2卷组成，其中卷下相对来说看待的人体组成部分较少，而且具有明显的问答式叙述的特征，故而首先试图找到卷下的底本，结果发现瓦罗留所（CostanzoVarolio，1543～1575）著《人体解剖学四书》（AnatomiaesivederesolutionecorporishumaniadCaesaremMediovillanumlibriiiii：1591）最为类似，很可能是卷下的底本。笔者又通过对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晚期的解剖学著作，以及《北堂图书馆藏西文善本目录》中有关条目的调查，确认各书在处理身体组成部分和其排列顺序上很不一致。基于上述特点，笔者提出了符合卷上底本的条件，其关键乃是如何看待身体组成部分及其排列顺序，由此发现接近这一假说的是卡皮瓦科斯（HieronymusCapivacceus,1523～1589）所著《解剖方法论》（Demethodoanatomicaliber:1593）
Robert Boyle's Corpuscularism and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No full text二十世纪的科学史研究极大丰富了对罗伯特?波义耳自然哲学的理解。作为培根科学的继承者，波义耳堪称十七世纪实验哲学的巨匠。波义耳批驳经院自然学说和庸俗自然理论，以实验研究为基础，建立起独特的机械论——“微粒哲学”。同时，在波义耳“实验哲学”中，微粒论指导实验的系统性研究、并被运用于实验现象和事物性质的解释。世纪之交，在“波义耳研究”领域曾发生一场争论：作为一种不能被经验确认的形而上学理论，微粒论是否与波义耳的科学研究有内在关联？科学哲学家阿兰?查尔莫斯认为两者毫不相关；而安德鲁?派尔和彼得?安斯提等科学史学者对其做了反驳。这显示，尽管“波义耳研究”已经十分细致，但对波义耳实验的系统性仍然缺乏专门性的解读。传统的科学哲学区分“理论”与“经验”，形而上学理论因不能演绎出可检测的经验命题被排除在视野外，“实验”也常常被视为“发现的语境”存而不论。如果缺乏对波义耳实验的整体把握，就会错失波义耳自然哲学对于科学的内在意义。通过分析“空气泵实验”、反驳化学家们要素论的实验、“硝石复原”实验，揭示出微粒论在波义耳“实验哲学”中，指导实验设计、整合实验系统、解释实验现象等作用，阐明了理论参与实验的不同方式。微粒论反对“实体形式”或“隐秘性质”，主张用“物质”和“运动”这两个机械原则对事物性质进行解释。物体性质由微粒的大小、形状、运动、排列、织构（texture）等决定，这些机械属性被称为“第一性质”。研究冷热、颜色、声音、电、磁、化学属性的实验赋予微粒论以经验内容；由此“第二性质”被细分为三类，为进一步的解释事物性质实验研究提供了指导。波义耳被看作英国皇家学会科学的典范。波义耳的重要性不在于那些引人注目的实验维护了实验方法的权威，而在于融汇机械论、实验研究和自然神学的“自然哲学”，以及理智而明晰的微粒论，和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实验。微粒论与实验紧密相关，由于微粒论的联结和引导，实验哲学才成为持续的系统研究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Countermeasures on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Take SAR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No full text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诸多不稳定因素已开始显现出来，而且随着社会的转型，各个领域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突发事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进入了突发事件频发且常态化时期。在各类突发事件中，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发事件发生频率和负面影响位居前列。因此，如何有效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已成为我国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10年前，作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典型代表SARS席卷了中国，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惨痛的回忆，还有深刻的反思。作为一种新型的高致病性、高传染性的非典型病毒，SARS的出现既检验了中国公共卫生系统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又反映了中国科学研究机构在短时间攻关、分析陌生研究对象的水平。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中国政府为SARS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及多渠道的政策支持，但我们并没有在SARS高发时期发表出重要的研究成果。是我们的研究水平不够？还是我们的科技体制存在不合理性？这些都需要我们在SARS过后进行总结和探讨，就其背后的问题进行反复的修正，使基础研究在今后防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起到关键性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这是十分有价值的。文本一共分为五个部分。首先分析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现状、意义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对SARS高发时期我国基础研究的基础情况做了统计学上的系统分析；第三部分介绍了英国“疯牛病”的基本历程，对我国科技体制的合理转变提出了可借鉴性的意见；第四部分探讨了由SARS引起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问题及防治措施的建议；第五部分是对近期在中国内陆地区率先爆发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7N9）的防治工作进行了介绍，并和SARS时期进行了对比，作为“后非典”时代的反思
Archimedes in China: Archimedes and His Works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o full text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历史借鉴
Get PDF疫病流行不仅造成宋代人口的死亡、迁徙和流动,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部分战争的进程。这给政府带来极大的挑战,迫使宋政府不得不去思考解决和应对疫病的方法与措施将政府、医家和民间的力量紧密结合起来宋代疫病流行造成的无序状态和饥民暴动,给政府带来极大的挑战疫病因其发病急骤、传染性强、病情凶险,成为宋代流行最广泛的传染病,约发生93次大规模的流行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学术争鸣产生的政治文化背景
Get PDF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是中国古代学术继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盛世之后,出现的第二个学术繁荣期。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在学术上大都活跃或者思想成熟于这一时期。不同学派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思想,正是这些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把宋儒的学术水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南宋前期整体的政治文化背景是学术繁荣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