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HNS OpenIR,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机构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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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坚编绘《中国地图集》所依据中文原始资料新探
Get PDF意大利来华传教士罗明坚绘制了一部《中国地图集》,整理者认为此图集是依据中国明代罗洪先《广舆图》所编纂。《中国地图集》稿本中夹有一幅中文原刻版书本式单页地图——《辽东边图》,仔细研究此图的来源,应该是《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这才是探讨《中国地图集》所依据底本的关键所在。将此书与《中国地图集》的文字和地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罗氏的地图集不是根据《广舆图》编绘,而主要是依据《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一书所编绘
物理学名词moment中文译名之创制及变迁
Get PDFmoment是物理学中一个基本概念。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作创译的中文译名混乱且不统一。20世纪初,日译名词"能率"被广泛采用,这一译名可能源于《重学浅说》。伍光建最先在《力学》(1904)中使用"矩"译名,但在当时影响不大。1930年代,"能率"被"矩"替代,当时逐渐形成的科学共同体和后来成立的国立编译馆在此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规范转向与境下STS介入策略的发展研究
Get PDF介入策略使STS获得了进入科学活动"现实之轨"的能力,而不再是外在于科学世界,从而在文献分析、理论建构等传统方法之外获得了一种研究科学活动的新方法。随着STS的规范转向,STS介入策略被赋予新的内含——"社会行动力"概念被引入。规范转向与境下STS介入策略的场域参与范围、社会期望、角色扮演、介入模式等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也面临"认同不足"等新挑战,文章分析了这些挑战产生的原因,并对STS介入策略的未来发展路径进行了展望
约翰·雷的动物学研究与自然神学
Get PDF英国十七世纪博物学家约翰·雷以植物学研究著称,但他在动物学上同样有显著的成就。他的鸟类、鱼类、四足动物及昆虫学著作,为这些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关于雷的著作本身以及其中涵盖的动物学知识,以及他对动物持有的看法,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将从这些问题入手来论述雷在动物学方面的成就,进而探讨动物学研究与雷的自然神学思想的联系,指出雷的研究进路在当代语境下的启示意义
墨卡托投影在晚清的应用与传播
Get PDF1569年墨卡托首次采用正轴等角圆柱投影(即墨卡托投影)来绘制海图,此后该投影被广泛应用于绘制世界地图和海图.晚清时期,中国的地图首次集中出现了应用墨卡托投影绘制的地图,并且西方译著和中国人的地理著作中也出现了对墨卡托投影的介绍.墨卡托投影通过地图和书籍两个途径被系统地引入中国.墨卡托投影的传播与应用是一个同时进行的过程,通过地图中对其应用推动了它的传播,而通过书籍中对它的传播强化了对它的应用
地图晕滃法在中国的传播与流变
Get PDF地图绘制中的晕滃法最早出现在18世纪初的欧洲,并通过地图和书籍两种途径向中国传播。中国人绘制的晕滃地图最早出现在清同治年间,在中国的小比例尺晕滃地图中,晕滃符号比较统一,而在大比例尺地图中,晕滃符号类型多达7种。洋务派组织翻译的译著《行军测绘》和《测地绘图》最早介绍了晕滃法的原理和绘制方法,此后中国人的著作中也对其有介绍,晕滃法的名称在民国时期确定下来。因为自身的缺陷和印刷技术的发展,晕滃法逐渐消失
1980-1981年院士制度在中国的筹备与搁浅
No full text基于档案资料,考察了1980-1981年院士制度在中国的筹备经过与搁浅的原因及影响。这次院士制度的筹备导因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委员胡乔木的提议。筹备工作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进行。1980年筹备期间,在胡乔木、方毅的推动下,经由钱三强、于光远、武衡等负责操办,形成《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条例(草案)》定稿和《关于建立院士制度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0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了这3个单位上报的该请示报告。按照这次建立院士制度的计划,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将通过选举杰出科学家为院士的途径,建立终身纯粹学术荣誉性的院士制度,在中国形成真正的学术权威。但主要因为1981年5月许多学部委员于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强烈反对实行院士制度,这一计划搁浅。学部委员持反对意见的根源是,这次拟建之院士制度对他们而言不免激进和理想化,也与学部委员制度存在冲突。这一计划的搁浅是后来中国科学院未能建立与学部委员制度并行不悖的院士制度的影响因素之一
《叶企孙文存》概述
No full text2013年，叶铭汉、戴念祖、李艳平编《叶企孙文存》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收录了叶企孙的文章、讲演稿和电文、日记等，《初等物理实验》教材，以及《叶企孙年谱》及叶氏家谱，是科学史研究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The Study of Legislative Basis of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s of China
No full text改革开放30余年来，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科研院所也在改革的进程中逐渐明确了自身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使命。1998年，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战略的提出使国立科研机构的定位、职能、管理和运作模式日益清晰地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科研机构。在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国立科研机构建立和运行的立法基础问题成为其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科研院所改革和科技立法建设是国立科研机构立法基础的两股重要动力。二者在改革进程中尚存的问题成为国立科研机构的立法诉求；而多年实践积累的改革成果则可以被认为是国立科研机构立法的制度基础。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国立科研机构。其数次院章制定过程为国立科研机构的立法做出了有益尝试。《中国科学院章程》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基本制度规范，其法源问题经历了从有到无的过程。而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国立科研机构现行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法源位阶较低，多来自行政法规，其效力低于宪法和法律。而位阶较高的法律其条款更加笼统，不能有效针对国立科研机构的制度需求。而《中国科学院章程》中包含的具体内容又为国立科研机构立法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