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HNS OpenIR,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机构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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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一组十二星次图
中国古代既然有十二星次的概念和分法,就应该有相应的十二星次图,但以往研究者未曾见到过十二星次图。本文作者意外地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了一个手抄本《星经天文图说》,其中有完整的十二次星图以及北极星图、南极星图等。该书的后半部分为三垣二十八宿体系的星占。文章介绍了这个手抄本,认为该手抄本大约成书于1875年,作者应是罗秀。罗秀很可能是汉中西部的褒水一带人,生活在同治到光绪年间。从书中星图的大致情况来判断,它们可能是作者借助清代初年的某种星图作为底图制作的。本文还初步探讨了十二星次与二十八宿的关系,以及十二星次图的演变
竞争方式陷阱与匿名核袭击:科技重大风险治理的当务之急
粗放式发展、粗放式创新、粗放式竞争是西方科技与经济主流发展模式的三大缺陷,只顾与对手竞争、忽视竞争方式本身缺陷的竞争方式陷阱危害尤大,与修昔底德陷阱相互加强,损人害己。随着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日趋紧张,恐怖分子或假借恐怖分子的各种匿名核袭击的可能性剧增,而仅凭怀疑又无法实施核反击,因此核平衡难以维持,核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科技战频发,科技重大风险与人类安全危机愈演愈烈。认清竞争方式陷阱,防控匿名核袭击,尽快达成国际共识,尽快制定、实施切实有效的国际公约,加快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学术界、智库界和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
Historical Research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between New China and the UK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发达国家。其与我国开展的科技合作对促进我国科研能力的提升、科技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回顾了中英开展科技合作的历史概况,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政策的变化、中英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中英国际科技合作政策的演变过程,并对中英科技合作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以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对英科技合作实践为例,根据中英关系和科技发展情况,将中科院对英合作的历史划分为曲折起步阶段(1954-1971年)、逐步恢复阶段(1972-1985年)、快速发展阶段(1986-2015年)和脱欧阶段(2016年-至今)四部分。在总结中英科技合作的历史概况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中科院与英国主要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的历史。针对英国的科研资助机构,以英国皇家学会、爱丁堡皇家学会、原英国研究理事会为例,重点介绍了中科院与皇家学会在曲折起步阶段与逐步恢复阶段在双方高层领导与知名科学家的推动下所开展的合作交流,在快速发展阶段通过协议项目、英国皇家奖学金项目、中英联合科学创新基金(即牛顿基金)及高层互访等手段,将双方合作推向新高度,此外还介绍了中科院与爱丁堡皇家学会通过高层互访、召开联合研讨会、签订合作协议、授予荣誉学衔等方式开展的合作,以及中科院与原英国研究理事会签订合作协议、联合资助项目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研讨会等合作活动;针对英国的著名高校,主要回顾了中科院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杜伦大学的合作,同时也简要介绍了中科院与兰卡斯特大学、诺丁汉大学、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利兹大学等高校的合作;针对除高校以外的其他科研机构,选取约翰·英纳斯中心和卢瑟福实验室为代表合作机构加以详述;针对英国知名企业,回顾了中科院与英国石油国际有限公司、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和联合利华公司的在科研成果产业化方面开展的工作;还介绍了中科院与英国相关机构在欧空局、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等多边机制下开展合作的情况。此外,本文还选取了英国皇家奖学金项目、中科院与邱园的合作、中国科学院-英国约翰·英纳斯中心植物和微生物科学联合研究中心(CEPAMS)以及“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奖”英籍获奖者等代表性案例加以分析,剖析不同形式的合作背后存在的一些国际科技合作内在规律。
基于中科院对英科技合作的历史实践,本文总结了中科院与英方合作的成效,并得出主要研究结论:中科院与英国科研合作的各个阶段的特点不同,在曲折起步阶段,双方合作的主导者通常是个人,在逐步恢复阶段,个人和机构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在快速发展阶段,个人、机构、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均得到加强;科技、经济、政治、外交等因素均会对中英科技合作产生有利和不利两方面的影响;国际科技合作中有时存在非对等性;优势资源对协同合作有直接影响;杰出科学家对国际合作具有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未来科技合作工作开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Selection in the Southeast Hilly Areas in Song Dynasty
本文所论及的东南丘陵区,包括皖南丘陵、宁镇丘陵、浙闽丘陵、赣东西丘陵等,范围涉及宋代两浙西、两浙东、江南东、江南西、福建五路。东南丘陵区包含丘陵、低山、中山、河谷、盆地等多种地形。在唐宋变革的宏观背景下,宋代东南丘陵区被持续开发,当地农业技术水平有了长足进步。本文首先阐述东南五路的行政区划、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人文环境等,旨在阐明地理环境复杂性下的农业生态多样性,这是开展后续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再者,笔者选择“环境形成型技术”与“环境适用型技术”归类本文所探讨的技术体系,前者包括低湿地灌排水、犁耕技术、水利工程建设等,后者包括石工技术、灌排机具制作技术及肥料技术等。然后,本文从水田开发、麦作、水利、肥料四个维度论述宋代东南丘陵区的农业发展与农业技术的选择。东南五路的水田开发取得巨大成果,平原区与丘陵区的开发呈现不同场景。平原区,郏亶、单锷的“水学”的内容相异、本质不同,前者趋向于通过军事化组织的方式建设营田,后者趋向于适应自然环境。由此,笔者探讨技术体系能否实践的社会要因,反思哪些社会因素会影响甚至决定技术的选择。在丘陵区,牛耕逐渐普及。一方面牛耕促进了丘陵区的农业开发,另一方面地形、水田样式、农户生产规模等要素影响了牛耕技术。笔者探讨了一牛挽犁式、犁的形制等,解读了中日学者(宋兆麟、渡部武、杨荣垓、大澤正昭)的江东犁的复原图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然后,笔者从不同视角探讨麦作的“张力”与“限界”。麦作扩张的动力来自以命令与奖惩为内核的中央政策、地方官的执行、租税优惠、北人南移与饮食偏好及二麦的救济功能。麦作发展的边界则是气候与土壤:一方面,南方春季的霖雨伤害麦类作物的发育;另一方面,地利不兴,大小麦生长面临“湿害”与“缺肥”两项挑战。本文从诗文与地名出发,尝试推测山地麦作的普遍及麦作的扩张脉络。本文还探讨“稻麦复种制”,关注抚州种麦实态、稻麦复种下的麦作技术和稻麦复种的分布区域。之后,论文研究水利技术与肥料。水利研究中,首先,水利工程建设发生变迁——平原地区以河流为水源、以湖储水的水利系统模式,转向丘陵山地以溪流为水源、以陂塘储水的水利系统。再者,石工技术与木工技术的协调搭配、胶结技术的应用,都体现了石工技术的应用更加广泛;同时,这也促进了石方开采技术的成熟与采石业的兴盛。另外,人们对原有灌排机具改良外,还创造新的灌排机具。本文还特别讨论了宋代东南乡村使用的牛转翻车可能的形制。肥料研究中,绿肥与火粪是东南丘陵区两种重要的肥料,二者生产方法迥然相异,它们在后世的“一进一退”体现了深刻的农业变革。动物与肥料的关系里,牛、猪、家禽是动物质肥料的主要来源,其中猪粪的地位日益重要,猪逐渐成为农家肥料最主要的来源。另外,宋代东南乡村已经有粪桶、粪车、粪箕等完备的肥料运输农具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and Knowledge Transmission of Ophthalmology literary works of Western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1820年以来,西方科学技术大量传入中国,其中包括眼科学译著及其眼科学知识。纵观西医传入前后的眼科学发展脉络可知,中国传统眼科学虽源远流长,整理全面且体系完整,但受五轮八廓等传统理论的影响,难免存在自身的局限,今天我们熟知的眼科学知识,基本上移植于西方。这一传播过程不仅使西医眼科学在中国成功运用,促进中国眼科学近代化的转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西医学在中国站稳脚跟。本论文以近代西医眼科学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详论西医眼科书籍的译介,包含内容、特色、底本、文本表达、术语处理、影响等方面,通过对比各部著作,考察眼科术语名词和知识理论体系的演变,并从中提炼出近代西医眼科译著中重点传入的知识,包括眼科外科手术与医疗器械、麻醉与消毒技术、视物原理与矫正技术、沙眼相关知识与治疗及西医眼科学药物的传入;其次,通过查阅晚清民国的古籍论著、医院年刊、工作年报以及与本文相关的国内外史料文献,梳理西医眼科学在中国本土出现译介书籍、开展教育及建制化的历程;最后,探讨近代西医眼科学著作在译介过程中的影响与局限、不同群体对其接受的程度、近代西医眼科学传播的特征及其在中国传播的影响因素与其带来的社会变迁情况。本研究发现西医眼科学知识在译介的过程中,总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来华医学传教士、早期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最后为本土的医生与学者,分别发挥着开端、承接、发展的重要作用;译介的过程中并非简单的知识转移,而是有选择的引入,力图符合国情及国人需求;译介的内容也逐渐普适化、大众化;知识的来源范围逐步扩大,从最初的英美国家延伸至日本、荷兰、德国等西方国家。西医眼科在中国完成根植,缘于3个决定性因素:中国医生学者群体撰写本土西医眼科学书籍、西医眼科教育的开展与西医眼科学建制化,它们层层递进,又缺一不可。知识引入与传播的进程中,医学界是最直接的推动者,但国家政策导向、传统观念、传播的方式途径也是影响西医眼科学引入中国3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其中国家政策导向具有决定性作用,传播的方式途径是传播的内在动力,传统观念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外在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会推进或阻碍传播的进程。西医眼科学知识作为与中医不同的体系理论,碰撞之时难免产生论争,研究此段历史,可以更加清晰认地识到中西眼科的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历史的趋势向我们表明,理性看待、取长补短才是必然趋势,此外还可以看到知识、技术、观念、国家、与社会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引发更全面的思考
Kiang Tsai-Han and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opology in China
江泽涵(1902—1994)是中国拓扑学研究的开拓者,也是在中国传播拓扑学的先驱。1927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官费留学生,进入哈佛大学数学系深造。1931年归国后,致力于拓扑学的研究、教学和著作翻译工作,并各有建树。本文拟就已搜集到的早期北京大学数学系档案、相关史料及已有的论著,并结合一些其他研究文献,考察江泽涵的生平事迹、拓扑学的研究工作、教学和著作翻译工作,最后结合以上内容分析他在拓扑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本文要点如下:1、结合时代背景对江泽涵的生平事迹做了细致的考察。厘清了他从乡村学堂,辗转到南开中学,再到考取南开大学,最后留学美国的求学经历;然后考察了他在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整改活动、他在中国数学会、以及参加中国科学院首届科学奖金评审活动的情况,最后论述了其晚年发表的有关数学教育的著作及文章。2、对于江泽涵关于临界点理论、复叠空间和纤维丛、不动点理论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探析。在此考察了他选择拓扑学为研究方向的缘由,并对其已发表的部分博士论文做了详细探讨。针对他在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均简要阐述各方面理论发展历程,然后选取其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进行分析,进而总结江泽涵在拓扑学上取得的学术成就。3、江泽涵的译著中选取《拓扑学》、《同调论(上册——多面体的同调论)》、《拓扑学的首要概念》等三部具有代表性的译著进行了考察。针对每部译著,围绕译著底本、翻译背景、翻译情况、流传和影响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在翻译上,从章节目录、正文内容、名词术语等三方面将译著与底本做了详细对照,旨在了解其翻译水平、译书特点,进而认识江泽涵对拓扑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后来拓扑学著作的影响。4、探讨了江泽涵在不同阶段的教学情况。在此选取江泽涵归国后在北京大学的教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学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教学活动等三个阶段进行探析。主要对各时段的授课内容、特点、所用教材等几方面进行分析,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他在各时间节点的教学方式、教学着重点的不同特征。根据对每个阶段江泽涵教学情况的考察,总结出江泽涵在教学过程中所做的努力,认为他的努力使中国拓扑学的教学活动趋于专门化,同时推进了拓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5、分析了江泽涵在拓扑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江泽涵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都致力于拓扑学在中国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他是我国拓扑学研究的开拓者、拓扑学传播的先驱、拓扑学教学的先行者。</p
The Breakthrough of Early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in China: Taking Germanium Extraction as an Example (1956-1965)
1956年至1965年是中国半导体技术的早期阶段,这一阶段的半导体技术以锗晶体管等分离元器件为特征,有独特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规模化地提炼锗。本文以中国早期半导体技术为研究对象,并以规模化提炼锗的技术突破为研究案例,讨论高技术在中国从规划、实践再到突破的特征。“十二年科技规划”是中国早期半导体技术开始有组织地研究的起点,也是研究半导体技术史的重要背景,因此本文将其作为第一个研究重点。本文通过分析规划文本并梳理规划编制的过程和影响,发现“十二年科技规划”已经意识到了半导体技术在国防工业上的重要作用,理解了半导体技术“学科交叉,多因素影响”的特性,明确了半导体技术的主要内容及发展重点,并初步制定了组织方案,对中国早期半导体技术的突破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规划并不能必然导致结果的产生,实践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过程,这是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重点。以提炼锗为例,中国何处有锗资源?找到了含锗资源后如何提炼?本文选取江苏发现含锗赤铁矿提炼锗后,当地的探索实践作为子案例进行研究,讨论江苏提锗实践的成败得失。这一子案例说明,富集方法,特别是火法富集方法是提炼锗的技术核心,江苏正是在此问题上出现了曲折的探索,才影响了技术突破的时效。不同于江苏,云南顺利地掌握了适于当地火法富集方法,并顺利地建成为中国锗原料基地。因此,分析云南提锗的技术来源是本文的第三个重点,也是本文的核心。此部分梳理了云南会泽铅锌矿建成中国锗原料基地的过程,发现苏联在“156项工程”中对当地铅锌冶炼技术的援助,不经意地使会泽铅锌矿拥有了火法富集方法,也拥有了规模化提炼锗技术所需的研发力量和工业基础。又由于当地有丰富且稳定的锗资源,使会泽铅锌矿成为中国锗原料基地。本文最后一部分从案例回归到整体,关注到中国早期半导体技术除锗原料供应以外其他环节技术核心的突破,讨论它们与锗提炼的联系与区别;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早期半导体技术的影响与特征。本案例研究表明,以半导体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在中国的早期突破,不是少数科学家或个别科研机构的一两项研究的突破,而是众多人员和机构各技术环节分别取得突破的共同结果。这一特征,既与半导体技术学科交叉的特点有关,也是新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早期”表现,还受到了当时中国国防需求的影响
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
按照时间线索回顾了1949年以来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中国动力机器纺织的大发展解决了全国人民的穿衣问题,中国成为世界纺织品出口第一大国。十四五时期,中国纺织产业将加快形成现代化生产体系,谱写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课晴问雨: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的农业占候研究
明代中后期处于小冰期的笼罩下,逐渐转冷的气候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威胁,建阳书坊的书商迅速将农业占候纳入他们编纂的日用类书中,企图迎合民间社会对天气预测的迫切需求。日用类书中农业占候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某些日期的天干地支、五行以及天时等信息来推测未来的天气趋势与农业丰歉,它在继承先前文献的基础上又有诸多改进和创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与贩售粮食的商贾一起构成了日用类书中农业占候篇章的主要阅读群体。农业占候也可被视作明代中后期"天人之际"的一则案例,从中可以窥见气候变化及其导致的农业灾害对民众心态的影响
稻米: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
大致说来,一万年前是中国稻作的起源时期,一千年前则是中国稻作传统的形成时期,而最近一百年则是中国稻作发展最快的时期。用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这三个大致的时间节点,全景展示中国稻米的历史、稻米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解决吃饭问题所做的努力、近百年来中国稻作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展望未来稻米所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