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HNS OpenIR,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机构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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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仪象法要》的图说表达
《新仪象法要》是中国古代以"图说"方式表达技术与科学知识传统的杰出代表。文章对该书"图"与"说"的内容和表达方法条分缕析,具体探讨其较为完整的绘制系统,以及绘制者的阐释逻辑。指出该书全面呈现了水运仪象台的基本构造原理和功能,其"图说"及所表达的技术知识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与可信性。作为宋代技术绘图的典范,《法要》为技术图像表达法的逐渐形成,以及系统化和专门化做出了重要示范
抗日战争前后地质学知识的普及
现代地质学传入后,中国地质学家在从事地质教育与研究的同时,就着手向社会大众普及地质学知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科学知识的需求更为迫切。科普工作并不因战争而停顿,反而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为丰富。地质学知识与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很好的科普功能。本文选取分析地质学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科学家个人在科学普及工作中的贡献,以及普及地质学知识的途径和动因。并希望通过对战争前后地质学科普工作的分析,探讨科学普及的影响因素
康熙帝之治术与“西学中源”说新论——《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的成书及其背景
明末清初西学传入中国,为达到引进之目的,出现了比较中西学术的各种说法。《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这篇由康熙帝亲自撰写的历算短文,首次明确表达了“西学中源”的观念。本文依据中西文献,特别是宫廷学者之文集,对该文写作背景、动机以及反响作深入之探讨,确定该文完成于1703年。并指出正是由于康熙的宣讲,使“西学中源”说从庙堂之说成为文人的谈资,以梅文鼎为代表的诸多文人的迎合响应以及转述,使此说成为影响清初学界的重要论说,对康熙时代乃至后来的历算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吴敬《九章比类》与贾宪《九章细草》比较刍议
吴敬的《九章筭法比类大全》的某些内容与贾宪的《黄帝九章筭经细草》基本一致,因此感到可以根据前者恢复后者的某些内容。但是所恢复的内容在贾宪《九章细草》中所占比重很小,不可能由《九章比类》完全恢复《九章细草》
抗战时期后方冶金燃料的研究——以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工业资源重新配置与科研技术力量的分配重组,是对中国几十年来学习并积累西方科学技术以及工业化能力的一种检验,在中国近现代技术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本文以抗战时期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对后方冶金燃料的研究开发为例,探讨科技工作人员如何在资源、资金、设备、人才等多方限定的条件下,因地制宜地发展出适应战时工业的生产技术
A Study on the Geological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人才是科学事业发展的基础。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章鸿钊曾提到,“国家一切远大的事业,非从教育着手,是绝对不会成功的,过去种种失败原因,只在这一点。民国以后地质学界的成绩,就是从教育方面收得的结果,将来如要更上一层,还得在教育方面努力。”近代科学由西方传入后,地质学之所以能够领先于其他学科在中国生根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在初期成功地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本文以地质学学科为切入点,考察了抗战时期高等地质教育的开展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战争条件下政府、地域,以及权威地质学家、地质学的学科发展等因素对于高等地质教育的影响。中国高等地质教育发端于1909年京师大学堂下设的地质学门。经历20余年的发展之后,地质系已在中国的北东南西均有分布,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的教育格局。沦陷区的大批学校纷纷迁至西南地区,地质系的地理分布、教学环境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确立了“战时应做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随后,便开始着手对大学课程进行改革。此次改革不仅结束了各校自主制定课程的历史,同时也重新构建了大学课程的结构。与理学院其他科系一样,地质系课程不仅包括了专业课,还包括了文史社科以及政治教育等课程,形成一个多元化的知识体系。就地质系的专业必修课程而言,各校地质系在战前已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一致。然而各校地质系课程的实际开展情况也因一些外在因素而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而言,地质系的课程的开设虽面临仪器设备不足等困境,但是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地质教育可以通过野外实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教师群体的工作和生活都因战争而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原本在研究所工作的地质学家因科研工作无法继续到大学边教学边研究。有些教师则暂时放弃地质教学而弃笔从戎。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战争引发的通货膨胀而一落千丈。他们的工作环境也因战争而变得窘迫和闭塞,国际交流合作几近断绝。地质系学生也面临了同样的困境。为了保证教育的正常开展,政府实施了贷金制度、公费制度、借读生制度等救助政策。在政府和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战时的教学得以持续,招生数量在战争后期有所增加。目睹了战火中的国破家亡,青年学生迫切地希望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实现实业救国。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这一代学生中诞生了许多地质学家。他们在矿产勘察、工程地质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地质研究生教育在抗战以前便开始筹划,然而由于缺少经费而未能成功实行。战争期间,虽经济条件更差,但政府意识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性,因而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一时期,虽然培养的研究生数量不多,但却是中国本土培养地质研究生的开端。同时,由此也可以看出高等地质教育的重要地位。高等地质教育受到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所谓内因,指地质学的学科发展及其知识结构;而外因则包括政府对于教育的政策、学校的地域分布、以及地质学权威的个人影响等方面。战争直接作用于外在因素,从而进一步对地质教育产生影响。战争刺激政府加强了对于科学技术教育的支持。由于地质机构聚集在西南地区,从而对当地地质教育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A Study of Practical Medical Knowledge in the Si shi zuan yao
《四时纂要》是唐代韩鄂撰写的一部分四季按月列举农家应做事项的月令式农家杂录,也可以说是农家“日用历书”或“实用百科全书”,包括占候、农业、畜牧、加工制造、医药卫生、器物修造和保管等内容。本文对该书中的医药知识进行研究,对这些医药知识的来源进行考察,并对这些医药知识呈现出来的特点以及有这些特点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对这些医药知识的传播情况进行考察。首先,本文探讨了《四时纂要》中医药知识由何而来的问题。我们发现这些医药知识的来源广泛,其中有关人的医药知识主要来源于医书和月令类书,如《伤寒杂病论》;而有关动物的医药知识大都源自农书,如《齐民要术》;还有一些医药知识的来源不易考证,我们认为可能是韩鄂自己总结的验方。其次,本文分析了这些医药知识的特点和呈现这些特点的原因。我们发现,书中关于畜牧类的医药知识,只针对牛、羊和马,而且只记载春季月份里的畜牧类医药知识。我们认为这种特点可能与畜牧类易在春季发病的情况有关,所以古人才会多关注春季的畜牧类疾病知识。书中有关牛、羊和马三种动物的医药知识记载,对马的记载最多。韩鄂重视有关马的疾病记载可能与当时马的“地位”有关。在古代,马在军事上有重要的作用,并且是重要的交通工具;甚至马还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官员出行使用的马匹数量是与他们的官阶相匹配的。同时我们发现,韩鄂之前对六畜的关注以马为最,具体表现在六畜中有关马的专著数量最多,农书或医书中也多记载与马有关的医药知识,所以,韩鄂在编撰《四时纂要》时可能受到前人编书传统的影响。再考察书中有关人的医药知识,我们发现,治病药方以治通病类为主,所用药物多为诸病通用药。这应该是考虑到了普通百姓的实际需求,只要人们对病症做出大致判断,即可以用这些通用类的医方进行治疗,使得普通人也可以有效地治愈一些病症。最后,我们探究了《四时纂要》中医药知识的流变情况。书中的医药知识在唐朝以后流传甚广,将其流传的传播者有农学家、医学家和士人等,其流传于后世的农书、医书和通俗类书中,甚至在朝鲜和日本也有该书的流传
浅谈1953年版《物理学名词》的编纂特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编纂的《物理学名词》,既是接近50年物理学名词统一工作的总结,也为后来的物理学名词审定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部名词具有如下特点:以名词统一为目的,遵循一定的收词和定名原则,审查非常充分,广泛征了意见,方便实用,是接近50年物理学名词工作成果的汇集
泥河湾地质遗址的发现——以桑志华、巴尔博对泥河湾研究的优先权为中心
泥河湾盆地是国际地质界公认的华北第四纪早更新世标准地层,在中国第四纪研究和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最早对泥河湾进行地质古生物学考察并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有巴尔博、桑志华和德日进三位外国科学家。本文依据新发现的书信、日记等原始文献,并结合考察记和出版物,通过回顾泥河湾地质遗址的发现过程以及早期研究情况,梳理了泥河湾研究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考证了泥河湾地点线索提供人樊尚神父的重要作用,首次深入探讨了巴尔博与桑志华围绕泥河湾地点发现展开的优先权之争,分析了两人在泥河湾早期研究中的具体参与情况和做出的贡献
浅谈科技异读词的规范问题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对普通话中的常用异读词具有很好的规范作用,但对科技领域的诸多读音问题依然无法彻底解决。在对科技异读词进行规范时,需要根据误读、文白异读、习惯性读音、译音等不同情况做不同的分析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