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HNS OpenIR,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机构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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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树栽培起源考略
柿是起源于中国的一种古老的果树。根据现在长江中上游四川、湖北等地油柿的分布,以及考古资料和相关的古文献记载,可以认为它是由油柿驯化而来,至今油柿还是中国南方常用作嫁接柿的砧木。柿树首先由四川、湖北等地栽培,已有2 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它的果实不但被鲜食,而且还被制成柿饼当干粮,柿树还是深受国人喜爱的一种观赏植物
中国文明早期对于大范围地理距离的认知
先秦到汉代多种文献记载大地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尚书·禹贡》记载"五服"的范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如果采用当时的1里等于250米,则大地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的范围正好符合以中原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东-西、南-北的距离,"五服"的范围也正好符合东至海、西至流沙的范围。《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竖亥测量大地的结果"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这个数字符合步行测量欧亚大陆南北距离实际需要走的步数。因此,中国文明早期在夏代建立的前后,也就是从帝尧到大禹的时代,曾经对大地进行过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测量,向东到达中国的东海,向西到达地中海,向南到达中国的南海,向北到达北冰洋。当时测量的方法是步测,1步相当于125厘米,200步为1里,1里相当于250米。中国早期文献中反复提及"四海"的概念,正是大地测量的反映
中国指南针史研究文献综述
中国古代指南针史研究始于20世纪初,对其起源有唐宋磁针说、先秦磁石说两类。普遍认为宋代指南针已具有多种类型,已广泛用于海陆辨向。中世纪指南针传到中亚和欧洲。史学界迄今对指南针的起源、人工磁化指南针制法与性能、航海罗盘构造及用法等存在不同观点和争议。当前宜从制作技术角度入手,考察技术历史背景,创新量化研究方法,提高实验研究的水平,从实证上推进指南针研究
中国传统星名中的星宿、星官和星座
中国古代对星空命名中的星宿、星官和星座是有区别的。星宿指二十八宿,它们作为计量天体的坐标,不考虑作为恒星或星座存在的意义。星官是指该星座作为官员星名而言,若星名没有官员的含义,则不可称星官而称星座。因此星座使用的范围更广,天官星名、动物星名和其它星名也可以叫星座。二十八宿也可叫二十八星座。以往的误解需要澄清
1935年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学组中国分会的成立与影响
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学组中国分会成立于1935年,是中国规模空前的集学术机构与行政部门为一体的国际性学术团体。该分会是在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学组的组织设置与工作安排直接影响下,由中央研究院组织成立,由总干事丁文江一手负责筹建。1935年4月10日举行的成立大会通过多项关系中国现代海洋学事业发展与海产生物调查工作的决议。此后按照成立大会决议,经丁文江、蔡元培、丁燮林、朱家骅与相关方面努力,该分会所属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厦门大学海洋生物研究室、渤海海洋生物研究室、定海海洋生物实验室成立。由于成立该分会,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在丁文江的提议下开展了渤海湾与山东半岛海洋和海产生物调查工作,派马廷英赴东沙岛主持珊瑚礁调查研究工作。该分会的成立促进了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与青岛市政府合作进行的以胶州湾海产动物为主的近海综合调查工作。因而,该分会将中国现代海洋学建制化与海洋科学调查推向第一个高潮
史若兰与中国
史若兰是一名英国鱼类寄生虫学家,早年工作于英国海洋生物学会普利茅斯研究所,专长于单殖吸虫和寄生桡足类研究。她对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兴趣,1947年经李约瑟介绍后来华,在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及其后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50年初期,顺应中国国内需求,她转向鱼病的防治工作,是中国现代鱼病学的开拓者之一。由于时代背景的剧烈变化,她于1962年离开中国。史若兰的工作和在华经历,是1950年代中国科学服务于生产的缩影,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那个时代中国科学家的遭遇和命运
基础研究内涵及投入统计的国际比较
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R&D)总经费的比例低是一个热点问题,且存在歧义。作者围绕基础研究的内涵、主要国家对基础研究投入统计的比较、提高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比例的可行性等三个方面开展研究,结论是:中国的R&D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占比确实偏低,这可能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中国的目标是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而雄厚的基础研究是科技强国的基本特征。为实质性地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作者提出若干建议
美国所藏丁文江往来书信(1919~1934)
文章披露了新发现的美国所藏27封丁文江往来书信,简要分析了他和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奥斯朋、安得思、谷兰阶、苏格兰地质学家巴尔博的通信,及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交往,以揭示丁文江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期间出色的组织能力,及其在募集图书和资金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