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HNS OpenIR,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机构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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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经线每度弧长标准的奠立——兼论耶稣会士安多与欧洲测量学在宫廷的传播
No full text因康熙皇帝的个人好尚和国家治理之需,欧洲测量学知识再次传入。基于中西文献,详细考证了康熙御用教师、耶稣会士安多在地图制作、河道测量,特别是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大地经线1度弧长的测定中作出的重要贡献,此项工作为之后的全国舆地测绘工作奠定了基础。为配合大地测量,安多还曾编纂《测量高远仪器用法》,所述测量方法较明季同类著述多有更新,体现出康熙时代宫廷数学的实用取向
从水土保持到全球气候变化:中国黄土研究70年
No full text中国黄土独特的地层构造一直吸引着不同领域学者的注意。1949年后,黄土研究进入一个全新而系统的阶段。根据大量黄土研究材料,梳理了黄土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脉络,总结了70年来黄土研究的重要成果。20世纪50—60年代的黄土普查获得了大量关于黄土地区的一手材料,陆续出版有重要影响力的黄土阶段性研究成果;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新技术与新方法的运用,黄土研究在内容与精度上不断得以丰富与完善;20世纪80年代至今,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研究取得诸多成果,更为重要的是,黄土地层记录的古气候密码逐渐被破解,成为理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因素。在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黄土研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保护—传承—创新—经略—振兴:中国传统工艺的承续和发展
No full text文章的要点为:(1)现行传统工艺界定的辨正;(2)阐述中国传统工艺的巨大存在及其价值;(3)对与传统工艺振兴密切相关的保护、传承、创新、经略与振兴诸方面作了研讨,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供学界同仁和从业者参考
中国技术:从发明到模仿,再走向创新
No full text古代中国是一个发明的国度。中国人首先栽培水稻和茶树等作物,发明了丝绸、瓷器和机械时钟等。中国技术在11世纪前后基本上满足了古代农业社会的需求。19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技术“换道”发展,即引进和模仿西方技术,兴办近代工业。20世纪30年代前建立了工程科学。20世纪50年代,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工业体系和教育体系。在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引进技术来实现产业升级,并努力创新产品。20世纪90年代,将创新视为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关键。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决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对各种挑战,中国应研判本国科技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做好科技布局和改革,有效地增强创新能力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From Glutinous Rice to Non Glutinous Rice" Process in the Border Regions of Hunan-Guizhou-Guangxi Provinces since Ming Dynasty
No full text始自明代的西南地区“糯改粘”影响深远，却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本研究选取湘黔桂边少数民族稻作区作为研究对象，以“科技与社会”作为主要视角，运用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求系统地梳理糯稻和粘稻两个稻作体系的差异及各自的技术特点，还原“糯改粘”的全过程，探讨该重大农业技术变迁带来的系列效应和影响，并进一步揭示其肇始的动因和发展的规律。糯稻与粘稻的生物学差异导致了两者的生态学差异，并要求农业技术及工具方面形成两套不同的系统分别与之配合，而糯粘在技术工具系统上的分化最终必然催生出两种不同的稻作文化。因此，糯稻与粘稻分属两个迥异的稻作体系，“糯改粘”是整个稻作体系的根本转换。本研究具体说明了“糯改粘”是选择不同田地、稻种、田间管理技术和耕作制度的全方位农业技术变迁，会引发生态、经济、社会三大层面的连锁反应。糯粘的体系之别于早已完成粘稻化的汉族地区难以见到，而在尚处于“糯改粘”尾声的西南少数民族山区却有清晰的呈现。湘黔桂边区位于亚洲糯稻栽培圈的中心区域，其土著民族已有近万年的稻作史。本研究经系统整理，再现了明初拉开序幕且一直延续至今的“糯改粘”的发展历程：明代的屯军移民为边区带来了粘谷种及美洲作物，各屯堡首先创建了粘稻栽培点，其后沿着驿道和河流出现了线状分布的粘稻栽培带。清代开辟苗疆和劝垦荒地等措施引来了更多的汉族移民，引进了更多的粘稻品种，也创造了更大的粘米需求，边区开垦并改栽了大量水田，粘稻田开始在平坝区呈片状分布。同期，汉族精耕细作的集约农业技术也在向边区传播。民国时期以大饥荒和抗日战争为导火索，政府不断下令“减糯增籼（粘）”，并建立起近代农业科技推广组织体系，大力引进和选育了许多粘稻品种，大大加速了“糯改粘”的进程，边区北部清水江流域大都成为了粘稻区，南部都柳江流域的粘稻比例也有显著上升。建国后，大跃进和文革等政治运动提供的政府推动力量、两次水稻育种革命提供的科技推动力量、改革开放提供的社会推动力量都是空前强大的，加上人口猛增带来了空前强大的人口压力，“糯改籼（粘）”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进展，粘稻在铺满平坝后继续向高山扩张，新育稻种层出不穷，杂交粘稻大行其道，边区稻作品种格局已彻底颠覆。现今边区糯稻栽培圈几乎萎缩殆尽，只在南部边远山区残余了几个村寨规模的糯稻栽培点。整个边区“糯改粘”进程可依次分为移民主导时期（1368~1925年）、官方主导时期（1926~1978年）和当地人主导时期（1979年至今）；若聚焦于育种技术承担主体的演变，又可分为农家常规选种阶段（明朝初年~20世纪30年代中期）、专家常规育种阶段（20世纪30年代末~70年代初）和专家杂交育种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边区的湘西部分最先完成改种进程，桂北次之，黔东南迟至今日仍保有数个糯作点，三省区在进度上各有快慢是由地理位置和管治政策的不同造成的。今日边区“糯改粘”得以基本完成，是外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股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导力量，但总的趋势是诸外力对稻作改种进程的影响越来越大。改种粘稻的最初动因是汉族军民的饮食习惯；政策压力和人口压力贯穿了整个改种过程，中后期强度尤烈，在很长时段是决定性推动力量；明清时期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对边区糯稻栽培已有影响，20世纪初开始引进的近现代农业科技令粘稻不断刷新单产纪录，并在今天获得了相对于糯稻的压倒性产量优势；上世纪末至今，外界社会及市场对稻作改种的影响力急剧攀升，打工潮已成为现阶段最重要的推动力；而自然条件的作用相对恒定。总之，稻种嬗替的根源是社会变迁。“糯改粘”是一个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在人地关系紧张时，粘稻相对于糯稻的优势尤为明显。在不断增强的外力作用下，“糯改粘”又是一个稻作体系不断开放的过程。它先后经历了内地化（汉化）和全球化两个梯级。它既包括物质循环的开放，也包括文化结构的开放，前者会带来环境保护和经济安全的问题，后者会带来文化保护和社会适应的问题。“糯改粘”还是一个近现代科学技术逐步取代传统乡土技艺的过程及一个汉文化逐步同化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意味着不同发展观的切换。稻作同时身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如果不综合考量稻种、稻田和稻农三者间的互动，就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糯改粘”发展史和稻作区内糯粘分界线的推移。最后，“糯改粘”是对复杂农业系统的一种片面干预，如果不综合考量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的可持续性并取得平衡，就无法求得该稻作改种措施的真正成功。本研究倾向于认为，湘黔桂边区的“糯改粘”进程可以视作汉地古代稻作品种格局流变的最后延续，也是整个亚洲糯稻栽培圈萎缩的一个缩影。然而，边区“糯改粘”在全国乃至亚洲稻作史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仍需做进一步深入探讨
The Spread of Chinese Pulse Theory in France in the 18th Century: A Case Study of “Secret du Pouls” in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No full text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医生将中国脉学知识传到欧洲。在西传早期，共有四部作品翻译自中医古籍，分别是17世纪下半叶出版的《中医的秘密》（LessecretsdelamédecinedesChinois）《中医示例》（SpecimenMedicinaeSinicae）《医钥》（ClavisMedicaadChinarumDoctrinamdePulsibus），以及18世纪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physiquedel’empiredelaChineetdelaTartariechinoise）中收录的译作《脉的奥秘》（“SecretduPouls”）。本文以《脉的奥秘》为中心，通过分析其内容、底本来源，及其传播、影响，探讨18世纪中国脉学理论在法国的传播情况。第一章绪论阐述研究的背景、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第二章介绍16、17世纪中国脉学知识在欧洲的传播情况，以中国医学理论西传为背景，梳理了16世纪欧洲旅行家游记中记载的中国医学知识，重点介绍17世纪下半叶三部直接翻译自中医脉学古籍的译著。第三章、第四章介绍《脉的奥秘》主要内容及译者赫苍璧，考证其中文底本。目前已知的中文底本是明代张世贤的《图注脉诀辨真》，但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与《图注脉诀辨真》不符。本文明确了《脉的奥秘》与《图注脉诀辨真》的中法文本对应关系，通过对中国脉学著作的系统考察，考证出其另一个中文底本《删注脉诀规正》。第五章探讨18世纪中国脉学理论在法国的传播情况，重点介绍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中对中国脉学知识的论述，以及巴黎医生撒洋与在华传教士钱德明关于中国脉学知识的通信。结语部分总结了中国脉学西传的各阶段特点，分析了西方人对中国脉学知识看法的变化及其内在原因。本文认为18世纪的法文译作《脉的奥秘》依托《中华帝国全志》的影响力，在中国脉学西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脉学理论的传入影响了西方已有的脉学理论，在以法国为主的西方医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时也为西方医生和医学研究者，尤其是法国脉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The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Public Health Knowledge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A Study of Juzhai Weishenglun and Chengshi Weishengxue
No full text随着晚清西学东渐，西方近代公共卫生知识通过报刊、译书和医疗等多种方式传入中国，同时通过制度借鉴和卫生实践等途径影响中国社会。本文以《居宅卫生论》（1890）和《城市卫生学》（1923）为中心，结合当时英美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尝试厘清西方公共卫生知识在晚清民国时期的传播，探讨公共卫生知识传入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影响。本文首先回顾了19世纪英美国家公共卫生的发展，介绍入华传教士和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播西方公共卫生知识中的作用。晚清传教士在华的医疗实践、编译书籍以及报刊文章促使公共卫生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并吸引了部分知识精英的关注。20世纪后，国人逐渐从日本转译甚至自己编纂公共卫生书籍，同时学校的卫生教育、政府实施的公共卫生制度和以及群众的公共卫生实践等进一步促进了公共卫生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编译出版的《居宅卫生论》是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英国公共卫生的著作。本文考证了该书的底本，详细探讨其主要内容和翻译特点，并结合中国的社会背景指出此书虽受诸多知识精英推崇，但囿于文化观念的差异尤其是公共卫生建设所需要的国家力量，在当时并未有太大的影响。顾益德（SarahFrancesGulickJewett，1854-1937）原著、李耀东翻译的《城市卫生学》主要介绍美国城市公共卫生的经验，反映了民国时期对公共卫生建设的一种愿望。本文第四章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公共卫生改革为背景，考察《城市卫生学》的底本《城镇与城市》（TownandCity，1906），分析《城市卫生学》的翻译及影响，并结合民国时期公共卫生制度和实践的发展讨论此时西方公共卫生知识的传入。通过对《居宅卫生论》和《城市卫生学》的研究，本文认为：近代书籍翻译是西方公共卫生知识传入中国的重要途径，同时，随着欧美国家公共卫生的发展，传入中国的公共卫生知识也不断更新。一方面，晚清传入的公共卫生知识具有零散化和实用性的特点，而民国时期已经具备一定的理论性和系统性。另一方面，翻译书籍的主体也由来华传教士转变为本土知识精英。但由于政治动荡、文化差异、社会力量有限等因素，这些以译书为主传入的西方公共卫生知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有限
颠覆性创新与换道超车：德国V-2之路
No full text冲破《凡尔赛和约》对枪炮等常规武器制造的限制,是德国积极将火箭技术用于研发新型武器的动力,也是其不得不换道超车的压力。政府的决策、卓越的火箭技术研制团队的形成、高科技火箭制造中心的建造都成为火箭技术发展的有力保障,从而率先制造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弹道导弹V-2。V-2凝聚了一系列颠覆性的技术创新,二战末期美苏等国对它的争夺,再度引起了火箭技术的大转移。本文初步梳理了V-2这一恢宏的历史过程,以更好的理解技术创新之路
中国古代黄栌染的史料及相关问题探析
No full text[研究意义]漆树科属植物黄栌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黄色染材之一,[研究方法]文章对古代黄栌染相关史料进行了梳理。[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汉代文献中出现的橐芦和木乎木在当作黄栌染史料利用时要慎重和存疑,且宋以后关于黄栌形态特征、产地及染黄的记载,文字内容基本上是辑录唐代的文献,新增内容甚少。对史料中"栌""芦"二字相互借用的情况也做了说明,并根据一些间接文献和黄栌染色实验,道出了黄栌染色尽管色牢度不佳却仍被当作主流染材大量使用的原因
楼台有迹凭追忆 标本无言见沧桑
No full text西方博物学家自19世纪下半叶来华后,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即开始搜集中国各地的自然物产和历史文物。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中国建立相关机构,以便收藏和研究标本资料,自然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虽然这些博物馆开放度很小,对全中国来说影响不大,但客观上开了中国自然博物馆创建之先河,对中国后来的自然博物馆建设起到了铺垫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