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HNS OpenIR,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机构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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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的国际合作———日本防治血吸虫病医学代表团来华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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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建国初期,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曾经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日本当时在血吸虫病防治方面有领先的成就。为了向日本医学界学习经验,借助20世纪50年代中日两国蓬勃开展民间外交的契机,并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1956年以小宫义孝为首的由5名专家组成的日本防治血吸虫病医学代表团应中华医学会的邀请来华访问。这次访问的影响在某些以英文文献为主的研究中得到极高评价,但中国国内的有关研究大多数完全忽略了这一段故实。本文根据档案、中外医学文献、小宫义孝本人著述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梳理了日本防治血吸虫病医学代表团访华的来龙去脉,重点关注了中日医学家在专业问题上的合作交流。本文认为:小宫义孝代表团的来访并未对中国防治血吸虫病的方针和目标产生决策性的影响,但是日本学者的确向中国医学界传授了无可取代的实践经验,帮助解决了防治工作中的难题,并体现出真诚的合作态度。日本学者建议的一些具体措施很快被中国随后的防治工作所采纳。在当时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下,日本防治血吸虫病医学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可贵且富有实效的国际医学交流合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重要科技政策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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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政策逐渐形成体系;改革开放后,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科技政策体系走向成熟和完善。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重要科技政策历程,发现中国科技政策具有从服务于政治和军事转变为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鲜明特点,科技政策的核心是发展科学技术、实现自主创新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这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重要科技政策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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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政策逐渐形成体系;改革开放后,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科技政策体系走向成熟和完善。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重要科技政策历程,发现中国科技政策具有从服务于政治和军事转变为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鲜明特点,科技政策的核心是发展科学技术、实现自主创新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这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中国科学院与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1949—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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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是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科学院。1949年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先通过科学研究机构的调整与充实,为该院和新中国科研活动的展开奠定基础。在全面学习苏联的环境中,中国科学院借鉴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于1955年建立学部和学部委员制度、学术奖励制度、研究生制度,有效地推进了该院学术体制建设与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1956年中国科学院对国家12年科技规划的制订发挥重要作用,并在其实施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研究表明,中国科学院在1949—1956年新中国科技事业奠基历程中举足轻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rafts for Making the Wooden Carts in Nor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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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既是一种陆上交通运输机械,又是一种战争器械,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利用和改变自然过程中的重要技术发明。中国古代车辆及其制作技艺研究,是历史学、考古学、机械技术史、交通工具史、军事技术史等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中国现存传统制车技艺的调查与研究,意义有二:一是有助于推进陆上交通运输机械史及战争器械史的学术研究,二是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文献分析和实地调查,本文全面、翔实地记录了中国北方现存传统制车技艺的选材和制作工艺流程,对工具、设备和产品做了描述、拍照或测绘,以口述史的方法,理清了主要传承人的传承谱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图像和考古出土实物等资料以及已有研究,梳理了中国古代车辆起源及演变的大致脉络,总结中国传统制车技术及其工匠知识的主要特征,阐明了传统工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第二章“中国传统车辆的起源及演变概述”,基于先秦两汉的古籍文献和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车辆出现的时间做了进一步考证,认为中国古代车辆出现的年代应不晚于夏代中后期,而且极为可能在夏禹时代(奚仲时代)即已经出现;基于国内外对车辆起源的已有研究,梳理了“中国独立起源说”和“西来说”两种观点各自立论所用一手材料和关键证据,进而总结学界目前对中国车辆起源问题的共识和争议。中国车辆的演变是一个大时间跨度的论题,限于时间和资料,笔者以制车核心技术(车轮、车辕、系驾法等)的重要发明或革新为线索,考察了制车技术演变的关键节点,而对于车舆类型与变化及其文化意蕴未予关注。第三章“陕西关中木轮大车制作技艺调查研究”,通过对陕西咸阳渭城区、西安高陵区和灞桥区三地传统木轮大车制作技艺的实地调查,较为翔实、全面地整理了从原料、工具设备、工艺流程到产品的制造过程,并尝试就一些关键技术进行了现代科技的分析与解释;结合口述史资料和文献资料,初步理清了传承人手艺传承的历史,描述了20世纪上半叶与该项技艺相关的从客户需求到产品设计、从人员场地到工具设备、从产品性能到使用情况等方面的内容,还阐述了传统木轮大车在20世纪被改造、被取代并逐渐走向消亡的历程。第四章“河南平舆太平车制作技艺调查研究”,通过对河南驻马店平舆县太平车制作技艺的实地调查,较为翔实、全面地整理了从原料、工具设备、工艺流程到产品的制造过程;结合口述史资料和文献资料,初步理清了传承人手艺传承的历史,描述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太平车的产品性能、使用情况等方面的内容。此外,基于文献、画作等史料,以“太平车”这一概念为线索,探讨了“太平车”名称及其内涵的历史变化。第五章“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调查研究”。通过对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的实地调查,较为翔实、全面地整理了从原料、工具设备、工艺流程到产品的制造过程;结合口述史资料和文献资料,初步理清了传承人手艺传承的历史。第六章“结语”,总结了中国制车技术演变的关键节点、关中木轮大车、平舆太平车和阿旗勒勒车的差异、传统制车技艺的特征与现代变迁、传统工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

    The Western Anatom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hina ——Taking Reading History as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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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科学的发展进程中,解剖学是一门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土壤在历史长河中慢慢发展并逐渐传播扩散的非常独特的知识类型,其在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而传入我国。本研究以这一段文化相遇的历史过程为时代背景,以中译本、满文译本解剖学书籍为核心,借用国际前沿史学方法,以“书籍阅读史”为研究方法,对这一段文化交流之过程和相关译本的生产以及在华流传和阅读的情况作出精当的分析,详细地刻画了这一门西洋知识是如何进入中国人的思维世界。这篇论文同时兼具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实验的双重任务,是将新社会文化史引入科学史研究的一次尝试。论文的第一章,以北堂藏书中的西洋解剖学著作为核心材料。作为直接源于明清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由西洋传教士带入中国的西方原版书籍,这些文本堪称宝藏,但是囿于研究视野的局限,过去一般只能做书目学和书籍交流史实的讨论,或者相关领域常见一种空泛地“影响甚大”之谓而几笔带过。究其本源,实际上这些西洋解剖学文本和中国人的接触面并不大。也有许多研究者不自觉得滑入寻找接触评价影响的思维定势,将其轻易放过不再过问。现在如果借助书籍阅读史的视野,尝试从比较史的眼光出发,则透过这一部分书目将是我们认识西方解剖学面貌的绝佳起点。透过逐本清理作者、年代、相关源流,尤其是尽可能寻找各本西书在解剖学的学术脉络中的相关位置,有助于我们认识西方解剖学鲜活的一页。讨论中国人对西方解剖学的接触和阅读,还是要回溯到拥有中文译本的解剖学文本上来。论文第二章就以中文译本讨论《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为核心。借用书籍阅读史的研究视野,着重关注译者邓玉函,利用邓玉函通信和相关档案仔细分析考辩了在17世纪早期,一个德国王侯时代的青年人,如何广泛游历于欧洲诸国研究植物学、天文学、炼金术,如何在新兴学会——猞猁学院以及耶稣会之间作出选择,尝试将他放回到德国三十年战争之前的欧洲社会和科学文化脉络中去解读。然后分析了删改者毕拱辰的文化和观念背景。然后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结合鲍欣的学术生平特点和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解,从文本内部尝试将其置放在中西两种文化脉络中去尽量释读,并证明鲍欣一定是《人身说概》的底本来源之一。第三章循着阅读史的脉络,渐入《说概》和《图说》文本的相关流传和以明清以降零星存在过的阅读互动过程为核心。我国医学史先驱范行准先生曾经说过,是二书传入中国二百余年而无人能读,有清一代仅仅零星几人读之。过去作为医学交流的一页,也先后有学者不同程度涉及过这几份文献的研究。但如果带着书籍阅读史的视野出发,通过对文本的制造者毕拱辰、文本的读者刘廷献、俞正燮等诸位读者,以及医家和刀圭家的相关细读,考察最后这些文本的流传和在藏书楼的收藏形态,可以逐渐揭示这样一种异源知识如何缓慢进入时人的阅读空间,这些知识在他们的知识图景中占据怎么样的位置,它和清代中国人的知识理念发生了怎么具体而细微的接触。以此替代过去常用的“西学东渐”“影响甚大”“冲击与调适”这样空泛的评价性词汇。第四章以满文解剖学文本的前后故事为中心。如果以上面两本中文译本为民间自发翻译的中文版解剖学文本的话,满文解剖学从一开始就是有文本的读者——康熙皇帝本人直接参与主导的一次翻译活动。本章则兼具理清康熙皇帝接触西方生理解剖学知识的和部分医学知识的详细来过程,包括皇帝在怎么样的宫廷权力斗争中开始倚重西人西学,然后又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关注这些知识。从南怀仁的最初准备,到白晋、张诚的初步译介以及他们在宫廷进行的动物解剖活动,到巴多明的翻译过程作出仔细的研究。特别是对白晋、张诚使用的解剖学底稿和巴多明倚重的法国御医迪奥尼斯等人,首次探讨和揭示了这几位法国医学家在法国本土的学术地位和在解剖学上的相对位置,并利用巴多明通信对满文译本的翻译时间做出考证。第五章探讨三份满文解剖学译本的流传和文本收藏状况。分别以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格体全录》、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医人身骨脉图说》和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收藏的《周身血脉图》为核心材料,竭尽可能地考辩源流,分析流传过程。首次阐述文本收藏者丹麦商人祁罗弗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获得手稿的经过和义和团事件前后的巨大关联,从文本内容分析它们与在京传教士和住堂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写博论如绘龙身,则最终画龙尚需点睛。最后作为全书的结尾,回到“真形”与“名理”之谓,从中西认识论差异的形成出发,探讨作为一种探知人体的方式,解剖学如何从西方文化脉络下如何演变。以及在中国的知识传统里,如何演化出我们现在对于人体的认识。并从科学编史学层面,回顾和总结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理论前沿如何与史学编纂产生关联,评价这种史学方法的心得和收获。使得本论文成为兼具史学纂述之实践,又兼具前沿理论视野的多重复调式的史学作品

    Joseph Needham's Research on Chinese Machines in the Cross-Cultural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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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ing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Joseph Needham composed a "connected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global context, so that his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SCC) offered a refreshing view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readers. In the SCC's subvolume o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vol. 4, part 2), for example, the authors identified many inventions in premodern China, including the efficient harness, the gimbal, and the waterwheel linkwork escapement. Needham further tried to verify the possible origin and transregional dissemination (including stimulus diffusion) of such inventions as the astronomical clockwork and the interconversion of rotary and rectilinear motion in Eurasia. Although it was difficult to make satisfying arguments about the impact of Chinese knowledge on any European invention, Needham's methodologies, and even his enlightening speculations, are of real significance for present and future scholarship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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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与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1949-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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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是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科学院。1949年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先通过科学研究机构的调整与充实,为该院和新中国科研活动的展开奠定基础。在全面学习苏联的环境中,中国科学院借鉴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于1955年建立学部和学部委员制度、学术奖励制度、研究生制度,有效地推进了该院学术体制建设与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1956年中国科学院对国家12年科技规划的制订发挥重要作用,并在其实施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研究表明,中国科学院在1949—1956年新中国科技事业奠基历程中举足轻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科技体制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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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科技体制的演变,历经体系初建、全面规划、体制改革、构建国家创新体系4个时期。文章通过回顾史实,探讨各时期科技体制的指导思想、目标与举措的变化。研究表明,有利于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是中国科技体制的重要特征;国家发展的目标与需求、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与趋势,是中国科技体制演变的两种主要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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