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HNS OpenIR,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机构知识库)
Not a member yet
8733 research outputs found
Sort by
先秦两汉高粱古名考
先秦两汉的古籍中是否有高粱的古名,是已有高粱史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赞同高粱起源于中国的前辈学者陆续提出了多种关于高粱古名的猜想,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种。然而,这三种猜想并没有完全得到学界的认可。本文重新审视了这三种猜想,认为过往关于高粱古名的猜想缺乏决定性的证据,难以成立。但是,也不完全排除中国在先秦两汉存在高粱的可能性
陕西传统木轮大车制作技艺调查
通过对陕西咸阳、西安两地传统木轮大车制作技艺的实地调查,较为翔实、全面地整理了从原料、工具设备、工艺流程到产品的制造过程,并尝试就一些关键技术进行了现代科技的分析与解释;结合口述史资料和文献资料,论述了传统木轮大车在20世纪被改造、被取代并逐渐走向消亡的历程
淳化黑豆嘴出土的青铜壶研究
本文是陕西淳化黑豆嘴墓所出土的一件青铜壶的技术和风格研究。这件壶的风格和铸造工艺,与传出湖南石门的一件青铜卣极其相似。石门卣腹部高浮雕纹饰,铸造时泥芯和泥范的制作是采用同一母模同步翻制的;首端为鸟形的透空勾牙形的扉棱,以及这种扉棱要在铸器前先行铸成。这些都是典型的商代南方铸铜作坊的风格和工艺特点。二者的对比分析,表明黑豆嘴壶是晚于石门卣的另一件南方铸铜作坊产品,且二者的铸工应为一系。黑豆嘴壶和岐山贺家村凤柱斝一样,是南方输入关中的产品,其铸造年代当在中商与殷墟过渡时期或殷墟早期。梳理相类的另六件青铜壶,并爬梳扉棱分铸诸器的源流,指出武丁时期将南方铸工迁至殷墟铸器,六件壶是南方工匠及其徒子在安阳所铸。南方工匠的风格和工艺未能在殷墟得到发展,南方风格在殷墟不断被"安阳化",扉棱分铸工艺亦渐归失传。通过这样的梳理,也揭示了商代青铜器和铸工的流动
“新线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铁路建设(1949 ~ 1957)
新中国初期,为改变全国铁路分布不均衡的状况,并把西部地区建成新的工业基地和战略后方,国家大力投资铁路建设,新建了成渝、天兰、来睦、宝成、兰新、包兰、丰沙和鹰厦铁路等。新线建设中包含了比较重要的技术成就,创造了多项新中国第一。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模式,也离不开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但当时基建制度不健全、对地质勘测重要性的认识不足以及过分求快等因素,影响了一些工程建设的质量。总体而言,新线建设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新中国铁路建设的成就,证明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更离不开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坚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Study on Planting and Utilization of Sorghum in China
高粱起源于非洲,学名为Sorghumbicolor(L.)Moench,是禾本科高粱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中国,高粱因时间、产地和品种的不同,叫法各异,高粱无疑是今天该栽培作物最广泛的叫法。高粱曾一度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今天则主要作酿造、饲料等用途。自两汉时期从印度传入后,高粱在中国至今已有2000年左右的栽培历史,种植历史悠久。关于中国高粱的起源中心问题,学界是有争议的,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高粱是外来的,原产于非洲,经印度传入中国;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高粱是本土起源的。然而,从考古发现、野生分布、历史文献记载、SSR检测等方面分析,基本可以排除高粱是中国本土驯化的可能性,中国高粱应该是从印度传入的。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推测,高粱是两汉至宋元时期从印度通过多条路径传入中国的。在两汉时期,高粱可能先后通过西北、西南及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北、西南与岭南地区。在宋元时期,往来于中国与印度、阿拉伯等地区之间的番舶将高粱带到了中国当时最繁华的对外贸易港——福建泉州地区。高粱虽然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但直到元代之前,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高粱的记载都很少,说明这一时期关中、华北、淮河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区都有高粱的分布,但总体而言,高粱在各地的种植规模还很有限,因而没有引起士人的重视。在古代,由于高粱在不同时期先后通过西北、西南及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使得高粱较早在中国的推广开来;又由于高粱在形态上与黍、稷、芦荻等植物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且不同品种的高粱在穗形、株高等方面差异极大等原因,使得中国古代典籍中高粱的正名与别名长期共存,同物异名及同名异物现象严重。据本文统计,文献中指代高粱名词的有140多种。这些名词一方面构成了高粱丰富多彩的名称文化,另一方面也使得古代高粱的研究更加复杂,对高粱史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扰。高粱在中国的种植时间悠久、地域广阔,在长达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经过不断地自然和人工选择,中国古代人民培育出了许多不同的高粱品种,其中有百余个品种见于各时期地方志、农书等文献中。这些品种常常可以延续几百、上千年,它们保存了古代高粱的遗传基因,对于抢救和保护种子资源,培育出新的高粱品种,具有重要的传承作用。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农学知识的传入,我国农业科研人员开始致力于高粱品种的改良,从二三十年代开始,各地农业试验场等机构陆续培育出了一二十种高粱新品种,然而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新品种并未能大规模推广开来,因而未能对当时的农业生产产生重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粱品种改良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1949年至今,我国的高粱品种改良大致经历了农家品种整理利用、新品种选育推广和杂交优势利用三个阶段。与此同时,我国十分重视高粱地方品种的保护,多次发动群众对全国范围内的高粱品种进行收集,这项工作不仅有效地保存了我国丰富的高粱品种资源,而且为高粱育种工作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代之后,由于北方日益严重的燃料危机、水旱灾害的频发、人口大规模的增长、修筑河堤对秫秸的大量需求等原因,秸秆高大、抗逆性强的高粱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到明代中后期,高粱已经在全国大多数省份都有种植,不过这时高粱在粮食种植结构中的地位还远远比不上粟、麦、稻谷等传统作物。清代至民国时期,高粱在中国的种植区域与面积急剧扩大,在粮食种植结构中的地位也迅速攀升,成为北方地区及南方许多山区人民的主食。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对作物结构的调整等原因,高粱的种植面积在经过建国初期短暂的恢复和发展后,开始不断地萎缩;近几年来,由于国家农业政策的调整,以及高粱在饲料及生物能源制造等方面的潜力等原因,高粱的种植面积开始出现小幅度的回升。元代以来,随着高粱在中国种植区域的扩展和种植面积的上升,我国劳动人民对高粱的认识逐也渐增多,在吸收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到晚清时期已经创造出了一套完整的高粱种植技术体系,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非凡的智慧和我国传统农业的包容性。民国时期,由于近代西方农学知识的传入,我国高粱的生产技术水平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中西合璧是这一时期高粱生产的显著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各地的农业科研工作者对高粱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使得我国的高粱生产逐渐从经验农学的道路跨越到实验农学的道路上来。高粱浑身是宝,全株无弃才,是人们在长期对高粱开发利用后得出的结论。高粱籽粒具有食用、饲用、酿造用、制饴用、医药用等多种用途。高粱的秸秆用途更广,除可作燃料、农业及工业生产原料、建筑原料、医药外,还可用来制作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工艺品、乐器、教学工具、儿童玩具、丧葬礼仪用品等,并在各地民俗活动中的扮演着重要角色
沃尔夫物理学奖与量子信息的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成立于1976年,是世界物理学界最高成就奖之一,获奖者中有不少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通过介绍2010年、2013年和2018年沃尔夫物理学奖获奖者在量子信息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展示了该领域近年来的发展轨迹,并对比了这3届获奖者不同的研究思路
沃尔夫物理学奖与量子信息的发展
沃尔夫物理学奖成立于1976年,是世界物理学界最高成就奖之一,获奖者中有不少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通过介绍2010年、2013年和2018年沃尔夫物理学奖获奖者在量子信息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展示了该领域近年来的发展轨迹,并对比了这3届获奖者不同的研究思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重要科技政策盘点
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政策逐渐形成体系;改革开放后,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科技政策体系走向成熟和完善。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重要科技政策历程,发现中国科技政策具有从服务于政治和军事转变为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鲜明特点,科技政策的核心是发展科学技术、实现自主创新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这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基础科学研究:基于概念的历史分析
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体制化以后出现的概念。虽然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但它经常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社会公益性研究等,作为一个概念群出现于各种文献当中。作为科技事业的重要概念之一,"基础科学研究"出现在科技政策、科技体制、科技规划与计划、学科分类、科研活动与学术成果等方方面面中。本文从这一概念背后的科技政策与社会语境入手,考察其含义和使用方式的变化,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它的认知。从基础科学研究概念在政策及实践中的应用,厘清它对科技事业的影响。在梳理基础科学研究的概念历史、科技政策与科技活动关系的同时,重点分析其背后所表达的社会意图。期望从一个侧面,反映当代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与政策走向
康熙朝经线每度弧长标准的奠立——兼论耶稣会士安多与欧洲测量学在宫廷的传播
因康熙皇帝的个人好尚和国家治理之需,欧洲测量学知识再次传入。基于中西文献,详细考证了康熙御用教师、耶稣会士安多在地图制作、河道测量,特别是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大地经线1度弧长的测定中作出的重要贡献,此项工作为之后的全国舆地测绘工作奠定了基础。为配合大地测量,安多还曾编纂《测量高远仪器用法》,所述测量方法较明季同类著述多有更新,体现出康熙时代宫廷数学的实用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