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HNS OpenIR,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机构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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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rnst Mayr's Philosophy of Biology
恩斯特·迈尔是综合进化论的建筑师之一,也是自达尔文以来最伟大的进化生物学家,同时还是一位分类学家、热带探险家、鸟类学家、博物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除了他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之外,他还在生物学史和生物哲学领域发表过深具影响力的独创性见解和经典著作。由于他杰出的科学研究成就和深具洞察力的哲学目光,他的思想体系包括了丰富的科学思想内涵和哲学思考。迈尔从青年时代的新拉马克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并且坚决抵制软遗传的任何观点和学说;接受还原论唯物思想熏陶并与先验论和二元论绝缘的他后来成为反还原论、力主生物学和生物学哲学自主性的代表性人物,这些都表明其哲学思想的转变与他的科学研究活动是密切关联的。迈尔还是第一个强调生物种群作用的人,在此基础上指出“种群思想”和类型论本质主义之间的根本性差异。种群思想将每一个生物个体的独特性以及可能导致新物种产生的种群无限变异纳入考量范围。而类型论者关于每一个物种都具有不变本质的假设决定了变异和变异的有限性;除非通过骤变,否则不可能形成物种。迈尔使用自然选择和种群思想理论作为其生物学史研究框架的理论模型。并在生殖、环境和生活史的基础上提出生物学物种的概念,描述了异域成种模式,并运用大量证据证明地理隔离是成种关键。本文从反本质论、反活力论和反还原论三个视角对迈尔的哲学思想加以剖析。他为了推动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在达尔文进化论处于困境的时代与他人合作构建了现代综合进化论,消解了进化论和孟德尔理论之间的张力。针对达尔文进化论最受抵制的部分——自然选择学说,迈尔基于种群生态学和遗传事实梳理出三条推理,为自然选择的合理性做出了有力辩护。针对分子生物学不断涌现的新发现和新假说,例如“中性学说”,对自然选择带来的新挑战,迈尔坚持选择对表型的作用,从而将“中性学说”纳入了自然选择的框架体系中,成为他“偶然性+必然性”两步进化观点的合理组成部分。并且复活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注入“程序目的性”的现代科学内涵,使之成为生物学研究的有力助推器。迈尔用生物学成就论证或反驳哲学和科学中的错误理论,同时不忘对生物学中的一些概念或理论难题进行哲学分析,以期解决生物学和哲学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生物学和生物学哲学的自主性,指出功能解释和目的论解释在生物学中的合理性,并且力主生命世界中存在的历史性、特异性和复杂性。同时,他认为库恩的科学革命范式并不适用于生物科学。在生物科学领域,多种相互竞争的范式可以并行存在,并且宣称“革命”可能在不同的领域时时发生。对于生物学发展而言,概念的变换比新事实的发现更具影响力
1958 Sino-Russian Joint Observation on the Annular Solar Eclipse in Hainan Island and the Beginning of Radio Astronomy in China
本文探讨射电天文学在新中国特殊的科学、社会和政治背景下的诞生过程。射电天文学是20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天文学科,其兴起同建国初期国家需要和科学发展规划密切相关,同时又是借着一次中苏合作开展的天文活动即1958年中苏海南岛联合日环食观测这一事件发生的;并在其初期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大跃进运动的震荡。具体来说,本文着眼于研究新中国于1956年制定的第一个长期科学发展规划、伴随该规划而提出的“任务带学科”方针、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国际背景及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这四个方面在中国射电天文学因一次日环食观测契机从无到有兴起过程中的具体影响和作用。新中国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即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和“任务带学科”的方针为科学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并提出了具体实施方式。发展射电天文学是中国天文学发展远景规划中的内容之一。“任务带学科”是国家为发展经济和科学所做出的权衡。这是射电天文学诞生之前的相关条件和储备。射电天文学的诞生本身虽不是直接的“任务带学科”的结果,但却和这一方针密不可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是新中国20世纪中叶采取的特殊而有效的科学发展策略,曾经在新中国科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中国射电天文学发端直接缘起的1958年中苏联合海南岛日环食观测,正是中国和苏联在天文学上的一次成功合作;通过这次观测,中国向苏联习得射电天文技术,并在苏联的帮助和指导下建立起自己的射电天文队伍,从而有机会开展射电天文学的学科建设工作。大跃进运动是1958年开始的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它的总体特征是不顾实际,贪多图快。它使得当时新中国各行各业产生浮夸和盲目的作风,对科学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射电天文学诞生及早期发展过程也经历了大跃进的洗礼,使得这一新生命在幼年时期即走上了一段不符合科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曲折道路
The Jesuits in late Ming China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natural philosophy: a study based on Alfonso Vagnone and his works
明末清初西方自然哲学传华,是科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旨在探讨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AlfonsoVagnone,1566-1640)自然哲学著作在明末的传播,分析这批作品与其他传教士著作的关系。第一章概述高一志生平。他是明末南京教案的重要人物,山西的开教宗徒,不仅在传教方面颇有建树,著述也十分丰富,留下三部自然哲学作品——《空际格致》、《斐录答汇》、《寰宇始末》——反映了以亚里士多德学说为基础的自然哲学知识。第二章首先对《空际格致》的版本和内容进行评述,进而以该书卷下“地震”条为中心,展开详细讨论。通过比较《地震解》、《空际格致》和《坤舆图说》中的类似条目,反映《空际格致》在17世纪西学著作中的地位与影响,探索西方自然哲学知识在明末的传播。第三章第一节讨论《斐录答汇》的著述过程与内容,阐明高一志写作此书的直接原因是解答中国士人对自然现象的疑问。比对《泰西水法》、《天文略》书中类似问题的解答,可以发现《斐录答汇》与前二书在基本理论方面的相似性,同时也有差异和互补,各书采取了不同的汉译术语和表述方式。《斐录答汇》自有其原创性,并非是对前人作品的单纯继承或整理。第二节将《寰宇始末》与其他耶稣会士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探明该书上卷的部分内容,是在《寰有诠》的基础上经过直接引用和概括,并加以发挥而成;发现该书下卷部分条目复述了《天主实义》的文字,可见该书是对上述两种著作的继承和补充
Researc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per coating and converting, sizing and the relationgship with paper conservation
造纸术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创造之一,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纸张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与文明的传承、传播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伴随着造纸术和加工纸工艺的不断改进和创新,历朝历代遗留下大量的古纸材料,这些材料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珍品因内在和外界因素的影响下正逐渐变质、损毁。因此,研究纸张损坏的原因并实施保护便成为了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前人对于纸张保护的研究和探讨多集中在纸张本身的组成及环境对其的影响,很少涉及造纸工艺及加工纸工艺对纸张保护的影响。故而,笔者选择了加工纸工艺中常用的填粉和施胶两种工艺与纸质文物保护的关系进行探讨。加工纸工艺研究在纸史研究中尚处于比较薄弱的环节。本文在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及现代学者对各个时期古纸样品的分析检测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加工纸中的填粉、施胶两种工艺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选取了几种古代常用施胶剂和填料,以涂刷和表面涂布方式施在生宣纸表面,然后,对其进行了热老化实验,并对纸张在施胶、填粉前后和热老化前后的机械强度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填粉、施胶工艺,会对纸张的物理性能、机械强度以及耐久性能产生很大影响,所用胶料、填料不同,产生的影响也十分不同
Preliminary study on Chinese Science Museum development
科学技术普及是向公众传播科学技术的一项公益性的事业,它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科普场馆由于自身鲜明的特征而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科普场馆是随着近代西方科学技术而一同引入的,随着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不断变迁,中国的科普场馆也随之变化并不断成长壮大,成为了当今中国科学技术普及事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科普场馆的特点及对科普事业的关系,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科普场馆事业的成长历程,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并分别分析每个阶段中国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对科普场馆发展产生的影响,以及各个阶段科普场馆的特点和对中国科普事业的作用加以研究,归纳出中国科普场馆一百多年里的发展道路和规律。通过中国科普场馆的现状观察,分析出当今中国科普场馆的成就及发展中出现的不足,提出相关的建议措施;结合《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的要求,研究中国科普场馆今后的任务,及时代背景下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读小曾户洋与远藤次郎大作之感
精细的个案研究是把握整体图像的基础,博约之述可概括其历史脉络。此乃拜读两篇不同风格与侧重之文后的感想。在陈述有关日本近世汉方医学几个主要流派的一些基本看法后,归结于:如果远藤次郎之论是正确的,那么"后世"与"古方"两派的基本特征实无区别,故可追溯其根源至日本人的共同思维方式。其次,则是两种不同研究必需相辅相成--只有不断地进行精细的个案研究,才能逼近历史本貌;只有在综合性论述的体系中不断融入个案研究的成果,才能为新的个案研究提供新的平台与起点。如果各行其是,则总体描述的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个案研究永远会从低水平开始。更多还原;It is said that: "If you want to know a picture clearly, you must first observe every part of it. " Therefore detailed case studies should be the necessary foundation for obtaining a comprehensive image at any period. Here I offer my own reflections on the papers by Professors Kosoto and Endo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a number of important schools in Japanese "Kanpo" ( 汉方, Traditional Japanese Medicine from ancient China),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schools of medicine in Japan, and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medical arts, whether their development points to a common Japanese thinking type, etc
1980年以来美国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述要
美国的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是在1979年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逐渐崛起而正式展开的。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现已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强国。从综合史研究,学科史研究,学术团体、机构和科学家研究,核武器史与技术史研究等方面,择要介绍1980年以来美国的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成果,并总结其研究特点和不足,展望今后的研究趋势。更多还原</a
日本国民科学素养框架体系的构筑
在年轻人对于理科学习日益疏远的社会现实背景下,2005年,日本学术会议发起了《科学技术的智慧》计划。以北原和夫为首,来自七大领域的150名科学研究相关人员立足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的现状与传统文化,勾勒出所有日本人应该共有的科学技术基础素养的框架结构并据此制成了报告书。该框架如今不仅用于设置中小学校理科教育的课程大纲之中,并且也成为社会中大众科学教育(科学馆、科学展等)的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