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HNS OpenIR,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机构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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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宣德十年月五星凌犯》看回回历法在明朝的使用
《宣德十年月五星凌犯》是15世纪40年代从中国明朝传入朝鲜李朝的一份重要的天文学文件,详细列出了明宣德十年全年月亮和五大行星之间以及它们对恒星的凌犯现象。经验算,这些结果都是用明初编订的《回回历法》中所给出的算法计算的,目的显然是为中国的凌犯星占服务的,与朱元璋下令翻译回回天文星占著作的初衷一致。新发现的其他史料也表明,明朝政府除了把回回历法用于日月食的预报外,每年还用它计算回回民用历书、天文年历以及月亮和五星的凌犯;而且,对月亮和五星凌犯的计算结果及其星占也确实被朱元璋用于自己的政治活动之中
科学的见识——从德国的科研机构看“科学文化”之一
2012年6月,我参加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组织的赴德科研管理高级培训班,参观了德国一些部门的科研机构,历时3周。我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科学文化"。科学是一个共同体,科学的创新,与这个共同体的文化密切相关。科学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涉及科学家的知识结构、科研组织、科研活动、科研管理、科学评价,乃至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好的科学文化,是科学创新的土壤。没有好的科学文化,所谓的创新
竺可桢可持续发展思想研究
基于中国的农业社会背景,竺可桢对人口与水土保持、资源和环境等问题进行的深入思考,既与西方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相契合,也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诸多共通之处。本文重点从竺可桢关于人口与水土保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等方面的思考展开分析,以期对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和理论支撑
早期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谈庆明研究员访谈录
谈庆明研究员回顾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创立(1956年)到扩张(1958年),从调整(1961年)到"文革"的早期变迁历程。包括朱兆祥、林鸿荪帮助钱学森和钱伟长建所的贡献,钱学森、郭永怀的办所思想,"反右派"、"大跃进"、"除四害"、"超声波化"、"四清"等政治运动对力学所的冲击,爆炸力学学科在力学所的诞生和第一个发展高潮,郑哲敏、钱寿易的学术贡献等
1980-1981年院士制度在中国的筹备与搁浅
基于档案资料,考察了1980-1981年院士制度在中国的筹备经过与搁浅的原因及影响。这次院士制度的筹备导因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委员胡乔木的提议。筹备工作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进行。1980年筹备期间,在胡乔木、方毅的推动下,经由钱三强、于光远、武衡等负责操办,形成《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条例(草案)》定稿和《关于建立院士制度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0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了这3个单位上报的该请示报告。按照这次建立院士制度的计划,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将通过选举杰出科学家为院士的途径,建立终身纯粹学术荣誉性的院士制度,在中国形成真正的学术权威。但主要因为1981年5月许多学部委员于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强烈反对实行院士制度,这一计划搁浅。学部委员持反对意见的根源是,这次拟建之院士制度对他们而言不免激进和理想化,也与学部委员制度存在冲突。这一计划的搁浅是后来中国科学院未能建立与学部委员制度并行不悖的院士制度的影响因素之一
明末清初欧洲占星术著作的流传及其影响——以汤若望的《天文实用》为中心
以往多认为波兰耶稣会士穆尼阁(1610 ~1656年)和薛凤祚(1600~1680年)合作翻译的《天步真原》一书最早介绍了西方的占星术.本文根据新发现的汤若望(1592 ~1666年)《天文实用》一书,说明欧洲占星术明末时已经开始传入中国,并根据奏疏,认为此书编于崇祯十年至顺治元年之间;分析了它的成书背景,指出书中部分内容与托勒密《四门经》、阿拉伯天文学家al-Qabisi(? ~ 967年)《占星术导论》(1485年)有关;并指出此书在清初还为王锡阐、吕留良、梅文鼎等文人所关注,乾隆时又被钦天监官员张永祚所引用,并流传至日本,为西村远里的《天经或问注解》(明和8年,1771年)所征引
中国古代究竟有哪几项大发明?
“四大发明”是西方学者就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对近代文明的影响所作评价,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排名最靠前的重大发明。长期以来,“四大发明”的提法为国人广为接受,但多有误解,有必要予以澄清。文章对“发明”一词作了界定,提出了发明的分级和评定标准。据此列出中国二十四大发明的详目及简要说明,供研讨时参考
On Leibniz’s Theory of Space and Time
莱布尼茨的时空观通过著名的莱布尼茨-克拉克论战为人们所知晓,但是论战中莱布尼茨从未提及他的单子论,因此他在论战中表述的时空观在逻辑上是独立于他的单子论的。那么莱布尼茨在单子论中持有什么样的时空观呢?本论文将从考察莱布尼茨时空观的演变历程、莱布尼茨的单子和空间之间的关系、莱布尼茨的单子和时间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为切入点来勾划莱布尼茨的时空观。在第二章中我们将莱布尼茨时空观的演变历程分为早期(1669-1672)、中期(1676-1687)和晚期(1695-1716)。莱布尼茨在早期大体持原子论的思想,认为空间是一种独立物体而存在的实体,而时间是依赖于运动的偶性。在中期,莱布尼茨不再认为空间是一种实体,而是认为时间和空间和物质都是依赖于知觉的“良好基础的现象”。在1695年之后,他不再认为时空是“良好基础的现象”,而是认为时空是关系的、观念的和连续的,空间是“并存的秩序”,时间是“相继的秩序”,它们既是实际存在事物间的秩序也是可以可能事物间的秩序。在第三章中,我们从单子是否具有空间性这一问题出发考察单子和空间之间的关系。关于单子是否具有空间性这一问题,学者们分别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单子具有原初的空间性,单子具有派生的空间性,单子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空间性。第一种观点的支持者Russell和Rescher认为,单子的“视点”就是单子在空间中的位置,所有单子的视点的集合就形成了单子领域的空间,因此他们认为单子具有原初的空间性;而其反对者却认为单子的视点仅仅是莱布尼茨的一种比喻,我们不能将单子的视点视为单子的空间位置。第二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由于每个单子都有一个有机身体,因此尽管单子本身没有空间性,但是单子可以通过其有机身体而在现象的空间中具有派生的空间位置;而其反对者却认为赋予单子以派生的空间性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倒退和对“派生”一词的滥用。本文认为,关于单子具有原初的空间性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单子的视点仅仅是莱布尼茨说明单子知觉的不同清晰程度的类比,并且有大量的莱布尼茨文本明确反对单子具有原初的空间性;关于单子具有派生的空间性的观点,尽管具有一些文本上的支持,但是这些文本是否能代表莱布尼茨的最后观点是值得怀疑的,此外,即使我们承认通过单子的有机身体我们可以赋予单子派生的空间位置,我们也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承认这一点,因为我们对物体的内部结构的分析表明,并非所有的单子都拥有有机身体,总会有一些没有有机身体和从属单子的底层单子,这些单子就没有派生的空间位置。在第四章中我们围绕单子是否具有时间性这一问题来考察莱布尼茨的时间观。关于这一问题,大体有这几种观点:每个单子都具有一个私人时间,所有单子共享一个公共时间,所有单子和所有现象的物体共享同一个公共时间。本文认为,由于单子的欲求导致单子知觉状态秩序不断的变化,每个单子的状态变化都会形成一个时间序列,但是由于单子之间的前定和谐以及单子与现象之间的前定和谐,所有单子的知觉状态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单子状态变化与现象的变化之间也存在着同步关系,因此所有的单子和所有的现象都共享同一个对于整个宇宙都适用的公共时间。此外,莱布尼茨认为,上帝创世之初就设定了整个宇宙的一个一般的序列法则,所有单子和所有现象也都有一个序列法则,各个单子的知觉状态变化以及现象的变化都将按照各自序列法则依次展开,各个单子和现象的序列法则又只是整个宇宙的那个一般的序列法则的一个样式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technology leapfrogging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何促进信息产业的技术发展,提高信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信息产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对我国信息产业技术跨越战略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了信息产业的发展历程,探讨了我国当前信息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且从信息产业技术跨越战略选择影响因素的角度构建了指标体系,利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主要省份的信息产业技术跨越能力进行了准确地判断。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信息产业发展基本呈现出三个梯度,根据不同区域信息产业发展的情况本文提出了信息产业技术跨越战略选择问题。首先是针对信息产业发达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信息产业发展基础较好,企业自身技术积累充分,因此可以选择自主创新技术跨越战略模式;而信息产业中等发达地区,由于技术积累相对较弱,企业并不具备自主研发的能力,因此适宜采用合作研发的技术跨越模式;至于信息产业欠发达地区,由于技术积累弱,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因此可以采用引进模仿的技术跨越战略模式来迅速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最后提出了信息产业技术跨越战略实施的对策,强调应该强化政府职能、建立健全技术创新保障体系、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企业自主选择技术跨越战略模式、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重视人文环境建设等措施。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于认清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阶段和分布情况,以及不同特点的企业对技术跨越战略的选择有一些参考价值
Early Reception of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in Germany: 1916-1920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想考察德国物理学界早期对广义相对论的态度,考察的时间范围是从1916年——阿耳伯特?爱因斯坦完成引力场方程后的第一年,到1920年——英国日食实验结果公布后的第一年。本文将会从爱因斯坦通信集、他的诺贝尔奖提名以及有关广义相对论的文献目录这三方面来分析在1916到1920年之间一些德国物理学家对于广义相对论的态度,并将按照革命阵营、中立阵营和反对阵营来划分这些德国物理学家。本文试图分析在这段时间内德国物理学界对广义相对论的接受特点及背后的原因,并且关注在1919年光线弯曲实验之后德国物理学界的态度是否发生了大的转变。本文认为在1916到1920年,在广义相对论方面,德国并没有形成诸如莱顿大学和维也纳大学的物理学家研究团体,而且很少有德国物理学家从物理学的角度为这一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本文试图从爱因斯坦的个人研究风格、量子理论的发展来解释这个现象。在光线弯曲实验结果公布之后,虽然支持广义相对论的德国物理学家人数增加,但仍然有广义相对论的坚定反对者,而引力红移效应在实验测量上的否定结果也令一些人试图寻找一种能够替代广义相对论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