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HNS OpenIR,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机构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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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分析学知识的传入:王尚济译著《解析数学讲义》探析
王尚济是近代中国对传入分析学知识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其译著《解析数学讲义》自1922至1930年翻译而成,是法国数学家古尔萨的法文名著Cours d’Analyse Mathématique第1卷和第2卷前半部分的最早中译本。王尚济翻译此书与他曾受教于古尔萨,执教北京大学数学系时学生理解古尔萨此书原本大都尚有困难而其英译本存在明显缺点,合适的中文分析学教科书又匮乏的背景密切相关。《解析数学讲义》虽然存在一些翻译方面的问题,但不失为一部基本忠实原文、语言通俗易懂、译者对底本理解较为准确的高水平译著。囊括了所有古尔萨修订和改进的内容,是其胜过英译本之处。这部译著的出版对于抗战前古尔萨原书最新介绍的分析学知识的传入与大学分析学中文教科书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其出版后被一些高校用作教材,但没有再版,流传不广,未能对中国现代数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明清之际西方“三际说”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
三际说是西方近代以前用以解释各种大气现象最为重要的理论,明清之际经传教士输入中国,对当时中国的气象知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章梳理了利玛窦等人所译介的三际说,分析士人面对这一学说的新奇,他们多以传统的元气说或阴阳理论加以理解,产生了三际范围扩大、“三际无定”等认知。揭暄在此背景下绘制的“日火下降呖气上升图”,是当时中西科学交流中新知产生的一个范例,亦是我国古代气象理论的一项重要成就
图史与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的社会功能——“科技梦·中国梦: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综述
2013年12月15日至2014年1月17日,第一次以中国现代科学家群体形成与演进为主题的展览——“科技梦·中国梦: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本文回顾了学术团队在展览结构设计、脚本撰写、展品选取等方面的探索过程,阐述了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以人说史”“以图说史”“以物说史”的理念,并且总结和检讨了如何更有效地将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成果与公众文化传播相融合的心得
新旧交替时代的象征:“辫子画圆图”溯源
使用辫子画圆讲述西方新学是晚清学堂中独特的场景.目前流传颇广的“辫子画圆图”由来华的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埃利奥特于1905年拍摄于北京汇文书院,图中数学知识来自1898年出版的《平面和立体几何》中
历史学视野下的气象资料整理与综合性研究——程民生《北宋开封气象编年史》读后
自20世纪竺可桢(1890--1974年)发表《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川和《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等开创性的研究论文之后,历史气象学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其与天文学史、农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大气物理学史、疾病医疗史、水文学史、自然灾害史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世纪以来受到不同专业领域学者的高度重视
有机化合物中文命名的演进:1908~1932
考察了1908~1932年提出的有机物中文命名方案的命名方法与译名特点。论证了:在命名方法上,绝大多数人参照《日内瓦命名法》创制中文有机名词;1908年虞和钦选择根据西文普通名称拟定名词体系,是出于编辑教科书的需要,以及“普及”“中小学儿童”“普通教育”的考虑。在译名特点上,几乎所有方案都拟造了新字;绝大多数方案在用字上采用了意译法,有时兼用象形法。指出,1932年颁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为中文化学名词确立了统一的标准,在有机物的中文命名上,以《日内瓦命名法》为依据;所造新字与汉字字形相符,字形不显生僻;在用字上大胆革新,提出“取字应以谐声为主,会意次之,不重象形”的定名总则
有机化合物中文名称中的化学介词:由来与演变
详细探讨了1908年以来提出的中文有机物命名方案在化学介词上的使用情况,指出虞和钦在《有机化学命名草》中最早使用化学介词,并着重论述了他使用化学介词的语境,梳理了继虞和钦之后化学介词的演变过程,讨论了各方案对化学介词省略情况的处理
苏联对德国V-2火箭的技术复原(1945-1947)
在概述德国V-2 火箭研制历程的基础上,考察了苏联人通过与德国专家合作,修复德国已有的火箭工厂和技术资料,复原V-2 火箭的设计制造,逐步掌握火箭整体、发动机和控制系统的设计、制造、组装、测试与发射准备等技术,并最终在苏联本土实现火箭成功发射的过程.笔者认为,苏联采取在德国就地复原德国火箭技术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苏联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德国的人才、技术与工业基础,实现了火箭技术的全面复原,不仅包括有形的火箭产品,还包括无形的技术知识.V-2 火箭技术复原工作的成功显著提升了苏联火箭技术的起点,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各方面的坚实基础
Omens,Interpretation, Verifi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strology
中国古代占星术是在天人感应思想指导下的构建。在占星记录中,它由天象、占辞、事应三部分内容并置而成,这种并置实质是一种构建。本文就是从占星记录中的天象、占辞、事应出发,认识占星术的构建。但凡占星,必言天象。占星术中几乎囊括了所有天象,甚至包括一些大气现象。那么,天象在占星术中如何运用?怎样描述?所用天象,其可靠性又如何?本文以《宋书·天文志》为例,对其中的天象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用于占星的天象大多数是关于日、月、五星运动的天象,其中五星类最多,约占所记274个天象中的62.41同时,发现占星术是用异常天象占星。这些异常天象往往是各类天体的视听成象,它们是颜色、亮度、大小、形状、声音及其变化程度,以及位置关系等术语来描述的。本文选取汉唐之际的一种异常天象“太白昼见”为例,对古代天象记录的可靠性问题进行探讨,回退分析发现金星日角距在30度以上,视星等亮于-3.90的情况约占全部记录85由此说明金星在记录时间具备在白天可以看到的条件,古代的“太白昼见”应该是可靠的实际观测结果。占辞是沟通天象和事应的桥梁。要对异常天象占星,那么占星家就需要一部占经,从中找到能对应的占辞。于是,占辞的内容,以及如何使用占经中的占辞成了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荧惑守心”“月犯南斗”的占辞内容分析,了解到对天象的解释和预测往往来源于其富有占星意义的名称,而天象往往涉及不止一个或一类天体,而每类天体的占星意义又有多种解释,由此形成各种各样的占辞。以《宋书·天文志》为例考察刘宋时期占辞的选取,发现该时期最常用的占辞来自《郗萌占》、《荆州占》、《石氏占》等。在具体应用中,则往往由各家占辞组成,形成对天象的占星解释。本文还辑出一个《荆州占》的文本,并以此为例,对占辞的分类和内容进行探讨,发现它们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略到精密的发展趋势,应当是在长期应用中逐渐丰富起来的。人事与天象关联起来,就成为“事应”。构成这种联系的根据是占辞,也就是对天象的占星术解释。这种解释主要是在“天人感应”学说指导下进行的。所谓天人感应,就是天象和人事可以互相感应,天象可以预示人事,而人事又可能反过来影响天象,这是中国古代占星理论最重要的特点。但是,在实际占星记录中,究竟什么样的人事与什么样的天象被关联起来,它们又如何关联?本文抓住“时间关联性”这个概念对这种关联进行研究,即探讨天象发生的时间与被认定为“事应”的人事发生的时间之间先后有什么关系,即天象的“期应”如何。本文对刘宋时期占星文本中的天象和事应进行了考证,发现事应中的人事大都属于可以考证的国家政治事件,而天象发生的时间与“事应”发生的时间确实存在一种有效期,大多1年左右,一般在3年之内。也就是说,占星家在选择人事做为“事应”时,是要考虑到两者的时间关联性的。占辞中对此也有反映,有所谓“一年”之期或“三年”之期的说法,但具体占星记录中并不严格遵循占辞中的“期应”。总之,本文通过对中国占星术记录中天象、占辞、事应三方面内容的分析,对这三者如何在占星实践中表现出来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从而揭示了中国古代占星术是在“天人感应”思想指导下的构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