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HNS OpenIR,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机构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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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传统及其世界意义
中华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了科学的理性基础。在君主专制的体制和儒道互补的思想背景下发展的中国科学技术,在秦汉时期形成自己的诸学科范式,其后经历了南北朝、北宋和晚明三次高峰期,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开始落伍。北宋以来沿着自己传统的科学近代化趋势,由于"靖康之变"、"甲申鼎革"和"虎门销烟"相继三次挫折而泯灭,最终通过移植西学而融入世界科学体系。在人类文明的广泛交流和融合过程中,中国科学的传播以及它作为中华文明接受外来文明的基础之一而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史的一部分
黄炜传略
黄炜(1922~2014年)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1961年,她调入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担任学术副秘书。此后成为该室实际负责人,对该室纠正1958年以来“左”的特别是批白专道路、“拔白旗”的错误,重启研究生制度,科研队伍建设做出重要贡献。“文革”中遭到批斗。“文革”后担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业务组组长,对于研究所的学术组织工作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的筹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薄珏天文学著作新证
明末学者薄珏,以精通天文、历法、声律,制造望远镜、火炮及奇巧机械知名,其著作长期隐没,存亡不明。本文介绍新发现的薄珏天文学著作《经纬书》系列作品,考证版本、递藏、内容特色;通过若干案例,分析这批作品与《崇祯历书》的关系,进而探讨相关西学知识藉以传播的人脉网络
中文古籍中植物图像表达特点刍议
在对中国古代配有植物插图的书籍做初步梳理的基础上,就植物图像丰富、图像来源清楚且影响较大的几部作品,如《尔雅音图》、《本草图经》和《救荒本草》等,分析了其插图的绘制目的、图文组织、图像内容和绘制特点等,讨论了植物图在相关知识的记录和传承中的作用。文章认为,尽管中国古代植物图的质量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然而从配图古籍的数量、对植物知识的图像表达效果、图文从属关系等方面来看,植物插图较文字表现出的弱势,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植物学知识自身的深化
Study on Geoscience-Knowledge and Evolvement 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历史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是科学史研究的重大问题。是彼此冲突,水火不容?是毫无关联,平行发展?还是相互影响,有阻碍有促进?尤其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最早是如何发生的?本文拟就汉译原始佛典中地学知识应用和衍变及其与佛教教义关系的研究,从一个过去不为人们注意的角度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具体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依据针对汉译原始佛典的文献解读,运用思想史和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整体把握古印度文化特征和佛学基本思想,同时具体对零散分布于佛经中地学知识进行梳理与分析,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叙述它的存在、语境、体系、功能与衍变。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主要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四个阶段。原始佛教是最为重要的时期(通常指释迦牟尼在世说法至其灭度后约一百年的时间,即约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到公元前四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提出了“四圣谛”、“八正道”、“缘起论”和“法印说”等重要概念,形成了佛教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故此,本文在此语境中分析地学知识的存在与功能问题。汉译佛经中的原始佛教典籍是四部《阿含经》,它含有大量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如天文、地理、气象、矿物、医学、化学、动植物等方面的知识,地学知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此为主要史料,将所收集的地学知识或与地学直接相关的科学知识史料分为世界构成、宇宙演化、地理分布、气象变化、矿物功能等类别,并具体从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三千大千世界”,“成—住—坏—空”循环往复的宇宙演化模式,四大部洲的地理分布,风、云、雨、雷、电多样的气象变化,金、银、水精、琉璃等矿物的建构功能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与阐释,发现原始佛教中的宇宙观与宇宙演化模式是神学的而非世俗的,气象与矿物的知识应来自世俗世界,有一些知识则是出于佛教教理的需要而进行了宗教虚构。原始佛经的地学知识并非一成不变。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公元1世纪中叶印度佛教进入大乘佛教阶段后,原始佛教中的某些地学知识和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这从一些大乘经典可以看得出来。本文认为:引起地学知识及观念衍变的原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主要是佛教教理的变化,尤其是佛教思维方式的变化;外因主要源自于古印度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即使佛教已经自成封闭体系了,但他的发展与演变仍然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原始佛教教义与原始佛教中地学知识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佛教教义的阐释需要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地学知识)的帮助,而地学知识在佛教经典中又常常被理论化、肢解和改造;佛教不仅会吸收世俗的地学知识,它也会自己建构宇宙观、宇宙演化的理论和地学知识,这些知识也会传到世俗社会影响地学知识的演化;而世俗尤其是民间的地学知识又依赖于佛教经典的撰述而保存下来,从而有利于整个地学知识的积累与传播
The Temporal Relation Between Celestial Phenomena and Their Portending Human Affairs in Chinese Ancient Astrology: A Case Study on the Astronomical Chapter of the Jin Shu
中国古代占星术注重天象与人事的关系,历代天文志中就载有大量的天象与“事应”记录,它通过将原本与人事无涉的天文现象同人事相关联,使后者成为了天象的“事应”或“事验”,而其中的每一条事验记录则成为了支持古代占星术的经验证据。本文以唐代星占家李淳风所编撰的《晋书·天文志》“史传事验”为例,探讨在中国古代占星术中天象与人事的关联方式,即人事如何成为天象的“事应”或“事验”。这二者的关联方式有很多,如五行学说、分野理论等,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天象与“事应”的时间关联性,即天象与其事应在时间上的相继关系。我们可通过对“史传事验”525条事验记录中天象与事应时间的考证及对其时间差值的统计分析,来揭示中国古代占星术中天象与事应在时间关联上的特征以及该关联的影响因素。基于对“史传事验”中天象占验文本的量化分析,我们发现,这些记录的构建者往往选取天象发生前后四年内,尤其是半年内的事件与其关联构成事验,二者间隔的时间越长,被关联为一条事验记录的概率就越低。同时,八成以上的天象早于其事应,但天象与事应的先后关系并不唯一,并且,天象与事应的时间间隔因其所涉及的天象和事应的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别。基于天象与事应在时间关联上的特征,本文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首先,古人对于天象和人事的理解会影响到天象与事应在时间上的关联,在这之中,天象的视觉特征赋予了天象强弱不等的星占意义,所涉人物的政治地位也为事应的重要性划分了等级,这都也大大影响了作者对天象与事应对应关系的选择。同时,我们认为二者在时间上的关联与迷信行为形成的心理机制有关。再者,“史传事验”的记叙方式也影响了作者对于天人关系的构建。对于一条天象记录,事验编撰者往往会选择与其属于同一朝代、同一帝号、甚至同一年号的事件与之相关联;而且星占文本所采用的“多言或中”的记叙方式也使得天象与事应的时间间隔集中在半年以内。最后,天象与事应在时间上的关联特征也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历算水平的发展和政治传统的变迁而产生了历时的变化
抗战前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课程变革
北京大学数学系是中国第一个大学数学系。在数学门时期,没有严格落实1913年教育部《大学规程》规定的课程,所设专门科目较少,但分析、代数、几何方面的基本科目形成一定规模。1919年之后,至迟自1923年起,课程发生大规模扩张,形成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对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数学系的课程设置可能具有示范性影响。1931年江泽涵主持系务后,课程再次变革,即注重设置数学专业必备的基本科目与20世纪纯粹数学扩张以后新涌现的或重要的专门科目,删减一批长期设置的科目,使课程建设取得新进展。这次变革体现了江泽涵、冯祖荀和胡濬济主张的大学数学教育"惟宜与以普遍智识"的精神,也受到美国数学家奥斯古德的影响,是进..
从“九章”到“中国古算书”——王季同致李俨信解读
王季同出生于洋务运动时期,是经历中国数学由传统到现代转变的数学家.李俨是中国数学史学科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一封王季同致李俨的信,是反映王季同数学思想的重要史料,对于研究清末民初数学家对中国传统数学和清代数学的看法、李俨与王季同的学术交往均具有参考价值.文章披露和解读此信的内容,并考察其产生时间和相关背景,以期丰富关于王季同和李俨的研究
北京大学的胰岛素合成工作——施溥涛研究员访谈录
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由多个单位合作,共花了约7年的时间才完成,中间经历过不少转折。通过对该工作重要参与者施溥涛的访谈,介绍了这些转折的原由和北京大学进行胰岛素工作的详细经过。从施溥涛对大兵团作战、合作中的争论、1978年的总评大会等大量事件的回忆,以及他对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意义的评价,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开放前我国"无产阶级的科学道路"的具体走法以及政治运动等科学外部因素对科研工作的影响
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原始性创新及其在我国评价制度中的风险
原始性创新是我国本土提出的新概念,但对其定义、内涵及特点还没有统一的认识。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基于知识生产过程,本研究对原始性创新的定义进行了新的诠释,并总结出原始性创新与其他研究活动之间的区别,提出了原始性创新的本质及特点。进一步地,通过对我国现有评价制度的分析,阐明了在我国制度环境中开展原始性创新所面临的制度风险,并据此提出了改进的方向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