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HNS OpenIR,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机构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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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科学革命：从科学3.0到科学4.0的跃升
No full text该文从学者的需要及其满足、科技与经济社会结合越来越紧密的角度来考察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把科学发展与科学形态的演变划分为科学1.0、科学2.0、科学3.0,并指出即将发生科学3.0到科学4.0的跃升,这一跃升可称之为云科学革命。云科学革命新增六项内容：1以优秀学者为本、以满足优秀学者的意愿和需要的角度进行体制机制的设计与安排,以国家和社会需要为引导与约束;2开放式评价法;3开放式经费分配与考核制度;4学术带头人决定论、前沿学者认证制度与前沿学者负责制;5网络/平台型科研体制;6知识生产企业化及学术市场化。实施开放式评价法与前沿学者认证制度是云科学革命的启动之举,此外还探讨了三项具体实施方案,以体..
知识创新环境相关的历史检视：启蒙运动、哲学革命和自由主义传统
No full text接上期介绍的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和英国宗教改革相关的科学发展历程,本篇继续论及与法国的启蒙运动、德国的哲学革命和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相关的科学发展历程。法国：实验科学的复兴与启蒙运动法国全称为法兰西,即法兰克人的王国。法兰克人属于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4世纪初他们以联邦成员的身份定居于罗马帝国境内的高卢东北一隅。克洛维一世(ClovisⅠ,466—511)建立了法兰克王国,以墨
民国时期的中学生物学实验教育概况
No full text民国时期中学生物学教科书的编者不同程度地将实验的思想和内容渗透或直接体现于教科书中;教师培训更是将生物学实验作为培训的重点。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真正能在中学生物教育中充分开展实验教育的实在是少数,师资水平、思想观念、经济水平和战争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学生物实验教育的开展
公元1408年超新星记录之争议及解释
No full text学界对1408年几条短暂星象记录是否为超新星记录存有争议。李启斌认为这些记录对应着同一超新星爆发事件,而斯蒂芬森认为其更可能是流星记录。双方各持己见,争议持续至今。本文对此争议进行了初步考察,结合新发现的史料,部分赞同斯蒂芬森的观点,并对整理和利用古代天象记录提出一些看法
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历程
No full text本文详细介绍了在多起政治运动的冲击下,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的科研人员完成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工作的曲折、艰辛过程,以及它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提名的经过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绍介
No full text搜集、抢救、整理和研究中国近百年来的科技发展史料为本刊核心内容,“传记”曾是本刊主要专栏之一。自2010年“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启动以来,本刊在密切关注、及时报导其信息动态的同时,积极刊发相关研究成果,并出版了采集工程口述史专辑。本期特约请该项目的首席专家张藜研究员撰文介绍《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主体内容并阐发对科学家学术传记研究的一些思考,同时刊发已出版的50部科学家传记的出版信息和简介,以飨读者。本文以传主的出生时间为序;少量尚在印制过程中的传记将在本年初出版
非线性STS,工程研究和工程形塑的主导性意象——对盖瑞·唐尼教授的访谈
No full text盖瑞·唐尼（Gary Downeyis）教授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的现任主席（4S;任期至2015）,也是STS和工程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本次访谈中,唐尼教授描述了他是如何领导4S学会唤起人们对超越＂知识的创造、扩散与利用＂这一线性模型之外的STS研究的。他曾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后作为文化人类学家从事核能和核废料处理研究。他描述了他如何发展他的＂批判性参与＂的概念和实践。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工程师就形塑了工程是解决问题的这一主导性意象,唐尼对工程形塑（包括工程教育和培训）的批判性参与就始于对这一主导性意象的批判性分析。他质疑,为何在STS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崛起过程中,工程除了作为技术的同义词或对新型技术的异质建构这一隐喻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这种不可见性又是如何呈现的？他在教学中面临着以下至关重要的困难,即要把那些在工程形塑中被工程是解决问题这一主导意象所遮蔽的对象呈现为有形,并提出另一种作为协作性＂问题定义和解决＂（PDS）的替代性工程意象。现在他正在通过推动PDS意象和相关实践在工程形塑与工作的本地化领域内扩展,从而将STS知识和专长的＂旅行＂理论化。唐尼也解释了他如何与其他研究人员一道将＂工程研究＂建成为一个融合传统和非线性研究的跨学科领域,其关键步骤包括开创＂工程研究国际网络＂（INES）,组织INES论坛,和成功将《工程研究：工程研究的国际网络杂志》（英文）杂志打造成一份SCI索引期刊
Golden Juice: A Study on Fertilizer Technology in China(10-19th Century)
No full text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两种农学传统：即以士人为代表的学术农学传统与农夫、农妇日常所践行的实践农学传统，本研究藉由肥料技术来分析两种传统之间的分野与交汇，重点关注学者的思想与革新实践以及普通农民的农业劳作各自在中华帝制晚期肥料学史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对于学者的农业知识与农民的农学实践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即使同一学者在不同场合对此问题的态度也甚为模糊。白馥兰认为，在中国传统时代，农业是将有关自然力及过程的宇宙论知识用于稼穑的一门科学，学者型官员和士人在农业技术的创造与传播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撰写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过程中，她转而认为农业并非一门科学而仅仅是实用技术，农业史的里程碑并不是推演新法则，而是沿革新工具、发现新作物。无论科卢梅拉、贾思勰、徐光启或是杰维斯?马卡姆，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农学家关心的不是如何阐述理论，而是记录下农民既有的经验与技术，并加以传播。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学术农学与实践农学的分野、厘清它们各自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在数千年的传统农业实践中，形成独具特色且水平高超的施肥技术，尤其是宋代以降，伴随着土地-人口比率的降低，无新土地可供开垦的农民便把全部精力用在对已有田地的精细耕作上，勤加培壅、惜粪如金成了整个社会的重要议题，学者和农民纷纷投身于肥料的实验与实践中，从而使肥料成为可供研究学者与农民两种农学传统的一个绝佳案例。农民的精力主要耗费在肥料搜集上，从宋代开始，成年劳动力一方面投身于需要很大劳动消耗且需要高超技术的罱河泥上，另一方面还要利用其他空闲时间来搜集肥料，儿童、妇女或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则经常从事拾粪活动，小农家庭巧妙地利用各种空闲时间与全部家庭成员的劳动来积攒肥料，并把肥料的搜集从生产领域延伸到其日常生活中。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从城市中运输粪便来施肥成为农业用肥的主要途径之一，形成沟通城市与乡村间资源与生态连接的产业——金汁业。在这种情况下，肥料技术比起前代有所进步，主要表现在肥料的种类不断增加，有机肥的积制和施用技术的日趋精致上，但这种“进步”实质上是以牺牲农民更多的劳动消耗和投入更长劳动时间为代价的。官员和学者在肥料领域亦做出诸多努力与尝试，他们借助传统哲学中的气论与中医学理论，从学理的角度对施肥原理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与发挥，并依据道家炼丹之法与中医配伍之方，为土地炼制了一种包治百病的“丹药”，这种新型肥料被称作粪丹；他们对把用在名贵观赏花卉中的精细施肥法利用在大田施肥中，亦做了有益的尝试；同时，凭借宦游各地的便利条件，学者们对各地肥料技术加以记录、整理，并结合自己已有的肥料知识，积极地把先进的肥料技术与知识传播到施肥技术比较落后的地区。本研究认为农民和学者在帝制晚期肥料史的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积肥、制肥与用肥是肥料使用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农民的着力点在对肥料的搜集（即积肥）上，虽然他们惜粪如金，但是仍然陷入到技术内卷中，他们的勤劳并没有带来所谓的“勤勉革命”，反而陷入危机中，直至施肥劳动获得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学者虽然在制肥、用肥的层面上虽提出了诸多理论与新见，但他们依据的原理的模糊性及其在“实效”上的苍白无力，加之学者们设计的肥料积制、施用方法在技术上的繁琐、复杂与经济上的昂贵与不合理，所以没有被农民吸收并应用到肥料实践中，其发明的新技术只停留在单纯技术发明的层面，而未能被应用到实践中引起技术革新，更遑论技术得到普及从而造成肥料技术革命
Felix Klein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Applied Sciences of University of Goettingen
No full text在威廉·冯·洪堡于19世纪初进行大学改革后，德国大学便逐渐以纯科学研究为首要追求。而在技术方面的教研任务则交由技术高等学院。各自为政的两者分别负责纯科学与技术应用的教研，由此构成了当时的德国高等教育体系。直到克莱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哥廷根大学进行了一场教学与研究机构改革，将应用科学引入哥廷根大学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这场极大促进哥廷根大学应用科学早期发展的改革，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是多种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因素互相推动的产物。为了保障自身发展，无法从政府处获得充足资源的哥廷根大学积极寻求政府外的资助。出于财政问题，普鲁士政府也鼓励大学在政府外另寻支持。当时德国工业的迅猛发展也对德国高校提出了更高的人才和技术要求。这些因素构成了这场改革的时代背景。而对于一直想要改变高等教育体系中纯科学与技术分离局面的克莱因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机会。但哥廷根大学发展应用科学的举措，最初被大学和技术高等学院所反对，工业界也没有予以太多支持。但克莱因没有气馁，而是静待有利时机，在阿尔特霍夫、林德和博廷格尔等诸多盟友的支持下，一步步解决了这些问题，逐步将自己的计划变为现实。从1896年的小型机械实验室和物理化学与电化学研究所，到1898年的哥廷根应用物理及数学促进协会，再到1898年至1905年间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以及应用电学研究所等一系列应用科学研究机构，他逐步将应用科学引入了哥廷根大学之中，为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克莱因的这些举措，除了为哥廷根大学应用科学的早期发展提供强大保障外，也为德国高校的教学研究与机构的组织设置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私人企业与大学教授合作，以解决相应的技术问题。这为应用科学在大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极具可行性的出路，也给日后世界上其他大学设立应用科学技术相关的研究机构提供了参考。可以说，应用科学在哥廷根大学的蓬勃发展与克莱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场改革密不可分。克莱因顺应德国工业迅猛发展与哥廷根大学自身发展的时代需要，将与工业关系密切的应用科学引入哥廷根大学中，既使哥廷根大学逐渐发展成德国乃至世界的应用科学和数学中心之一，也跨越了德国传统高等教育体系中纯科学与技术应用的鸿沟，实现了自己要在两者间构建一座桥梁的雄心壮志
医史研究“三人行”——读梁其姿《面对疾病》与《麻风》
No full text医疗社会史、医疗文化史、疾病史,在迄今所见的各种医学史中并非无所涉及,但在当今一些研究者却力倡只有将视角移至一般民众,才可谓之关注社会、文化,并自称＂另类＂。梁其姿在隶属这一范畴的新作中提出：成功的医疗史,不仅要被认可为中国历史的构成部分,甚至要能主导史学取向的变化;总有一天,要从＂过去的另类＂成为＂未来的主流＂。然医史业内却对这种代表着＂医学史发展新方向＂的著作反应冷漠。作为一己之思考与读后感,认为问题并非出于众多医史工作者的＂墨守＂;而是这种所谓＂医疗社会文化史＂在研究方法、材料处理等方面存在问题,尤其是＂以论带史＂——从＂概念入手讨论实践＂的主导方式最不可取